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终身不仕还是终身未仕
王炎午终身未仕，不存在争议。但有的说他“终身未仕”，有的说他“终身不仕”。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给平民百姓搭建了一座通往仕途的桥梁。尽管这桥又窄又长，能够到达彼岸的人少之又少，但人们还是趋之若鹜。只要有一点可能，有一丝希望，都不会轻易放弃。王炎午当然不能免俗。王炎午的家庭很富有，他在《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刘氏孺人事状》里说，他家里几代人经常对穷困的村民和流浪者进行资助和救济，常有修桥补路等善举。父亲对孩子的期望很高。希望他们能进入官场，光耀门庭。每次州、县考试，父亲都亲自陪伴孩子们去应试。遗憾的是，大儿子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后来做了教书先生；二儿子只考上一个漕贡士，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毕业生而已；三儿子王炎午则历经多次科举考试，最后成为一名太学生。好歹挤到桥上，搭上了进入仕途的最后一趟末班车。可惜车未到站，南宋就灭亡了。王炎午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梦想，到此彻底破灭。要说王炎午天生的不想从政当官，实在是冤枉了他。
王炎午曾经有过一个难得的建功立业的机会。1275年四月，文天祥在庐陵募兵勤王。王炎午专程到吉州谒见文天祥。文天祥见他年轻力壮，胆识过人，又是太学生员，便想将他留置幕府，为国效力。当时国难当头，朝廷急需人才。王炎午正好趁此机会，实现自己忠君报国、光宗耀祖的夙愿。但王炎午在犹疑了一番之后，却以“父殁未葬，母病危殆”为由，回了老家。
文天祥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声名显赫，权倾一方。能受到他青睐的人，可谓寥若晨星。跟着文天祥，不怕没有官当。但在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之际，王炎午却断然选择了放弃。这是什么原因？真的是因为“父殁未葬，母病危殆”吗？果真如此，他丢下未葬的父亲、病危的母亲，跋山涉水跑到庐陵去谒见文天祥干什么？
实际上，他父亲正月初四去世，到了四月还没有下葬，是不太可能的。“母病危殆”也缺乏根据。相反，王炎午在《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刘氏孺人事状》里，有这样的记述：
“先考下世，诸孤哀毁甚。母教曰：“汝等不幸孤，汝父好义，而力不逮。汝軰能勉之，即无负矣。乃命元长、方升持家，事礼賔客。命应梅应门户，卫乡隣。”
“居士生嘉定丁丑九月初二日，德祐乙亥正月初四日没。得年五十有九。孺人以嘉定戊寅九月十七日生，大德癸卯二月八日没。得年八十有六。”
——《四库全书·吾汶稿·卷九<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刘氏孺人事状>》
这段记述表明，父亲去世后，为了使这个家庭有序运转，母亲亲自给兄弟三人作了明确的分工：老大、老二操持家务，接待客人。老三负责“应门户，卫乡隣”。母亲的这一决定，显示出她思路清晰、决断有力的身体状况，说明她当时既没生病，更不“危殆”。直到二十八之后，她才病逝。
王炎午回乡的真正原因，显然是对文天祥抗元的前景并不看好，没有信心。第二年，天翻地覆，皇帝换成了蒙古人。又过两年，文天祥成了元朝的阶下囚。此时的王炎午，是不是庆幸自己当年作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回到家乡的王炎午并不因为南宋灭亡、太学解散而痛心疾首。接管江南的元军，施行怀柔政策。对服从管治、不进行武力抵抗的南宋遗民，网开一面。王炎午及其家庭，没有受到冲击。他在元朝统治下，继续过着优裕生活。一如既往地遵循祖训，济困扶危，修桥补路。成了当地一位声望颇高的乡贤人物。他经常四出游览，广交朋友。不少南宋遗臣，地方才俊，成了他的座上宾。他们常常在一起品茶饮酒，谈诗论文。
王炎午是否从此就无意于仕途了呢？或者说，无意于元廷官场呢？我们可以到他的《吾汶稿》中找到答案。《吾汶稿》第一卷，第一篇文章是《上贯学士》，这里摘录几段：
恭惟阁下，以开国元勋之孙，太平宰相之子，暂辞凤阙，来奉温清。推缣而畏人知，解貂而易甘旨。曾无一毫绮纨金壁犬马之事、之好。萧然儒服，日与书生学子抵掌剧谈。倚马而著书，对客而评古，载酒而问字,履满不设限，而都人钟门。
……
某，庐陵下士也，异时博士弟子员也。幼事佔毕，长习骑射。诸公贵人招隐而推毅者，往往有意所不乐。辄共有鬼物联禁其足,虽徐亭滕阁不到者三十又四年,而且老矣！
