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的些许看法
顾彬对中国文学有着相较于绝大多数欧洲人都要深的研究与理解，他曾产生过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无法产生《忏悔录》这样伟大的作品？”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作家没有一种“忏悔”意识。
我委实不清楚这位日耳曼人是如何得出的这一结论。众所周知，东方民族更善于委婉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针尖对麦芒似的直来直去表达，直来直去的接受。是否是我们表达忏悔的方式不似西方人那样强烈，所以在其看来我们没有一种“忏悔”意识。不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种观点一般只会在那些怀璧其罪的西方学者头脑中产生，而像顾彬先生这样一位研究多年的学者来讲，其不大可能在产生这样一种观点之前不站在东方民族自身特性的角度来思考。不管怎样，我们来看下他的论据如何吧。
他说：“中国近代文学作品，批判社会的很多，批判封建制度的也很多，唯独没有批判自己的，没有直面自己灵魂的作品。”
这倒好像还真是，从近代的那一批学者作品到当代学者作品来看，这类主题的小说确实是凤毛麟角。
顾彬说，中国和俄罗斯，曾经实行过同一套制度。但是在这套制度之下，俄罗斯依然出现了好多文学家和科学家，拿了好几个诺贝尔奖，但中国却没有。比如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我们》，就出自前苏联作家之手。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写的，最后托人在美国出版。
前苏联在文学和科学领取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无须质疑。至于小说《我们》，这里我要交代一下，据百度所言
作者：扎米亚金（1884—1937）
作品描写了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在一体国，公民没有姓名，只有号码。这里的人被包围在“绿墙”中，墙内的建筑包括寓所都是由玻璃或是其他透明材料制作或建造的，每个人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毫无保留。
顾彬还说，与西方民族相比，中国人是“聪明”的，也是虚伪的。中国文学作品，偏重于“扬善”，但对于人性的丑恶面，往往避而不谈。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在扬善的同时，也在“隐恶”，这就是中国文学作品没有深度的原因。和读者一样，中国作家喜欢“美”，喜欢圆满，不喜欢把真相，特别是作者本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中国人是“聪明”的这一点上，南方人要甚于北方人，而南方人又是近百年来中国各行各业的积极活跃者，所以中国整体的风向会更趋向于聪明与虚伪。另外，对于他所谓的偏重于“扬善”，我想这应该是绝大部分当代作品的特征了。
相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忏悔意识是最强的，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个人物，聂赫留朵夫，他的过错并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主动“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获得灵魂上的救赎（在中国人看来，这种行为很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可以看到赎罪与忏悔的宗教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