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成了这样的人

      拐点、节点、转折点，这三点常常是混用的，大概意思差不多吧，且不管它。中国有文献、文物可证的约四千年的历史，有几个拐点是历来学界多数公认的，即西周分封建国（邦），秦的统一和辛亥革命，这是史学界的三点式。这三点奠基了早期、中世、近世三种国家形态，但也仅仅是形态而已。我以为形塑中华民族心理，文化性格、拖拽国运的别有四点。即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安史之乱；熙宁变法失败和加入wto。有趣的是这四件大事的发生仅关乎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物：刘彻、董仲舒、李隆基、安禄山、王安石、司马光、朱镕基。由此可见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远超事后诸葛亮总结出的所谓必然性。什么天命转移、历史选择、发展规律纯属欺人太甚。

     始皇帝焚了一些书、坑了一些儒，但是，春秋战国的少年中国发育出的诸子百家、奇思妙想在汉初仍然爝火不息，待时而动。可恨，那个为中国字典和法典贡献了“腹诽罪”的刘彻和董仲舒这对暴君佞臣假五行天命之说给翩翩少年套上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辕轭，截断了少年面前的逵道，将他驱入原地转圈的磨道，这一转就是两千余年。这是对少年峥嵘的第一次摧残，刘董二人创建了黄宗羲定律的模型。但这个模型的源头来自始皇帝的魔咒，即朕开始了，一世、二世、万万世，既寿永昌。贾谊、杜牧之流亚讥笑秦二世而亡，始皇帝在地下恐怕也在嘲笑后人，秦后的哪个朝代不行秦政，哪一家的皇帝小儿不是朕的子孙？谭嗣同总结的好，秦政也、荀学也、大盗也、乡愿也。鲁迅毕竟是医学出身，他更深的刺入了腠里:不过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已。

      少年中国虽然被套上了辕轭，但他毕竟年轻，身体壮，火力旺，积习不深。他有先秦百家打下的底子，他有吸取异域佛教精神的坦荡胸襟。西晋的五胡乱了人种，却也融合了文化，这之后才有了血统混杂、气度恢弘、廓朗并包的盛唐气象。随后爆发了第二幕影响此后千年的大戏·····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影响深刻在一，斫伤了中原民族的开放包容心态，加深强化了对外的猜忌防范心理。国门自此关闭紧锁，直至户枢蠹坏的晚清被人踹开大门。一九五零、六零、七零年代，穿风漏雨的破门试图以残砖烂瓦封堵，八零年代，一个敦实的老人挥帚清扫，轻轻拨开了门闩，欧风美雨强劲袭来，老人也曾趔趄，但他不昏、不浑，他知道再也不能关上大门。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要面对这扇门外的世界，要走到远处审视这扇门。这扇门的外面该有一杆独秀先生坦荡的大旗，上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几杆抢，几把刀一目了然；却不能学适之先生关着门，粘个纸条，请人勿疑，那是不免要让人生疑防范的

      二则，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之后，北方世家大族多数逃徙江南，文化中心南移。少数留滞的士人侥幸存活，臣服戎羌，将中土的典章制度授予胡人。也就是说，北宋接手的不仅仅是一个缺了燕云十六州的中国，他要面对的也不再是汉唐面对的纯胡，而是有文化的“流氓”。这是北宋积弱的历史真相，也是假象。

三，更糟的是自兹以后，北方士人科举惨淡，话语权旁落，心里失衡，视南人如寇仇。朝堂之上轮番上演南北党争。宋元明清朝朝暮暮，多少事毁于此。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的主因就是党争。北宋的中国已界中年，身有隐疾，日渐颓唐。王安石是极少见的明白人，是不躭于空疏的仁政德治之理，而能在国家治理的技术操作层面有系统认知、且能做出顶层设计的明白人。可叹变法毁于以司马光为魁首的朋党意气之争。读宋人史料所及的司马光言行，实在是愧对君实二字。他是谭嗣同笔下乡愿党的总代表。

熙宁变法失败的最坏结果并非靖康之难，而是南宋内卷之后继之而起的聊以意淫、自慰的程朱理学。秦始皇给少年中国加冕金箍，刘彻刻上第一道咒语“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少年向青年的成长过程中，他被折磨的头昏眼花，齿摇发落；所幸他尚存一丝生气。理学君子又给加了一道咒语“存天理，灭人欲”。从此国运江河日下、国势一泻千里；从此，崖山之后无中国，文山身后皆太监。我们都是乡愿的胤嗣，太监的继子。

乡愿、太监并没有给满清殉葬，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但专制健在。乡愿、太监的丰厚土壤随时随地能生长出专制的花朵。或许，加入wto这件小事在更大、更长的历史尺度上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之上。乡愿也好，太监也罢，虽然各怀鬼胎，其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发财。要发更大的财就得遵从经济理性逻辑、市场自由规则。那么，wto规则产生背后的普世、普适的基本价值观有可能会浸润渗透，有可能抑制向后倒退的乡愿、太监情结。一个关起门来骗父母、虐老婆、打孩子的土豪，没人愿意跟你做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