扁舟乘兴，适际公来，千载遭逢，其在今日。仆窃观物理奇遇，未有若柯椽之笛，盐车之骥，爨下之桐之偶然者。然柯椽不笛，不失为竹。盐车不骥，不失为马。独爨下之桐,顷刻之命耳！
使中郎不审音律，审音律而不相邂逅；邂逅而不闻其烈烈告急，闻其烈烈告急而或不及救；救而不善断，则焦尾之音，世莫闻也。某既无用于斯世者，独念父兄师友之教，舍笔砚无以自托。且使见之者，察其穷不忘道，岂不愈于他用其心也。向使明公不为南浦来，来而深居东阁，不与寒畯接，与寒畯接而某复屏居六七百里外，则草腐木朽固其分也。
谨缮录所为文二十篇，诗百首，献于阁下。虽学荒才陋，无异拥肿之木。而日暮途远，凛乎釁桐之忧。其烈烈告急之声，亦既闻于左右矣！
听其卒于煨烬，出而被之微絃，惟明公之所命也！
——《四库全书·吾汶稿·卷一·上贯学士》
贯学士是谁？在王炎午生活的时代，一个贯姓的当朝翰林学士，其祖父是开国元勋，其父亲是朝廷宰相。本人又学识渊博、交际甚广，这个人会是谁呢？对元史稍有了解的人，或者对元朝文学稍有了解的人，无需多加思索，就知道这人就是贯云石。贯云石,原名小云石海涯(1286——1324)，是元朝著名文学家。20岁时，承袭父爵任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行政长官）。仁宗时，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其祖父阿里海涯为元朝湖广行省左丞相，加参知政事、光禄大夫。父贯只哥，赐楚国忠惠公。《元史·小云石海涯传》有如下记载：
小云石海涯，家世见其祖《阿里海涯传》。其父楚国忠惠公，名贯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仁宗践祚，上疏条六事：一曰释边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国本，三曰设谏官以辅圣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勋胄，五曰定服色以变风俗，六曰举贤才以恢至道。书凡万余言，未报。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
原来，《上贯学士》是王炎午写给贯云石的求职信，希望贯学士给他一个发挥余热的机会。
这封信颂扬了贯学士的政绩、道德和学问，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达了自己求职的恳切态度和急迫心情，堪称求职信中的范文。美中不足的是，这封信写得过于冗长。对贯学士的吹捧和奉承，花费了过多的笔墨。
从信中说的“余亭滕阁不到者，三十又四年,而且老矣”来看，这封信大约写于1309年。其时，王炎午五十七岁。让人大兴“老骥伏枥”之慨。
王炎午向高官写信求职，是不是有些奇怪？不奇怪。在当时，这种做法是一种风尚。甚至可以说是文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元朝建立初期，实行汉人治汉的方法，大量录用汉人担任官职。《元史·熊朋来传》中记载：“世祖初得江南，尽求宋之遗士而用之。”《元史·刘秉忠传》记载；“世祖即位，下诏建元纪岁。朝廷旧臣、山村遗逸之士，咸见录用。”当时，元廷推出了两项政策：一是录用南宋旧臣，一是选拔民间遗逸。而选拔遗逸，可以由别人推荐，也可以毛遂自荐，民间称之为“干谒”。那时候，科举被废除。读书人没有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渠道，但又不甘寂寞，便纷纷选择了“干谒”自荐这一途径。王炎午只不过是跟风而已。
王炎午的朋友刘诜，对这一社会现象有过一个解释：
自宋科废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复而游士少。数年科暂废而游士复起矣。盖士负其才气，必欲见于用世。不用于科则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
——《四库全书·桂隐文集·送欧阳可玉》
由此可知，王炎午写信求职，也是人之常情，无需苛责。
《吾汶稿》第一卷的第二篇，是《上参政姚牧蓭》。节录如下：
今天下为一，禹迹所无。斯文之运,舍鲁奚蜀。盖自拜读《滕阁》、《奎章》二记，东南之士相与语曰：姚夫子之文，今之韩子也。安得从之游乎？暨公分政江省，则又相与语曰：天之属斯文也，必使环辙四方。
使昌黎不南游，则禹庙舜妃，南国得失，遗憾多矣！然而昌黎官止刺史耳！而明公为大参;昌黎来南以贬诵,而明公以显摧记滕阁一也；昌黎奉御史委耳，明公则敬承隆福之徽音；且昌黎想慕滕阁，欲一到其间不可得。明公则官莅是邦，日与二三子赋咏其间,斯文之福一日千载。于是鯫生管见，愿有请焉。
……
至元初年，翰林学士疏斋庐公巡行江南，谕有司求野史。此时南国初归，讳言节义，而翰林公归往匆匆，势必遗逸。明公进有班马之贵，退有韩、柳、欧、苏之才，拔幽振淹，访穷悼屈。皆职分所得为愿，少留意大都。考实奏闻，俾参竹帛。小者类聚褒表,俾得恩光与高文俱传，其于化今传后诚非小补。
