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濒临绝境，你会做些什么？如果看到死亡，你会如何面对？当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被突然打断时，你会逃离，还是抗争？
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加缪在他的代表作品《鼠疫》中，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座被鼠疫攻陷的城，一群被死亡缠绕的人，如果我们想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在死亡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人们的生命卑微如蝼蚁时，他们的灵魂才会显露如白纸。
一部好的作品，除了讲述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归根到底，是因为故事里那些人物打动了我们。《鼠疫》这部作品之所以能获得世人赞誉，除了加缪在其中想要表达的哲学思想外，也是因为书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是对现实世界中人类行为的高度凝练。
里厄作为故事的见证者和叙述者，整部作品很少有他的内心独白，但这个人物却最令人动容。因为作者在他身上赋予了最崇高的理想：无爱的世界犹如死亡世界。其实他代表了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人们，平凡普通，兢兢业业，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妻子，一个安详慈爱的母亲。作为一个医生，在鼠疫爆发后，他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他的朋友们一起投入战斗，最终疫情得到控制，城市恢复生机。
塔鲁也是故事的见证者之一，他代表了现实世界中圣徒式的人物。因为从小目睹自己的法官父亲决犯人死刑，他与自己的家庭决裂，从事各种社会运动，他认为个体生命应该得到足够尊重，他极力主张废除死刑，却无可奈何的发现，即使在没有疫病的美好岁月，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鼠疫”病人，因为稍不留意，就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别人死亡。他极力捍卫个体生命，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时充当了谋杀者”。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抗击鼠疫的这场战争中去，却在鼠疫消退之时染病身亡。作者似是想告诉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难免会有所牺牲，而那些勇于为人类生存牺牲的人，就是我们应该铭记的英雄。
朗贝尔则代表了大多数普通民众，他本是一个偶到此地的记者，原本就不属于这个城市，却被突发的疫情困在此地，在他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就要离开被封锁的疫城时，却突然决定留下来，与里厄一起并肩战斗。他本可以一走了之去与恋人相见，但在最后关头却选择去做一个战士。即便他就此离去也绝对无可厚非，没人会因此而责备他，里厄告诉他追求幸福并不可耻，但他却说出那句最令我动容的话：只是独享幸福，可能问心有愧——在灾难面前，人类取胜的有力武器就是，心中充满大爱。
格朗则是政府机构中的一个底层职员，他清贫木讷，勤勉踏实，数十年如一日的做着自己的工作，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却难逃被伤害的命运。于是他执着地想要完成一部旷世作品，他纠结于每一个形容词的使用，所以他的作品永远停留在第一句。最后，他终于对里厄说：我去掉了所有形容词——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心里为自己套上枷锁，当我们不再画地为牢时，才能轻装前行。
科塔尔则代表了现实世界中的阴暗与丑陋，他在疫情肆虐前因为犯罪而险些上吊自杀，幸得里厄与格朗及时相救。他乐于看到疫情蔓延，因为当警察都自身难保的时候，自然不会有人来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在疫情结束后，他最终走向毁灭。
神甫帕纳卢则代表了作者对宗教领域探讨。书中神甫进行了两次布道，第一次布道时，面对鼠疫肆虐，他认为鼠疫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上帝要惩罚，我们只有接受，他希望人们接受上帝的安排，听从上帝的旨意；第二次布道则是在他参加了志愿防疫队，亲眼目睹了一个孩子在疫病折磨下痛苦丧生的全部过程，此时他的思想已发生了转变：既然灾难已经降临且无法避免，那么人们要做的，就是去爱这种上帝给予的痛苦——前者是消极接受，后者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包容。神甫在身染鼠疫病重弥留时，依然坚持不叫医生而选择死亡。“一个神甫应不应该叫医生？”他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他在“全信”与“全不信”之间，选择了“全信”。加缪没有否定宗教，但也指出宗教在某些时候的局限性，比如战争与疫病，在面临极端绝望的情况时，人们更愿意相信迷信而非宗教。
只有在面临绝境的时候，人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渺小。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多时候都充满荒诞意味，但加缪告诉我们：“发现荒谬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开端”“作家可以描述荒诞，但自己并不绝望”，他笔下的文字也始终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即便我们不能完全阻止暴力的存在，也要努力阻止一切使暴力合法化的因素”。
所以，如何选择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加缪给我们的回答是：惟愿以爱度此生。心怀善意，温暖世界，爱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做好每一件我们能做好的小事。如此，才可说不负韶华，不枉此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