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动物世界，独苗都是存在的，但往往是个别随机现象。无论是猫狗、鸡鸭、鱼鳖、虾虫，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个体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人类也不例外。唯独中国的80、90后的这一代人，他们成规模的没有兄弟姐妹，成为了这个星球上的全新“物种”。

一、“种群”形成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到底给中国带来了多少独生子女？

这个问题就和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有本科学历一样，国家统计局悄悄地给过我们答案。

2005年，中国进行了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这次调查公布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数据：全国分年龄（0-30岁）独生子女数。这个数据在之后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都没有再公布。

表中的人数数据是按照1.35%的比例抽样得到的，因此并不是全部人口中的独生子女的数量，但我们可以按比例放大得到独生子女的绝对数量。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同次调查中的全国分年龄人口统计，得到0-30岁中各个年龄独生人口的比例，如图1所示。

图1. 2005年全国0-30岁独生子女比例及规模（根据翟振武等，2014发表的文章，重新寻找数据源制作）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粗略算出，2005年0-30岁独生子女的数量为1.58亿。这部分人活到2018年，也就是13-43岁。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有了正式的专门机构负责计划生育工作，而这也是80后出生的第一年（注：80年出生的不算80后）。同样根据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算出，1981年到2000年（80后和90后），20年间，独生子女的总人口数为1.02亿，这1亿人，到今天也恰好到了要考虑结婚生子（生殖）的年龄了。

80后和90后的总体人口大约为4.89亿，独生子女的比例为20.9%。如果单独考虑90后，则比例高达26.9%。当然，这个比例是有所高估的。因为数据是05年的截面数据，生育了独生子女的家庭很可能会在05年之后再次生育，但由于没有相关数据支持，在此不作讨论。不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政策都是在2014年之后才出台的，因此80后、90后独生子女的数量约1亿人，比例在20%左右，这一结论是比较可信的。

在整个动物世界，独苗都是存在的，但往往是个别随机现象。无论是猫狗、鸡鸭、鱼鳖、虾虫，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个体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人类也不例外。唯独中国的80,90后的这一代人，他们成规模的没有兄弟姐妹，他们成为了这个星球上的全新“物种”。

二、“生殖隔离”

20.9%或者26.9%的比例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但事实上却是一个足以形成“孤立种群”的比例。

就如同前两天对拼多多的讨论一样，7.51%拥有本科学历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已经和他们口中的“底层”、“无法想象有多穷”的人，完全割裂开来。他们的信息获取几乎完全依赖智能手机，自动屏蔽了已经在央视刷屏3年的拼多多广告，直到他们关注的公众号报道了“拼多多”上市的信息，他们才意识到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而在之后的讨论中，他们仍然沉浸在“回声室”中，高高在上的评论着底层的人们。他们的惊讶并不是装的，而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月薪5000以下的人要怎么生活。

以往对于独生子女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成长环境、性格等方面。但从“物种形成”的角度考虑，独生子女这一“物种”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则是他们的婚姻倾向。

这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体面的问题，但却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通常这种问题是由严肃的学者来回答的。北京大学的郭志刚教授和南京大学的许琪助理研究员，2014年在《中国人口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独生子女婚姻匹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论很直观：

独生子女更可能和独生子女结婚，并且非独生子女也更可能和非独生子女结婚。

研究指出，每100个独生子中有26.6个人和独生女结婚，而每100个非独生子中，只有5.1个人能娶到一个独生女；每100个独生女中，有40个人和独生子结婚，而每100个非独生女中，只有9个人能嫁给独生子。

这种显著的差异表明隔离的“种群”正在形成。

一方面，独生子女属性和城乡户籍、出生地、年龄和教育程度有关，而这些都是已经被反复证明的影响婚姻匹配的因素。但在作者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仍然通过回归模型得到“独生子女显著的更愿意选择独生子女”结婚的结论，这就说明，独生子女这一属性本身，已经成为了某种择偶标准。如图2所示，模型五在控制了户籍、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妻子是否是独生子女”依然显著影响丈夫的独生子女属性。

图2. 对丈夫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回归分析

从统计意义上看，婚姻是经济问题。

经济，无外乎两方面，存量和流量。在婚姻选择中，经济存量通常指的是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即婚姻对象的父母能够给予新家庭的支持。这其实用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说清楚：如果你有两个潜在的结婚对象，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但是一个人是独生子女，另一个不是，你会选择哪个？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又要讨论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了。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争夺家产的事件爆发在40后、50后的身上：他们往往生育多个子女，也因为房地产开发、土地征迁等因素积累了不少财富。而到了耄耋之年，他们的60后、70后子女，却为了财产“反目成仇”，小儿子骂大姐，嫂子打妹夫的事情集中爆发，全国各大卫视均有新鲜素材。

