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弋一
萧红，原名张乃莹，出生在新文化运动前夕的一个地主家庭。
她在1932年被关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时，基于被软禁的境遇，依靠文字排解内心苦闷，开始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创作，不过许多作品并未发表。
1942年，萧红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临时医院内，因肺结核去世。享年31岁。
萧红一生中只有短暂的10年写作生涯，但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世人常以“南玲北萧”来评价萧红在近代文学史的女性作家中的地位。
而我以为，与张爱玲诉说婉转凄美的爱情故事相比，萧红笔下所写出的贫穷与饥饿，更贴近那个时代。
许多人提起萧红，都要将她扣上“抗日作家”、“男权压迫下的女性意识崛起”等帽子，但我更认同日本作家平石淑子对萧红一生的评价：她不是被大家偶像化塑造出来的抗日女作家，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想写的，也是她所看到的人。
只不过，她的理念与当时共产党的理念比较接近，又在写作之初与共产党地下党派所办的《国际时报》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所以文坛一直认为萧红的作品是颇负政治性的。
萧红一生都是无党派人士，如此评价显然不能完全诠释萧红本身所具备的传奇色彩。
她的传奇色彩与她生命中的6个男人密不可分，而这6个男人都被后来的学者们贴上了固定的标签。
作为一个喜爱萧红作品的读者，我与他们的看法有一定出入。
01 祖父：萧红文学奠基人，永恒的精神归宿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还原了她与祖父相处的过程，从与祖父一起扑蝴蝶，到祖父摸着她的脸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这种“回溯式”的创作，成为萧红文体全面成熟的标志。
有些评论家说，萧红祖父极喜爱小孩，所以喜爱萧红。
其实，这种说法值得考究，更确切的说法是，在萧红到来之前，她的母亲姜玉兰所诞下的一个幼子早夭，家中长久没有孩子，萧红的到来给张家添了几分欢喜的色彩。
她不是从小就被家族抛弃的人，她是在家人的欢迎中来到这个世界的。
萧红3岁时，就开始与祖父一起在后花园里玩耍，几乎可以算作形影不离。
六岁时，因祖母病故，萧红就搬去与祖父同住，由祖父口授《千家诗》。
她在九岁之前，人生还是极快乐的，尽管“父亲对仆人是没好脸色的，对我是没好脸色的，对祖父也是没好脸色的”，可那时候，她母亲姜玉环还健在，一家人总归是一家人。
8岁那年，她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母亲去世了，她才得以上小学。不久后，父亲张廷举再娶，后妈对她是“客气而冷淡”的。
她在《祖父死了的时候》中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某天夜里，她想上茅房，因为害怕，央求后母陪她去。
可她后母与父亲都十分冷酷，不带她去，唯独已睡下的祖父，又重新穿了衣服陪她去了。
祖父对萧红来说，是所有家庭温暖的来源。
她写道：“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再没有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祖父殁了，萧红对于家的眷恋也随之消散，她写道：“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萧红没了祖父，看到的世界都是灰暗的，没有温情，她需要在无数个男人身上找到温存并填补寂寞。
祖父是萧红文学上的启蒙人，并从此奠定了她追逐知识与自由的一生。
02 陆哲舜与汪恩甲：爱情萌芽与寂寞依靠
萧红小时候，是个极具反叛意识的少女，她在新式思想的影响下长大。她会带着县城里的女孩们一起剪掉辫子，并堂而皇之地走上街，让大家来看她们。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当时正在读高小的萧红，也走上大街参加了游行，后来又出演了反对封建婚姻题材的话剧《傲霜枝》。
她的种种行为引来家乡人的闲言碎语，时任萧红所在小学校长的父亲张廷举听闻这种评价极为震怒。萧红因此辍学在家。
但萧红想要学习新知识、追求新思想的愿望已被点燃，她向父亲提出要去哈尔滨读中学，更是以如果不能去读书，就要去天主教堂当修女为要挟。
张廷举最终妥协，送萧红去了哈尔滨从德女校就读。这所学校在哈尔滨充满自由和开放氛围的新式学堂不一样，它还是保留着封建社会古板的教学风格。
校方知道每个女学生是否已有婚约、婆家是谁，除了未婚夫寄来的书信，其他男人寄来的，学校一律是要开封检查的。张廷举就是因此才放心萧红去哈尔滨读书的。
