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风云战国》网络宣传

燕：有一种无能叫无能为力

最近有部剧情式历史纪录片《风云战国之列国》，很受好评，是居家消磨时间的“神器”。经过几日的连续剧评后，今天集齐七集编成一课，据说能召唤出“真龙”。

第一集《燕国篇：雁过无痕》讲述的是战国七雄中燕国的故事。整集片子大约一个小时左右，通过选取燕国历史上几个重点事件来审视燕国兴灭的历史教训。燕国是战国时代唯一传承自周王朝初建分封时期的国家，从召公建国到公元前222年秦军“拔辽东，虏燕王喜”（《藏书》卷一）为止，共历四十四位君主。

按理说，在讲战国时用“皇帝”这个称谓是不妥当的，因为“皇帝”这个名词在历史上出现，一直要到秦王嬴政灭六国之后才正式启用。但正如《风云战国》第一集中讲述的那样“战国时代，六国变法图强，不约而同走向了霸道之路。”因此，战国时代的君王虽无“皇帝”之名，但已有“皇帝”之实，窃以为以“皇帝”代称之，也并无不妥。

看完纪录片后，随手翻阅书架上屯着的一部“旧书”，明代李卓吾先生的四卷本《藏书》。这部书恰好也正是从战国“世纪”记叙起，首卷第一则讲的是《东周西周》故事，第二则即是《燕》，而所记之事恰与纪录片中选取的历史片段完全相同，即“燕王哙禅让”“燕昭王复仇”“燕王喜攻赵、国灭”四事件。从燕王哙到燕昭王再到末代燕王喜，似乎完美诠释了李卓吾先生《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中论述的观点——“圣主不世出，贤主不恒有。若皆如汉祖、孝文、孝武之神圣，孝昭、孝宣之贤明，则又何患乎其无臣也。唯圣主难逢而贤主亦难遇，然后大臣之道斯为美矣。”

中国皇帝是“天之子”“万民之父”，兼具神权和父权，因此天生就“全能”——用我最近从李雪的心理学书籍中学来的一个词就是“全能自恋”。皇帝时刻处在“全能自恋”中，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导致在对待自己子女时也往往是要实现“全掌控”的。在被“全能自恋”的父皇完全掌控下成长起来的皇权继承者，会被迫形成“习得性无助”——所有积极主动的想法和做法都会面临被“父皇”视为言行的冒失、行动的僭越，会遭到无情地打杀。久而久之，这些皇权继承者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寡言慎行、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这种原则一旦固化就会变成“习得性无助”。

在《燕国篇：雁过无痕》中，时为燕太子的燕惠王向燕昭王提出“乐毅拥兵自重，想自立为齐王，父亲不可不防”的建议时，燕昭王举起手中竹简将其打翻在地。我们看到，不论燕惠王的建议是否正确，但是燕昭王的行为一定会让燕惠王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助”。

所以，中国皇帝如无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都要经历从身为皇子时的“习得性无助”到成为皇帝后的“全能自恋”转变。但这样的转变何其难哉？而完不成转变的皇帝，就会表现为“无能”状态。李卓吾先生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中所所举的唯一例证“如诸葛孔明之辅刘禅可以观矣”，恰恰证明了刘备的托孤把“全能自恋”的状态移交给了诸葛孔明先生。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孔明先生的存在，刘禅迟迟完不成从“习得性无助”向“全能自恋”的转变，最终只能成为无能皇帝“阿斗”。

赵：有一种无能叫作茧自缚

纪录片《风云战国》第二集名为《赵国篇：烈乱之国》，讲的是战国七雄中赵国的故事。其序片的剧情发生在赵国的沙丘宫，公子成奉赵惠文王命平叛，在赵主父雍面前杀了其长子章。关系有点乱，简单捋一下：赵主父雍就是赵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赵武灵王赵雍，赵惠文王是赵雍的小儿子赵何，被杀死的公子章是赵雍的长子、赵何同父异母的哥哥。《藏书》中简单记叙了这段历史，摘录如下：“（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是为惠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宠，故武灵王废长子章而立之，而自号为主父。……赵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又使田不礼相章。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杀（国相）肥义。公子成与李兑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而主父遂饿死。”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曾经主持了胡服骑射、英雄一世的赵武灵王被饿死在沙丘宫。这在东周历史上不是第一例，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小白最终也同样是被饿死的。在昨天的日课中提到，“中国皇帝如无特殊情况，一般都要经历从身为皇子时的‘习得性无助’向成为皇帝后的‘全能自恋’转变。”而这种转变中就包括“弑父”这一方式。