言有迁疏，而实迫切，千渎钧严。不胜俯伏侯命之至，不备。
——《四库全书·吾汶稿·卷一·上参政姚牧蓭》
参政姚牧蓭又是谁呢？是姚燧。姚燧字端甫，号牧庵。元朝有名的文学家。担任过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翰林直学士、翰林学士。至元三十一年（1294），姚燧任江西行省参政。这篇文章是王炎午写给姚燧的一封求职信。应该是1294年前后写的。其时王炎午四十二岁。
此信颇长，为节省篇幅，其洋洋洒洒，谈古论今，展示才学的说辞，一概略去。信中，王炎午首先对元廷予以颂扬：“今天下为一，禹迹所无。”接着对姚牧庵大加吹捧，先是把姚牧庵比作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接着又说韩愈比姚牧庵差多了，然后说姚牧庵“进有班马之贵，退有韩、柳、欧、苏之才，拔幽振淹，访穷悼屈。”最后才表达求职的心意：“言有迁疏，而实迫切，千渎钧严。不胜俯伏侯命之至。”
其求职的真诚愿望和迫切心情，跃然纸上。
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拟再上参政姚牧蓭》。摘录如下：
……某少读父书，二十一入太学。于其行,先父命之曰:吾族由江左起家，逮至南宋，文献彬彬，有以节义著于史者。数世以来，贡于乡，升于太学，科不乏人。然不能置身贵要,以尽显要之责,以是待汝。某感泣拜受，悚然忧其不敏而不敢忘。曾未一年，而父殁于家不及诀，又一年而化更,科废矣！微名未立，夙志已乖。故自臣附以来，当道巨公怜才过听，欲拔其沉，抑而致寥廓，往往而及仆也。
……而大宗师适为分政江省来，使在三十年前南北未合;合而大宗师不为此来。来而先亲尚未殁,殁而服衰未极终;则万丈光焰不惟远，不可即。而不肖子生养没哀之身，亦无由拜庭下。不先不后，幸不幸适相际，似非偶然之故。是非仆之遇，先世之遇。倘自暴弃，要非人子,顾唯某于亲之。生也不能致三釜之荣，没也不能尽千载之责。乃以上累公相，愧罪万死。
……不屑仆无东坡之才，有东坡之心。若不贪持乡先生须溪刘会孟、青山赵仪可所撰先亲行述，俯伏哀鸣于函丈之侧而请命焉！则不惟负先志，且无意训方来……
抑尝观物理奇遇，未有柯椽之笛，盐车之骥，独爨下之桐，顷刻之命耳！使中郎不审音律,审音律而不相邂逅;邂逅而不闻其烈烈告急,闻其烈烈告急而不救；救而不善断，则焦尾之音不闻于世矣！
某身负不朽之责，早失手足之助。而又年衰病痼，出门良艰，更或迟回。则爨下之桐且烬矣！东望车尘,力疾而往，其烈烈告急之声亦既闻于左右矣！
听其卒于煨烬，出而被之微絃，惟公相所以命也。
不胜俯伏侯命之至，不备。
——《四库全书·吾汶稿·卷一·拟再上参政姚牧蓭》
文中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经历，讲述了父亲对他的期望和自己的人生理想，以及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遭遇，最后，恳切地表达了自己希望得到录用的愿望。信中夹叙夹议，对一些历史事件谈了自己的见解，以展示自己的才华与学识。
王炎午把自己比作灶下的桐木，是一块世上难得的好料，但人们不识货，把它当木柴烧。只有姚参政识货，也只有姚参政可以把它从灶门口拯救出来。其恳切和急迫的心情，表露无遗。这段话，《上贯学士》中已经写过。未免给人以重复、照抄的感觉。
以上三封求职信，都是王炎午的力作。其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之精心锤炼，非《吾汶稿》中其他文章可比拟。足见其付出的心力之多。
王炎午的朋友刘诜，还专门为他写过一篇举荐书，希望官府能够录用他。该举荐书收录于《吾汶稿·附录》中，照录如下：
伏以征求遗逸，幸逢千载之明时；荐举贤良，少见一乡之公论。庶从学校，转达省台。竊见前太学生王炎午，身备美才，世推名士。其事亲也，有温席扇枕之风；其庐墓也，有寝苫枕块之实；文词高古，足领袖于儒宗；武事优通，屡削平乎寇难；论治礼，则不愧于贾谊；怀义气，则素慕乎仲连。虽邱园高蹈多年，而名誉自闻于四境。不以应召，是为蔽贤。为此保结，关请申上。以备擢用，允为相应。
——《吾汶稿·卷十·附录·刘诜先生保举梅边先生状》
刘诜是庐陵名人，《四库全书》收录了他的《桂隐文集》和《桂隐诗集》各四卷。《元史》有传。刘诜比王炎午小十六岁，算是晚辈。这封举荐书，没有王炎午的授意或首肯，刘诜是不可能写的。
综上所述，王炎午的终身未仕，不是因为他主观上不愿意与元廷合作，不愿意当元朝的官员。为了能够进入仕途，他已经穷尽了科举考试、干谒自荐和他人举荐的手段。但最终没有如愿。他的终身未仕显然另有原因。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本文不作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