但他没想到，这样管教森严的学校，依然没能阻止萧红参与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示威游行。
这次游行后来演变成警察与学生之间的冲突，造成8人重伤，140人轻伤，43名学生住院。
萧红写道：“尽管大家拼死抵抗，最终铁路还是修成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
萧红参与游行的事被父亲张廷举得知，为管束萧红种种越矩行为，家里人想的办法是让萧红尽快成婚，张廷举将萧红许配给此时正在三育小学教书的汪恩甲。
而此时的萧红，已经与在游行示威中认识的陆哲舜互生爱慕之情，又加上她发现汪恩甲有抽鸦片的陋习，急于与汪恩甲解除婚约。
（许多人说陆哲舜是萧红的表哥，我在一系列考证下对这种说法保持怀疑。我更认同他们是在这次示威游行中认识的。）
为了坚定萧红与汪恩甲解除包办婚姻的决心，陆哲舜从哈尔滨政法大学退学去北平入中国大学读书。
后来，萧红的侄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萧红向爷爷（萧红父亲）提出要上北平读书，被严词拒绝了。她假意同意结婚，从爷爷（同上）那里骗出一千块大洋，趁着夜里逃往北平。”
萧红到北平时，天还是蒙蒙亮着的，她和陆哲舜手拉着手，在故宫门前，看被寒冰封锁的大地。他们第一次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
原本以为可以脱离封建家庭、追求知识与自由的萧红，却被家乡人误认为是逃婚，她的这种行为在家乡人看来是“伤风败俗”的。这直接导致了时任黑龙江教育厅秘书的父亲张廷举失去了工作。
萧红拿着从家中骗出的钱去北平师范女校读书，还与陆哲舜共同租下一处院落，两人分睡南北两个卧室。 在那里，萧红与陆哲舜过了一段十分惬意的生活。
一到周末，他们就邀请许多朋友到家里来，大家从文学聊到局势，整个房间里都充斥着欢声笑语和进步思想。
不久后，陆哲舜提出与自己封建婚姻包办下娶的妻子离婚，陆家大怒，并停了他的经济来源。
萧红和陆哲舜的钱很快用光了，不得已之下，陆哲舜只能回家去取钱，但他们谁都没想到，这次分别也是永别。
这世间，是有那样的人，分开了，尽管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可再没有缘分遇见。
陆哲舜回家去后，陆家将他扣押，一起被扣押的，还有萧红爱情的萌芽。
此时，已经辞去三育小学教员职务的汪恩甲，找到了萧红。几番交流下，萧红与汪恩甲一起回到了呼兰县。
回到呼兰县的萧红，被家里软禁在乡下老家的福昌号屯。6个月后，萧红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在夜里只穿一件布衫混进装白菜的马车上逃出了福昌屯号。
在我看来，这6个月在福昌屯号的生活，是后来小说《生死场》的素材来源，她在《生死场》里写到的包括长工聊天以及她坐在房顶上看孕妇挺着肚子还在工作的场景，恐怕都是真实发生的。
摆脱福昌屯号之后的萧红，彻底与家庭决裂，在这苍凉的人世间，从此没有属于她的一席之地。她身无分文，就这样独自一人在哈尔滨漂泊着。
她无人可以依靠，只能将自己安放在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的汪恩甲身旁。汪恩甲也接纳了他，他是真心喜爱萧红的。
但萧红是否真心爱过汪恩甲一丝一毫，我们不得而知，就我看来，恐怕是没有的，汪恩甲只是她为自己找的一个栖息之所。
与汪恩甲在一起的日子，是萧红人生中最后想依靠谁的日子，但不久后，她就将迎来一次彻底的背叛。
当时汪恩甲与萧红尚有婚约在身，萧红也在某种意义上同意了这门亲事，于是，在哈尔滨时，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同住在东兴顺旅馆里。
但汪恩甲的行为却被汪家人认为非常不耻，他的哥哥单独找到萧红，要求二人离婚。
萧红一气之下以“代弟休妻”的罪名，将汪恩甲哥哥告上了法庭。法庭上，汪恩甲怕哥哥因此获罪，就承认是他自己要休妻的。
萧红和汪恩甲的缘分到此正式结束了。
但那时候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萧红没有经济来源，汪恩甲又一去不返，萧红无力偿还欠东兴顺老板的400元钱。
东兴顺老板对萧红说，如果她无法还钱，就将他卖给妓院，并把萧红关在了4楼的一个仓库里。
此时，萧红已经怀上了汪恩甲的孩子，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在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旅馆里艰难为生。
但令人惊讶的是，萧红在这种境遇里，竟还能在文字和绘画中找到情绪的出口，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萧红一生因为这种倔强而坚强的性格受益，也因为这种性格受伤。伤痛没能击垮萧红，反而沉淀成萧红作品的养分，散发出属于萧红的独特光芒。
她渴望爱，却只能在寻找爱的路上流浪。而留给她今后人生之路，将更坎坷，更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