最近读到的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民间故事启示录：解读现代人的心理课题》，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对男性而言，父亲是远比自己强大、恐怖的人物，只有超越父亲，才能确立自我。而对于皇位继承人来说，“父皇”这样的存在，远比单是父亲的存在要强大、恐怖百倍。就拿《赵国篇》中赵章被废时的感受来说，那时赵雍的强大和恐怖让他感觉自己被毁灭。因此，所有的皇位继承人在登基之后都要完成“弑父礼”，不是说一定要从物理上杀死父亲，而是要完成心理上的“弑父”，所谓的“无能皇帝”是指那些无法“超越父亲”“确立自我”的皇位继承人，他们大多被束缚在“父亲”的阴影下无法长大。

如果进一步分析，对于皇帝来说，这个束缚自己的“父亲”，不仅仅是指真实意义上的父亲，而是所有对自己掌控权力造成掣肘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这其中包括来自宗法制度的道德伦理、来自列祖列宗的家规家法、来自贵族重臣的强权干政等等。有时，我们会对有些皇帝的举动感到不可思议，比如秦惠文王之诛商鞅。从诛杀商鞅之后，秦惠文王的施政来看，他实在是一位明主，而且并不反对商鞅的变法，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商鞅在早先时触犯过他而要诛杀呢？但如果从完成“弑父礼”的角度来看，就完全能明白秦惠文王的心理动机了，他是要借着诛杀商鞅来完成了自己对“父亲”的“超越”，从而“确立自我”。

当然，这仅仅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一个角度，从个体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一些皇帝看上去比较荒唐不羁、无法理解的言行。拿我个人比较熟悉的明代皇帝来说，明成祖朱棣的迁都北京、恢复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废止的锦衣卫、设立朱元璋明确反对的太监干政的东厂等举措，事实上就是通过心理“弑父”来完成超越和自立，毕竟明太祖朱元璋的生命能量实在太过强大，如果完不成心理“弑父”，朱棣就要长期处在朱元璋的能量威压之下。又如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超级折腾，完全就是和他父亲的言行反着来，同样是在挣扎着从心理上企图完成“弑父礼”，可惜至死都没能达成。再来看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执拗的“大礼议”，按理说朱厚熜从成为后备皇帝那一刻，就已经超越了他那仅仅只是“兴献王”的亲生父亲了，但没想到首辅杨廷和等人企图给他加上另一个父亲的“枷锁”，原本已经完成“弑父礼”的嘉靖皇帝只能重新再来一次“弑父”。最后，我们看一下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位十岁登基的皇帝，他的“弑父”对象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是自己的首辅“张先生”张居正。很多人对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表示不太理解，即便张居正在世时功高震主，但去世后的张居正以及他的家人并不具备继续左右朝局的力量，完全没有必要进行鞭尸、抄家，几至灭族的程度。但当我们回溯张居正在年幼的万历皇帝心中造成的阴影后，我们就能明白恐惧有多大，对恐惧的抗争就有多强。

可惜的是，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们要么如刘禅面对孔明先生般至死都完不成“弑父”；要么如万历皇帝面对“张先生”般在形式上完成了“弑父”，却无法在实质上完成“超越”，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写到的那样：“世间已无张居正”。

说到《万历十五年》，书中讲述了万历朝前期的七位人物，其中最后一位就是我们“日课”中引用原文的《藏书》作者李贽，一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找机会我们聊聊这位哲学家以及他的《藏书》。

楚：有一种无能叫想入非非

用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几乎所有荒谬的行为均源自于模仿那些我们不可能雷同的人”来为《风云战国之楚国篇：贵族之殇》中的楚怀王作注脚，简直是再恰当没有了。

楚国是战国七雄中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自封为“王”的诸侯，是拥有最广袤疆土的国家，但纵观整个战国历史，除了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图强的八年间“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之外，基本就处于碌碌无为的状态中。李卓吾先生的《藏书》中对“楚”的记录是这样开头的：“楚芈姓，颛顼之后，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后因周衰，遂僭称王。春秋时，庄王致霸。传至怀王六年……”，从楚庄王至楚怀王，其间历十二王竟无片语。

