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努力想要改变世界时，我们都是帮凶，都是受益者。

我们讲，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讲求法制是82年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天理难容”、“情理之中”告诉我们：道德在人伦之前，人情在法理之前，律法专为权势服务。而法律，近代流入之词，等它在中国站稳脚跟，不轻易被撼动，已是改革开放之后了。“照章办事”，目前我们还在努力。

父母都是大山里出来的。我不是农民的儿子，我就是一个农民。不论读多少年的书，也移植不了我站在土地中的双脚。以前，在山里，要进城办事，必会挑上几袋新鲜番薯，一筐土鸡蛋。这是山里人的淳朴与客气，毕竟麻烦了别人。即使只是为了凑齐孩子的学费，用粗愣的蓝色原子笔在田字练习簿上记下：某某，300圆。

在山里，水好空气好，吃得也干净，不容易得病。但病来如山倒，等送到城里的大医院，硬挨的病痛早已到了需要手术的地步。等医生做完手术，家属抓上几只大鸡，母鸡给病人熬汤补身子；雄壮的公鸡则送给医生，表示感谢与敬意。推辞再三，在医院的食堂宰了，炖好，共食之。

但现在不一样了，土鸡与土鸡蛋太土了。不递上一个红包，挂不上专家的号；不递上一个红包，拿不到住院床位；不递上一个红包，排不上手术；不递上一个红包，不知道封闭的手术室里医生会搞出什么由头，让你再回来；不递上一个红包，连拆线都要自助。（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个人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恪守职业道德，因为这是每个人入职第一天对自己良心的承诺。以上，是本人前些年所见、所闻、所体，确实存在。至于有没有放大至现今，见仁见智了。）

所幸，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至少我生活得自在。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脚踝扭伤，去一趟医院要200+。但总归是钱的问题。

时值毕业，还在操劳的父母想让我往专业方向发展，做一位人民教师。开口就是稳定、编制、福利与好名声。但我经过实习，发现我并不适合做教师。况且，二十出头的青年，要稳定的生活做什么？只是因为还有梦想。等找到了伴侣，想要改变，就要考虑家庭，考虑对方的感受。即便对方无条件支持，这一份歉疚，一生难偿。我想要闯一闯，死了自然能安稳地睡觉。

我也接受妥协。随着他们的愿，报名教师考试。正巧，有不近不远的亲戚在本地教育系统工作，未及报名，父母就已经找上去了。烟酒与艳红艳红的毛爷爷。还托着爷爷用长辈的身份做说客。我看着，难过，不是一点点的难受。不忍心去破环他们笨拙地为孩子的努力，只以沉默回应。考上了又如何，经过了初步训练的成就感爆棚，过些年必是不自由的。

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妈，这道题好难~~”，“难，再难也要做。这个家里没有人能帮你完成，你只能靠你自己！”且不论家中独子的地位给家庭带来什么，单就这份自觉与自立，就已让我受益。难，再难，也只有你，只有你自己可以帮自己。但类似的，父母在我住院动手术时，也找上关系，塞了红包。毕竟刀早别人手上。

对的，刀在别人手上。现在渐开放的社会，让我们有勇气对那些拿刀的人说：喂，你专心宰你的猪，不要再想从我这里拿走一个鸡蛋。我也是身强力壮的。

当我们有一天也握上了那柄刀，转过身，怕是要回答：喂，小心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拿两个鸡蛋过来。在转个身，对已经拿上手枪的人说：您好，这是一个鸡蛋。

在我们都没有武器的那时，大家一起扔石头，拖回头野猪；一起爬上树，掏个鸟窝。或煮或烤，都是美味。

按马克思的话说，阶级分化改变了这一切，开始有政治，开始有君主，开始有压迫，开始有剥削。只有所有人都拿着大炮的时候，才有可能重新坐下来，分食一条鱼。

我们最先要做的，是让自己成为一个英雄的努力。成为一个部族的英雄，保护部落，享受部落的最高资源。在成为英雄的梦想破灭后，我们要努力与英雄扯上关系，或是重金收买，或是结为姻亲。当你的老板真正欣赏你的时候，不是“小王，这件事情你办得很漂亮”，而是“小王，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笑）

在我还幼小时，我听说了这世界的不公，被教育着要成为一个大人物，要改变这世界，给关心我的人带来幸福。

在我踏上成为英雄的路途上，我发现，我是这个世界孕育出的一朵花，我与世界不能分离。但什么不管了，我要先成为英雄！

在我自封为英雄之后，我知道，想要改变世界，就得先要改变自己脚下的土壤，然后，花朵就谢了。想要改变，必有代价。

那么，我会选择成为守护部族的“英雄”，还是改变世界的“英雄”呢？

不管了，先封上英雄再说吧。

谨以此文，敬献所有“英雄”，守护与改变都需要勇气，都需要牺牲。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