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华夏民族之摇篮，东方文明之滥觞”，说的便是有着十三朝古都的土地——陕西。这块地形南北狭长的地域，在不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气候下被截然区分，同时也孕育着风格各异的作家群：陕北的粗犷豪放，关中的深沉厚重，陕南的内敛细腻，三个区域的作家们都用不同的文学气质书写着他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
追溯陕西文学的兴起，有人说就是从当代著名作家柳青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三红一创”一说，这三红即是《红旗谱》《红岩》《红日》，而“一创”便是柳青所著的红色经典《创业史》。故事以主人公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其实在《创业史》之前，陕西著名作家王汶石和杜鹏程就分别用他们的作品《沙滩上》《黑凤》和《保卫延安》将陕西文学带到了全国人民的视野中，而后小说《创业》在1959年《收获》杂志上的全载，则可以说是将陕西文学推向了高峰，掀起了国内讨论的热潮。
作为陕西文学第一代中的典范，柳青放弃了北京，辞掉了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落户长安县皇甫村专心写作14年。在柳青这有意“去作家化”的14年里，他绝不做社会的旁观者，而是做现实的介入者；不做生活的客居者，而去做生活的主人公。一贯深入生活，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中间，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写作，这才有了被誉为经典性史诗之作的《创业史》。它的诞生，也在这片黄土地上持续孕育着被称为“第二代”陕西文学的一批作家。
路遥，便是其中受到柳青影响最大的一位“新人”。
上大学时，路遥被借到《延河》做了编辑，从此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学前辈和理论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和滋养。走上文学道路的路遥，继承了陕西黄土地文学的传统。在内心深处，他甚至把柳青看做自己的“教父”。对柳青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使路遥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应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所生活的时代的宏大记录。于是才有了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人生》。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路遥更是准备像他的文学教父柳青那样，写一部多卷本长篇的小说，将作品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至于书名，他早已想好，就叫做《平凡的世界》。
在那个八、九十年代文学“盛唐”的时期，如果说路遥凭借着《人生》《平凡的世界》成为了青年心中一个励志的“偶像”的话，那陈忠实绝对能称得上一个文坛的“传奇”。从1983年构思到1993年完成，陈忠实用十年时间，磨出了一部民族史诗《白鹿原》。可能多数人只知道这部史诗奠定了陈忠实在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却不了解这背后，少不了路遥的“打击”。
陈忠实曾说：“路遥只用了10年就攀上文学高峰，是他刺激我写出了《白鹿原》。”1982年，当陈忠实得知路遥的《人生》已经发表后，他当天就到文化馆，拿到馆里订阅的第3期《收获》。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读起来，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
读完之后，陈忠实坐在椅子上，他形容这是一种“瘫软的感觉”，更是一种“艺术的打击”！但幸好这种打击似乎是“正向”的。44岁的陈忠实透过《人生》听到了生命的警钟，他决心要写一部“死的时候可以有做枕头的一本书陪着自己”的小说。正是与路遥的“较劲”，才有了《白鹿原》的诞生。而《白鹿原》的大红大紫，又惹得另一位文坛“奇才”嫉妒丛生。
这个人便是贾平凹。年纪比前两位稍小的贾平凹并没有被“老大哥”的著作等身给震住，上来一篇《满月儿》便摘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后以《商州》系列为代表的大散文，以《废都》为代表的小说，逐渐让大众看到这位“关中鬼才”的实力。在赢得掌声与荣誉的同时，大家不免拿贾平凹与陈忠实比较，比较谁更厉害？加上《白鹿原》的大红大紫，《废都》的国内遭禁，更让真相扑朔迷离。以讹传讹下，甚至到了他俩一见面就会扭打在一起的地步。其实，在陈忠实口中，对方是“平凹”，凹字上声，发“娃”的音，像是兄长对小弟的称呼；而贾平凹称对方为“老陈”，柔和的言语里透着亲切。陈忠实与贾平凹就如两棵大树的相互眺望，彼此心照不宣，只用作品供世人论道。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陕西文坛的三架马车间存在的种种“神秘”的矛盾，更像是整个陕西文坛的缩影，他们“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相互竞争的深处是对文学真挚地追求。
