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甄士隐出现在书的前几回，作者说自己欲将“真事隐去”，故创作出“甄士隐”这个谐音的叙述者，不过读者万不可被作者这寥寥几笔骗过，认为他只是个引子，实则甄士隐的一生，不仅奠定了全书的叙事基调，即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而且甄家的结局也预示了现实中曹家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甄士隐也就是曹雪芹。

      小说中，甄士隐生在这“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为人不喜名利二字，靠着祖上的基业，在当地也是个望族，平日里“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其妻子又是个和他性情相投之人，这样的人物设置，就是典型的静态人物，所谓静极思动，这和那块不能被补天而想着去红尘中历练一番的顽石倒有几分相似，所不同者，顽石是主动请缨，而甄士隐是被动改变。这一改变最早发生在女儿英莲被拐走之后，此后，夫妻二人思女构疾，直到后来因葫芦庙的一场大火，堪堪将甄家烧成了瓦砾场，甄士隐的命数才真的走上了下坡路，所谓“时来天地同借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和曹家早期倚仗康熙皇帝的恩宠，过着那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是何其相似，而等到雍正上台，借着归还国库欠银的由头，将煌煌赫赫了一个甲子的江南曹家弄到家道中落、人丁飘零的地步，又怎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引出了贾雨村，又把英莲的命运交代出来，写到这里，看似甄士隐这个人物能起到的作用也差不多了。如果是二流作家，完全可以接着写到“后来这甄士隐夫妇，因家业被毁，女儿寻之无迹，悲从中来，胸闷气炽，连日卧床不起，后终因药石无济，加之累日进药，家中用度不支，最后竟于塌上前后辞去，好不令人叹息”。但是曹公岂能如此写来，他不会让甄士隐就这样被轻轻抹去，甄家的遭际是堵在他心里的一块垒土，他必须用世间最无情的水将它化开，于是就有了后来甄家投奔岳父，却被至亲之人算计得家产全无，除了生活没有着落外，他这样的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却要被岳父这样冷肠冷血之人奚落嘲讽，一次次的打击纷至沓来，“成就”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绝境之于人，要么把人逼疯逼死，要么让人涅槃重生。
      缪塞说过：“一时的痛苦会使人亵渎和诽谤上苍；重大的痛苦既不诽谤也不亵渎上苍，它们只使你听天由命。”
      当甄士隐真的选择随缘任化，听天由命的时候，他对俗世的眷恋就此终止，而另一扇通往自由的大门却随即向他敞开，这就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就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种对于世事人情的洞见，非是历经了一番大梦，勘破了几度新凉的人才能说得出来。

      虽然，后来的贾府在历经一番动荡后又复归于平静，但在这动荡的过程中，人性之丑陋，世情之凉薄，无不一 一呈现在贾宝玉这个天真的公子哥儿面前，这个过去一直认为世间最丑的人也不过就是中年女人的那副刁钻刻薄嘴脸的贾宝玉，到小说的最后只能选择以出家的方式来完成对自我存在的认可，即便这种认可只是在天地间孤独的游荡，他也不可能当作这一切都未曾发生，回到贾府再作那个富贵无聊的公子哥，高鹗可以顶着压力，昧着良心写出贾府得蒙天恩，重整家业，但是对于贾宝玉，即便是高鹗，也没办法给宝玉一个更好的归宿。

      所以，甄士隐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曹公太多的情感和思考，他短暂的出场既昭示着书中主角贾宝玉的人生走向，他的觉悟也体现着书外曹雪芹对家族命运所作出的自我反省。甄士隐的一生无外乎“悲欣交集”而已，而现实中的曹雪芹在家道二次中落后彻底沦为社会底层，搬家至北京西郊黄叶村，贫苦至于举家食粥、酒债常赊，鲁迅说过，“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好在还有一二知己，懂得曹雪芹的价值不在于当时，而在于后世，勉励他“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没有人喜欢真实，因为寻常人生的真实，是物质上的匮乏和单一，是精神上的枯萎和贫瘠，曹公大概也深以为然，所以没有选择著史，而是选择了创作自由度更大的小说，其实他不知道，他和他的家族，在某种程度上，早就已成为一部被后来中国人读之不尽，味之回甘的历史了。
      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曾经凋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