而楚怀王得以被《藏书》浓墨重彩地书写，并不是因为其英明，而恰是因为其无能。楚怀王是战国“无能皇帝”的杰出代表之一，先是受张仪以“商於地六百里”蛊惑，结果“楚绝齐，秦卒不与地”（《藏书》）；后决意赴秦昭王“武关会”盟约，结果被秦国“闭武关，遂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最终“病卒于秦”。

在读史书时，今人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那些古代人如此“愚笨”，会做出那样的“蠢事”。这是典型的以“上帝视角”来评价历史。事实上，没有人敢说自己如果处在当时那些看似“愚笨”、做出“蠢事”来的古代人相同位置上，能够做得比他们更好。《风云战国之楚国篇》中楚怀王和屈原有这样一段对话：“寡人收回商於之日，就是向北方派兵之时，那个时候楚国的疆域将更加辽阔，寡人也会像武王、庄王一样建功立业，楚人不会忘记你我君臣。”楚怀王的“无能”，并不是因为他愚笨，而正是他无法摆脱追寻先王足迹、开创宏图大业的理想。

但是，楚怀王的理想注定要面临失败的命运。正如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在其著作《父性》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父亲的职责正是在于对抗时间：他的职责就是建立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的责任原则。其目的是，创造延续性与记忆，阻止每一代都不得不面对的归零状态的出现。”面对楚国那些大多数碌碌无为的先王创造的“延续性与记忆”，楚怀王没有完成“超越”的使命，而正是在“模仿”中，“自我”所有的行为都变得“荒谬”起来。

楚怀王不是第一个在先王们创造的“延续性与记忆”中被湮没的“皇帝”，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更多地皇帝在面对这种强大的“延续性与记忆”中放弃了“超越父亲”，从而也丧失了自我。有明一代唯一拥有两个年号的英宗皇帝朱祁镇，就是这样一位在先祖强大“延续性与记忆”中先是寻求“超越”却最终变成“模仿”的“荒谬”皇帝。

朱祁镇“于宣德十年（1435）即位时年仅8岁……沿用了父皇当政时期的三位内阁大学士，他们都姓杨……到正统皇帝年满15岁时，三杨失势，朝廷大权落到了司礼监手中”（《哈佛中国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驱逐“三杨”，是正统皇帝朱祁镇初步完成心理“弑父”的标志。在此之后，朱祁镇继续朝着“超越父亲”的路上进发，“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举入侵，脱脱不花攻辽东，知院阿剌攻宣府，也先亲自领军为大同……王振决策，由明英宗亲自率领军队阻击……”（吴晗《大明帝国兴衰史》）。尽管大多数史书上说这次“御驾亲征”是王振一手主导的，但纵观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后的表现、发动“夺门之变”以及之后的执政表现，很难相信朱祁镇是一个会被王振这样的太监牵着鼻子走的皇帝。更大的可能性是，王振不过是代表皇帝向群臣表达“御驾亲征”想法的代言人而已。在由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创造的辉煌“延续性与记忆”面前，正统皇帝的“御驾亲征”既是传承这种“延续性与记忆”的表现，更是朱祁镇期望“超越”自己先祖、确立自我的“壮举”。从“土木堡之变”明师全军覆没、朱祁镇被俘的结果来看无比“荒谬”的“御驾亲征”，背后实是源自“模仿”与期待完成“超越父亲”的心理逻辑。

韩：有一种无能叫弄巧成拙

鲁格•肇嘉《父性》中关于“父亲的职责”的论述，为《风云战国之韩国篇：权术的代价》做了最好的总结。韩昭侯任用申不害进行变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富国强兵的后果，但远远未达到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效果。作为同样是法家代表人物的申不害相比商鞅更加重视“术”的运用，昙花一现的“强国梦”让之后的历代韩国国君和臣僚们都陷入了对“术”的“延续性和记忆”中。《风云战国之韩国篇》的结束语说得好：“因为时运不济，韩国选择了术治，也因此改变了国家的气质。当强悍与耿直消亡后，苟活成为韩人的秉性。六国之中，韩国第一个灭亡。韩国之亡，亡于在诸国博弈中奉权谋之术为国策，放弃了熬炼真正的实力。”