正如1992年11月17日，路遥病逝后，陈忠实在《互相拥挤，志在天空》中所说：“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的激励。”
也正是这种相互的“较劲”才有了1993年“文坛陕军挥马东征”的壮举。那一年，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不约而同被京城五家出版社推出，五部长篇一经问世便引发热潮，盛赞与批评接踵而来，轰动一时的“陕军东征”也成为了当年陕西文坛井喷下的一大文化现象。
至此，陕西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地域特色的强大的作家队伍，被人们命名为“陕西作家群”。跨入到新世纪，陕西作家群的活力不减当年。贾平凹不断给文坛创造着惊喜，《怀念狼》《秦腔》《古炉》《带灯》相继问世，其中《秦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成为继路遥、陈忠实之后陕西第三位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的作家；京夫推出了《鹿鸣》；高建群连续写出了《大平原》《统万城》；叶广芩连中两届鲁迅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
并且“陕西文学的第三代”也犹如初升的旭日跃上陕西乃至全国文坛。如红柯、李春平、高鸿、李汉荣、阎安、周瑄璞等。尤其是红柯，刚一走上文坛，就以其西部风情浓郁，内容个性鲜明的中短篇小说连获两届鲁迅文学奖，并以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和《乌尔禾》被全国文坛所瞩目；另一边偏居陕南一隅的李汉荣则以诗为陕西文坛所知；还有身居安康的李春平则独自在上海奋斗，写出了《上海是个滩》而名噪文坛。
在几代作家不懈创作中精神与智慧的沉淀下，陕西被冠以了“文学重镇”、“文学大省”的美誉。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陕西文学那么强”？其实在回顾完整个陕西文学史我们不难归结出其中的缘由。
一是，十三代古都以及华夏文明发源留下的传统文化对这里人们的熏陶和培育。古有诗经，乐府，汉代大赋，大唐诗歌，唐代传奇，无数名篇产生于此，气象万千，因而有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的深刻根源。
另一大影响便是“红色延安”的文学传统，它以贴近人民大众，高度重视作家的生活体验，鼓励投身火热的生活去汲取题材和灵感为标准，于是有了“第一代”先辈对农村题材的执着与感悟，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夜走灵官峡》；以及王汶石的《春节前后》，《大木匠》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再者，浓烈的乡土情节，使得陕西文学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持久地关注，并且对其中所谓“乡土灵魂”的进行着不竭地探索。回顾陕西文学，无数个经典文本都指向生长在这片黄土地下的作家们对乡村对土地对农民的那份情节，在他们的创作中都在阐释着土地与人类的关系，尽管他们的思想侧重点不同，艺术透视的焦点也有异，但其特点显而易见：农村生活，现实主义，史诗意识，厚重大气。
且，那种长久以来“面朝黄土背后朝天”的耕读传统，让陕西作家们具备一种坚韧、顽强的创作精神，不仅与自然进行激烈的抗争，也对命运、对世界进行反抗，成为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而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代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则在前代人影响下对新引入的“城市”的概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们或写城乡交叉地带，或写关中，或写商州，阐述着时代变迁与土地和人事之间的关系，但即使是在写城市，他们也不脱乡味。因为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的根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这群“农裔城籍”的作家虽各有个性，但他们身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力、浓烈的乡土情结和底层意识，这都与深厚的乡土情节离不开关系。
回顾几代人用作品及生命筑造的“陕西文学”，既有瑰丽的珍宝也有让人泪下的史诗，既有骄人的过去也有灿烂的当下。曾经为陕西“打下一片江山”的作家们，或已作古人或步入花甲，60年来，他们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兼具的作品为陕西赢得了“新中国文学重镇”的美誉，将一种笔耕不辍、不耽浮华的文学精神立于陕西文坛。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真心地期待着陕西文学能够再次出发，再次掀起现象级的文学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