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在悄悄跟那种宿命感较量，没能得出任何结论。我知道，诗人一方面受到命运的加冕和垂顾，另一方面却被命运的轮子碾得粉身碎骨。他天生要承受这种命运。
每次涉及到和诗歌相关的书籍，或者提笔写一写对诗歌的评论，我就会有种挺复杂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有点尴尬。因为我自己虽然也写诗，但多数时候还是凭感觉创作，一些技巧上的东西，其实不太谈得来。另外，我在二十岁之前，一直秉承着一个观点，就是：“诗歌是相当个人化的东西，生发自人的灵魂，不应该去奢求别人理解。”所以，我那时写诗的态度是相当“封闭”的，羞于拿给身边的人看，也确实没读过多少好作品。
当然，今天回头看，我依然认为自己当初的观点没错。只不过，那种“封闭”态度，的确不可取。它更像是，孤独者的自怨自艾，也带有一丝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色彩。我想，此类态度，可能是内向者独有的青春期记忆吧。就像诗人北岛说的那样：“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我觉得自己这半年对诗歌如饥似渴地阅读，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召唤。前所未有地，我希望自己的创作，能融入到一个宏大的传统中去。
在这本《时间的玫瑰》中，北岛为九位他心中“最伟大20世纪现代诗人”分别作了小传。其中还穿插了北岛对这些诗人作品的翻译，以及对不同译本的评价。坦白讲，在阅读过程中，我挺意外的。因为本书每一章的结构和笔法都不大相同，没有采取统一笔调，去进行套路化写作。考虑到这九个章节，原本是《收获》杂志2004年连载的一个专栏，我觉得就更为可贵。因为当作家为一本杂志撰稿时，他在时间上会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写作是不自由的。北岛在后记中也写道：“专栏好比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不少同行都叫苦连天，我不知好歹，非要一试。其中苦衷，以最后期限为甚。”足可见，截稿期带给他的压力。北岛无惧时间紧迫，精心雕琢文字，为不同诗人立传。这样的写作精神，我由衷敬佩。
本书提及的九位诗人，有四位我过去曾读过，另一半很惭愧，确实是闻所未闻。北岛采取的这种写作方式有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立体感。他在介绍完诗人一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后，立刻插入该诗人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无疑能够加深读者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时间的玫瑰》确实部分解决了，我在阅读上的一些疑惑。比如：我半年前试读了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的诗集《孤独者的秋天》，他对色彩的运用自成一派，意象比较迷幻，我就不太理解得了。这次读《时间的玫瑰》刚好有一章专门讲特拉克尔，随着北岛的讲述，我才明白了解读表现主义作品，不能局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而要把它和事物内在的本质进行映衬，否则是不可能读懂的。也就是说，我过去那种纠结于意象本身的解读方式，用于特拉克尔就不合适。如北岛反复强调的那样，解读一位诗人，必须找到打开他作品的“钥匙”。我想，这可能是自己在未来的时间里，需要着重积累的一种经验。
在《时间的玫瑰》所收录的九位诗人中，有两位我尤其喜欢。一位是德语大诗人里尔克，他那首《秋日》给我留下太多感动，至今读到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我今年四月份，专门写过一篇和他相关的文章，所以就不赘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找看。
另一位是德语诗人保罗·策兰，除去他因为犹太人身份，在二战期间所经历的坎坷遭遇之外，我更被他诗歌中那种流动的音乐感所折服。他就像是在用文字谱写一部乐章，节奏起伏多变，扣人心弦。策兰最有名的诗，当然是写给战争的《死亡赋格》。但我个人更偏爱的，还是那首情诗《卡罗那》，下面分享给大家：
卡罗那
策兰 著/北岛 译
秋天从我手中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我们从坚果剥出时间并教它走路：
而时间回到壳中。
镜中是星期天，
梦里有地方睡眠，
我们口说真理。
我的目光落到我爱人的性上：
我们互相看着，
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语，
我们相爱像罂粟和回忆，
我们睡去像海螺中的酒，
血色月光中的海。
我们在窗口拥抱，人们从街上张望：
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