60后、70后没有选择的权力，但目睹了家里这一切荒唐的80后、90后，他们却还没结婚。他们的选择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对于流量而言，从统计的角度上看，独生子女的收入也往往是大于非独生子女的。社科院的田丰博士和刘雨龙博士，2014年在《人口与经济》发表了《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差异的影响分析》。文章利用第三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发现：

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是非独生子女的4.5倍，即使是控制了年龄、性别、父母教育年限、户籍等因素后，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依然是非独生子女的1.8倍。

而收入方面，独生子女的收入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显著效应是通过“高等教育”而间接影响的，即在模型中加入“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一变量后，独生子女的收入和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差异。不过，统计上的中介效应在实际生活中是没什么意义的，差异显著的存在，人们并不在意路径是什么。

在我为数众多的给别人推荐对象的经历中，是否是独生子女也成为了继身高、外貌、教育工作背景、家庭背景后的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三、“基因”延续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全面二孩”是指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8年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员文章《生孩子是家事也是国事》以鼓励人们响应全面二孩政策，积极生育，以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然而，因为政策而下降的生育意愿已经很难提高。

中央财经大学的侯佳伟博士和其合作者，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综合227项调查的元分析，全面考察了从1980年到2011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文章结果并不乐观。

1980-1989年，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数（理想子女数是指用经济、伦理、习俗等作为权衡标准，使家庭或夫妻认为可接收的最佳的子女数量）均值为2.13人；到了1990-1999年，该指标下降到1.90人；而到了2000-2011年，该指标又下降到1.67人。

2016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范围包括北京、辽宁等10省（区、市）的0到15岁儿童的父母。调查结果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有很多人认为，独生子女夫妇可能会因为自己童年缺少兄弟姐妹的陪伴，而更愿意多生育孩子。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这一猜测是不成立的。

从城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多项调查中可以看到：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差别；城市独生子 女并非都认为有两个孩子最理想，认为理想子女数为一个的比例接近一半或更高；独生子女青年的实际生育数量和生育计划低于生育意愿。（风笑天，2004，2010；马小红、侯亚非，2008；宋健、陈芳，2010；等）。

甚至有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要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尹勤等（2006）在常州进行的调查发现，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为1.31个，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为1.40个。

而实际生育率往往比调查中的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还要低很多。

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数据，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口出生率也从1.29%降为1.24%。而在30年前的1987年，这一数据为2500万。

不愿多生孩子，甚至不愿生孩子，如同基因一般在这一代的青年人群众扩散。“基因”的密码里不仅仅写着“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更多的则是学区房、月嫂费、课外班、赞助费、出国游学、清华附小课外活动论文......

生物学将物种定义为无法和其他生物交配产生具生殖力后代的族群，因此物种的形成就是生物之间形成生殖隔离的演化过程。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独生子女这一“物种”已经形成，并将延续他们的“基因”。

注释：

1. 因为没有公元0年。公元0年，实际上是公元前1年，自然不能算00后，因此，80年出生的不算80后，应当算70后。

参考文献：

Coyne, J. A. & Orr, H. A. (2004). Speciation. Sunderlands, Massachusetts: Sinauer Associates, Inc. ISBN 0-87893-089-2.

郭志刚, & 许琪. (2014). 独生属性与婚姻匹配研究——对 “随机婚配” 假定的检验. 中国人口科学, 6, 004.

田丰, & 刘雨龙. (2014). 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差异的影响分析. 人口与经济, (5), 51-61.

翟振武, 张现苓, & 靳永爱. (2014).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人口研究, 2(1).

全国妇联. (2016).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侯佳伟, 黄四林, 辛自强, 孙铃, 张红川, & 窦东徽. (2014).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 1980—2011. 中国社会科学, 4, 80-99.

风笑天. (2004). 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 现状与比较分析. 江苏社会科学, (4), 175-181.

风笑天. (2010). 生育二胎:“双独夫妇” 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社会科学, 2010(5), 58-66.

马小红, & 侯亚非. (2008). 北京市独生子女及 “双独” 家庭生育意愿及变化. 人口与经济, (1), 15-18.

宋健, & 陈芳. (2010). 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 4 个城市的调查. 中国人口科学, 2010(5), 103-110.

风笑天. (2009).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我们目前知道多少?.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8(6), 57-62.

尹勤, 温勇, 宗占红, 帅友良, & 徐培. (2006). 常州市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2(2),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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