相比赵国与楚国，甚至是燕国，韩国的权力交接进行得一帆风顺，兄弟睨墙、父子相杀的状况从未发生。没有因权力发生内乱的韩国，表面上看是件好事，至少韩国人民不用受内乱之苦。但正如《管子》指出的那样：“非有内忧，必有外患。”韩国内部政权的稳定，恰恰是因为外部环境的极端恶劣。处四战之地的韩国始终在“战略防守”中被动应付来自秦、楚、赵、魏的攻伐，韩国人民没有遭受内忧却始终外患不断。

我们说韩国的外患不是要分析战国的战略态势，只是想说明在“外患”下韩国最高权力交接呈现出的稳定态势，不仅没有在形式上发生韩国君主的“弑父”行为，连在心理上也同样没有能进行“弑父礼”。不能在心理上完成“弑父礼”，就实现不了对父辈和先祖的“超越”。《父性》一书中所说的父亲的职责和目的是“阻止每一代都不得不面对的归零状态的出现”，一方面是这可能会是件好事，传承自先祖的经验和智慧会籍由这种被阻止的“归零状态的出现”而代代相传，比如王夫之在《宋论》中记载的“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誓碑”祖训奠定了赵宋朝文教昌盛、经济繁荣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时这也会是件坏事，韩国历代君主因为外患而保持了“苟活”的内敛状态，在“父亲”画定的圈子内越走越小，成为心理上始终无法摆脱“父亲”而长大的“巨婴王”。

然而，即便保持“苟活”的“巨婴”状态，韩国君臣们最终也没能避免灭国的状态，因为忧患看似是国家面临的状况，而其实问题的根结是在君主内在的心理上，正如苏洵在《审敌》中指出的：“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

魏：有一种无能叫因循守旧

在历史进入战国初期时，魏国其实是握了一手的“好牌”，看看魏国曾经任用或者弃用的那些“牛人”名录，几乎照亮了战国的天空？李悝、乐羊及其后人乐毅、吴起、商鞅、范雎、孙膑……用而后弃或干脆无视甚至迫害，让魏国给自己铺好了亡国之路。而这一切还要从魏国的开国之“父”魏文侯魏斯说起。

《风云战国之魏国篇：士人的魔咒》对魏文侯时代的总结是这样的：“从内心深处，他对平民出身的士人仍旧不能完全信任。没有人想到，这个决定预言了魏国一百多年波诡云谲的命运。”魏文侯一生重用士人、变法图强、励精图治，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权力交接之际，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任用自己的弟弟来做相邦——为魏国的继任者们“创造”了“延续性与记忆”（鲁格•肇嘉《父性》）。从此，魏文侯的“儿子”们只在“自己人”中任用治国之相，而放弃了那些纵横战国的士人们。

魏国是伴随战国时代降临的“新生儿”，于是魏文侯时代对于魏人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对于后世的魏国君主们来说，魏文侯是他们共同的、不能违背的“父”，正如鲁格•肇嘉在《父性》中论述的：“父权制的发展是以令父亲变得强硬：制度甚至取代了他的位置，因为他越来越难以成为人类情感的对象，更多的是成为制度职责的代名词”；而对于初生的魏国来说，魏文侯时代是魏国的“婴儿期”“儿童期”，而“婴儿期”“儿童期”的经验会为今后的成长打上最深刻的烙印。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魏文侯时代魏国盛极一时的“昙花一现”。魏文侯“与韩赵共灭晋而分其地”（李贽《藏书》），“三家分晋”结束了春秋时期、开启了战国时代。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在《游戏与理智：经验仪式化的各个阶段》一书中指出：“传统形式的瓦解之中充满了各种再仪式化的迹象，并且它们简单的生命力和游戏性足以让我们识别出它们。”对于魏国来说，春秋时期“传统形式的瓦解”，到了新的战国时代就必须进行各种“再仪式化”，于是在魏国就出现了“西河学堂”，平民出生的士人成为魏国朝堂上最活跃的力量，法家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他们主宰战国走向的精彩表演。经过李悝变法，初生的魏国在经济上蓬勃发展、政治上欣欣向荣、军事上战无不胜，还未雄起的秦人被吴起打得“退避三舍”、河西之地尽入魏国版图，就连春秋时期的老牌强国齐、楚也被压制得屡避锋芒，这个时候的魏国就像刚出生的婴儿，而“随着每个孩子的出生，新的和非常经典的潜力就会出现”（爱利克•埃里克森《游戏与理智》），满满的“全能自恋”让魏人身份成为战国最好的“绿卡”。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士人们纷纷来到魏国申请“绿卡”时，度过了初生期的魏国开始“学会通过接纳自己的行为，并把文化背景中的习俗同化进自己的道德观中去控制自己的激进”（爱利克•埃里克森《游戏与理智》）。当吴起向魏国新任相邦田文质问：“统帅军队、开疆拓土，我强还是你强？治理百官、充实国库，我强还是你强？秦国不敢入侵、韩赵不敢妄动，我的功劳还是你的功劳？可为什么做相邦的人是你？”田文那句“朝政托付给自己人还是外人”的回答，就标志着魏国已经开始“同化”。