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本诗具有一种递进感，从第一节，面对时间流逝的那种犹豫不决，到最后用简洁的“是时候了”四个字，给出肯定回答。它所描绘的正是人面对爱情那种复杂感受，一种欲言又止，徘徊不定的心态。诗的前两节，时间感强烈，它的主要作用是为抒情主人公“我”作情感上铺垫，进而引出下文的“决定”。第三节是我最喜欢的段落，第一行“爱人的性”点明了本诗的爱情主题，富有画面感。其中最美的一个比喻，是把“睡去”比作“海螺中的酒”，给人一种不断沦陷，又难以自拔的感觉。第四节则将全诗推向高潮，第一句，表示两人决定向世人公布他们相恋的秘密。第二句的意象“开花的石头”，无疑标志着两人爱情的解放与升华。最终用“是时候了”收束全诗，干脆有力。
另外，北岛在本书中对文学的“现代性”做过一个简短讨论，这刚好是我最近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前些日子曾读到这样一句话，说：“现代人写的诗，未必具有现代性。”我想，对现代性缺乏认识，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多数人对物质的现代性感受更深，但对文化的现代性，则大多处于一个“未启蒙”状态。包括我自己，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谈及“经典”，我身边的一些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那些19世纪的法国长篇小说，或者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等，这个现象相当普遍。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好，或者否定他们的地位。而是想说，这种认识，其实反映了人们在阅读上的一些误区。即，冗长，读起来艰涩的小说，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就是经典。这个观点是相当可笑的。19世纪的文学，包括更早时代的作品，因为离我们的距离远，读起来稍困难些，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你读《堂吉诃德》，甚至去读《荷马史诗》，这种感觉会更明显。但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正常感受，误当成衡量经典的标准。这是完全错误的。文学在上个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手法固然精彩，但它并不适用于现代人的表达。如果我们采用一种典型19世纪的笔法来写小说，事无巨细的描写，拖沓的叙事节奏，略显夸张的人物刻画，我想当代读者是很难读进去的。如果我们采用文言律诗的形式写作，也很容易产生一些形式大于内容，浮于表面的作品。
现代文学重视对人内在本质的挖掘，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作品结构上都进行了大量的革新和探索。在美学上，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特征。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审美上对“现代性”缺乏认识，长远来看对艺术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比较浅，有不少模糊的之处，希望自己下一阶段的阅读，能让这些观点成熟起来。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还重点强调了诗歌翻译的问题。我很欣赏他的态度，毕竟对一部作品的译介工作，无论如何都不可当成儿戏。这是译者应有的操守，同样也是对作家的尊重。但在评价他人的译本时，北岛确实有失公允，或者说，是对自己翻译的版本太过自信了。首先，他采用英译本来翻译全部诗人的作品（当然，这和他只擅长一种外语有关），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太科学。因为对一些德语、俄语诗人来说，英文版也是翻译过去的。用翻译过的版本，进行二次翻译，肯定有它的局限。其次，北岛在评价译本时并没有给出原文，使读者无法进行自主的判断，多少有点“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感觉”。就我未读过原文的感受，只比较中文，我觉得就有不少人译得比北岛更好。不过，话虽如此，北岛对译介工作的态度，依然值得我尊敬。
我在前文中曾说过：“诗歌生发自人的灵魂，不应该去奢求别人理解。”因为我心里明白，在这个时代寻求别人理解，是件成本极高的事儿。私底下的社交尚且如此，何况晦涩的诗篇呢？可回想起书中，北岛和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友情，那种诗人间心意相通的默契，我又的确有些艳羡。
虽然嘴上说不奢求别人理解，但如果真有一个人出现，我想自己也许会兴奋得无法自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