高校的创新活力不够，问题可能出在制度上。
说起国内高校的科研创新，很多人可能会会心一笑，觉得国内高校大部分科研论文都是凑数而已，治学的态度和学术氛围都不好。但是最近，北大的薛兆丰教授在一次研讨会上推测，这背后可能是制度上的原因。《经济观察报》整理了薛教授的这次演讲，下面来给大家说说。
先说说美国高校的情况。薛教授说，他在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发现，就是学校对教授们做科研还是做投资管得比较宽松，制度上没有那么多硬约束。比如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在做讲座的时候，学生问他是怎么分配做科研和做投资的时间的。他的反馈是，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搞科研，也可以用来搞投资。也就是说，学校对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硬性限制。后来到麻省理工交流的时候，薛教授也发现，麻省理工虽然没有斯坦福管的那么松，但是很多教授也是，既在学校做科研、带学生、申请专利，同时又到创新企业里任兼职，搞商业，也申请专利。所以说，美国在激励创新方面的制度还是比较有效的。
另外，薛教授说，美国相关的两项法案也对高校的创新起到了作用。一项是1980年推出的拜杜法案，虽然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归联邦政府所有，但也允许研究机构或学者获得商业开发权，商业开发赚到了钱，他们也可以拿到；另一项叫史蒂文森-怀特勒创新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当联邦政府的钱投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必须专门成立办公室，负责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商业转换。这样一来，发明创造的产权得到了很好的界定，科技的商业转化也就得到了激励。
所以说，现象与制度安排其实是分不开的。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大问题，一是知识产权归属；二是商业利益分配。产权问题，就像同一块石头交给不同的人，结果可能相差很大，它可能还是石头，也可能被雕琢成玉。利益分配也是这样，分配方式不一样，人们努力的方向也就不一样，要按发表论文的篇数来奖励，那大家就努力发表论文，若按商业转化后的实际收益分成，那人们就会往应用方面下功夫。
我们经常说：既要把饼做大，也要把饼分匀。意思是，先做饼，再分饼，两者相对独立，前者不受后者影响。但薛教授说，事实是相反的，应该是：饼的分法决定了饼的大小，分饼分得科学了，饼才能做大。也就是人对未来的预期，决定他们当下的行为。就像当年的农村改革，就是从土地确权开始的。所有权还归集体，但农民可以承包，收益可以分成，有了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那种地的积极性就提高了。所以，薛教授说，有形的土地确权，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对于无形的知识产权也要确权，才能鼓励创新的能量爆发。
但现在的情况是：在知识产权归谁这个问题上还缺乏科学、明确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谁投入就归谁。比如政府做了资助，大学提供了资源，领导发了工资还委派了任务，那在这些基础上做出的发明创造，就归投入者和委派者所有。另一种认为，谁能把想法应用得最好，让它产生最大的效益，那这发明创造和知识产权就归谁所有。薛教授说，这两个观点，前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合理，但其实效果很差。后一个才更符合人的行为规律，像美国的拜杜法案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虽说专利是在政府资助下产生的，但专利攥在政府手里，发挥的价值很有限，不如就把商业开发权送给发明人，让它产生溢出效应，造福社会。
以上就是薛兆丰在近期研讨会上演讲的主要内容，供您参考。
本文源自：《经济观察报》（薛兆丰：为创新确权——饼的分法决定饼的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