“同化”，让传承自春秋文化中的贵族传统中断了魏国由士人主导的“激进”变法，让原本向士人打开的上升通道又缓缓地关闭，让无数满怀激情和智慧的士人在魏国“铩羽”。很可惜，魏文侯这个雄才大略的“父亲”，在“延续性与记忆”中留给继任者的不是“父性文化”的进取性和侵略性，而是“农耕民族”的“母性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会说‘父亲啊，您是强大的’，但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父亲的强大终究是为了服务母性”（河合隼雄《民间故事启示录：解读现代人的心理课题》）。

魏人在政治、军事上的全面退守是“母性文化”的彰显，缺失了“父性”中应有的进取性和侵略性，这或许是人性中对秩序和规范的向往。但可惜，魏人并不是处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战国是一个充满着剧烈动荡和冲突的舞台，“灾难性的去仪式化”（爱利克•埃里克森《游戏与理智》）是这个时代的标志，谁能不断打破源自父亲的“延续性与记忆”，奉上精彩绝伦的“弑父礼”，实践“人性的泯灭（连小孩也不放过）”（爱利克•埃里克森《游戏与理智》），谁就能成为战国这幕大戏中最好的“舞者”，而这显然不可能是魏国了。

齐：有一种无能叫生不逢时

要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的人生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在完成了一系列历史创举之后，最终被自己亲信的臣子饿死在宫闱中。同时，他又收留来自南方的陈国公子完，举为上卿、任百工之长，结果“饿死”了自己的子孙。《风云战国之齐国篇：绥靖之谜》正片一开始就讲述这个故事，在李贽《藏书》记载战国七雄“简史”的目录中也标明了“田齐”，也就是说战国之齐并非春秋之齐，“田氏代齐”也是中国历史由春秋转入战国的标志之一。

但令人感觉吊诡的是，田氏代齐实现了齐国权力的无缝衔接，田氏在形式上放逐姜齐这个君父之后，在心理上却完整地承接了姜齐的“父权”统治。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可能会影响一国之政治、军事策略甚至会影响一国之国民性，恰如秦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秦人一心向东的国策，齐国滨海之地的位置造就了他们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国民性格——当然，这仅仅是《风云战国》的一家之言。

在历史上，我们至少还能从田齐中看到一位明显“胸怀天下”的君主——齐湣王田地，《齐国篇》序片中出场的首位齐王。像所有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子弟一样，这位齐湣王身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齐威王之孙和“寡人有疾”的齐宣王之子，加上出生时还有上应“天河青蛟”的秘闻，因此一出生就被立为了太子，人生的前三十九年基本上过得都是顺风顺水的日子。

然而，“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各出锐师以伐齐。燕将乐毅遂入临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遂杀湣王。”（李贽《藏书》）事实上，齐湣王并不是一位可以称之为“无能”的皇帝，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行动上，他都完成了“弑父”，确立了自我。比如滥竽充数的成语，他即位后一改齐宣王喜欢听合奏的习惯，将混在人堆里的冒牌货逼走；再比如他取得了对楚、对燕、对秦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代少数有过完胜秦军战史的六国君主；还比如他完成了对宋的军事统一，应该是田齐历史上唯一开疆拓土的君主。应该这样说，如果齐湣王在三十九岁时就驾崩，按照他之前的表现，不说是一代明君也是一位雄主，应该是可以谥一个“庄”甚至“武”的，最不济也能得个“悼”字。可惜，“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齐湣王的“无能”是相对的，看看与之同时代的其他战国君主，秦有昭襄王、赵有武灵王、燕有昭王，在和这些战国舞台上的主角们演对手戏中，齐湣王最终实力不济、沦为配角，在战国群星闪耀时，我们只能慨叹一声“既生亮，何生瑜”！之后的齐王们再无法摆脱齐湣王造成的心理阴影，从此耽于安逸、“无为而治”，直至“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

秦：有一种无能叫时不我待

《风云战国》终于到了《秦国篇：为什么是秦？》——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今天提到的无能皇帝也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无能皇帝：秦二世胡亥。

事实上，在《风云战国》中并没有让胡亥出场，秦国故事讲到秦灭六国就结束了。但是在《秦国篇》关于商鞅变法对改造秦国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商鞅变法后）耕战是人民唯一的获利途径、唯一的上升通道，秦国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大兵营、一家大农场。”正是依靠这座大兵营、大农场，秦国碾压山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这是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是七世之余烈铸就的“祖训”。但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从诸侯国到大帝国的变化，让原本举国“大兵营、大农场”的定位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平民靠耕战获利、上升的渠道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首先，危机在于如果要继续保持“大兵营”的定位，就要解决向何处用兵、与谁用兵的问题。秦帝国的解决方案是北修长城、筑皇陵，同时继续征伐南方。为什么选择征伐南方？在于秦军的主力是步卒，往北方用兵面临着与游牧民族骑兵的兵种劣势。那为什么秦帝国不组建自己的骑兵呢？这就要联系到另一个定位：大农场。秦人的组织方式是“全民皆兵、全民皆农”，在农闲时候即便拿着锄头照样可以进行军事训练，于是农民放下锄头拿起长矛就是步卒，但却绝对无法成为骑兵。成为骑兵，需要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物质条件就是要有马，有马就要养马，养马需要草料、种草就不能种粮食，不种粮食就违背了“全民皆农”的祖训。因此，秦军不可能具备拥有骑兵的客观物质基础；而技术条件就是骑兵需要具备的骑射技能，但骑术和射术在务农时是没有条件训练的，尤其是在当时没有马鞍的情况下骑术并不是一件能够轻松掌握的技能。所以，秦帝国一定是北修长城南征伐，因为南方的丘陵地形更有利于步卒作战。

其次，危机在于如何继续保持“大农场”的国策，秦国在短短十年间就灭掉了六国，但六国情形各有不同，有的地区适合农耕，但有的地区就没法进行农耕。不能农耕地区的人民如何获得和农耕地区人民一样的“获利途径”和“上升通道”，就成了摆在秦帝国皇帝面前的巨大问题，“基本国策”无法“一刀切”的执行，自商鞅变法以来的“祖训”面临着新的制度设计需求。

最后，危机还在于统一后的秦帝国面积超过了原来秦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不管是北修长城，还是向南征伐都面临着人员调集、进发以及保障的问题。所谓“皇帝不差饿兵”，战争状态下的消耗是非战争状态下的数倍，往往军队从调集到转运到前线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粮草，作战时更需要装备和军需。秦国原本的国策是军士自备军需和粮草，但战线拉长之后这种自备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于是，摆在秦二世胡亥面前的其实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心理考验：推翻七世以来的成功做法，再建帝国制度管理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要在心理上否定要自秦孝公以来至始皇帝的全部成功经验，完成“弑父礼”，这一点对于胡亥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自孝公以来的秦王基本上都沿用这样一条成长路线：在心理上完成“弑父”，但在形式上却完全继承“父制”。心理上的“弑父”，表现在秦孝公即为启用商鞅变法、劓哥哥赢虔、削世袭贵族，表现在秦惠文王则为车裂商鞅，表现在秦昭襄王则为启用范雎、消除宣太后及魏冉势力，表现在始皇帝则是诛吕不韦。可以这样说，四位秦君是通过标志性的内部清洗来完成对前任君王的“超越”，但他们始终如一地执行了商鞅的“大兵营、大农场”路线。

这样经典的“弑父礼”，秦二世胡亥也一样操作了。族灭李斯，很难说不是秦二世期待完成心理“弑父”的行为，但是对胡亥来说，仅仅这样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帝国，就像“随着每个孩子的出生，新的和非常经典的潜力就会出现”（爱利克•埃里克森《游戏与理智》），各种新矛盾、新冲突纠缠的时代是“传统形式的瓦解之中充满了各种再仪式化的迹象”，需要的是汉武帝之类新规则、新秩序的创立者，而不是秦二世这样的“父制”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