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事实上是中国人从历史以来不断记录和修订的结果，它事实上是一部中国人的迁徙史。《五藏山经》对各山方位的描述和各山之后对该山具体的描述，其方位事实上是有不同的！每一山前面的方位事实上是修正后的结果！其原因是《山海图》成图时的方位和《山海经》经文形成时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我们看到的《山海经》是对原图画书编译后的结果。编译者当时的四极不是图画书当时的四极，四极有极移，所以，《山海经》译成经文时需要对原图方位订正。校订者保留了前人极移前的记录，又将极移后的方位订正并冠在每一座山的前面，并加上了里程。这样的例证在《五藏山经》中所在皆是，具体证据在后面解释经文时再予列出。后人理解不到这一点，一味以当今的方位解读《山海经》，如此，是不可能复原《山海图》的。《山海图》最初的记录是通过图画的形式刻在玉版上的。在中国古籍中，黄帝、尧帝、大禹都有发现史前玉版的记载。据《初学记》、《御览》、《帝王世纪》等书记载：“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色，鱼流，始得图书。”这是黄帝时发现史前图书的记载。又《博物志》载：“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地之形”好理解，就是地形图。天之形是什么？天有形状吗？“天之形”就是天象图，也就是星相图。“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这分明是上古文字图书（注意，《博物志》说帝尧发现的是文字书，不是图书----上古之图书就是以“图”画成的书，它和后代的“图书”概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帝尧之前就有文字了）。这些玉版和金璧，就是《山海经》的资料来源。黄帝之后的尧帝、帝禹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当时的历史地理及其它知识刻上玉版，藏之名山，沉于河洛，形式上是封禅或祭河，然而实际上却有意无意中保留下了上古文化。这就是中国古史相传的“河图玉版”。祖先们留下玉版，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辅助记忆。后人收集到河图玉版，就加以整理、修订，如此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这就是《山海经》能够记录下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的历史地理的真正原因。祖先们收集整理这些河图、玉版，据以成图（地图和图画书）。这些河图玉版就是《山海图》的前身。后来帝尧整理，大禹时又有补充，并铭于九鼎，伯益据以成书，这就是后世的《山海图》和《山海经》。《山海经》中的奇人怪兽神木灵石等等光怪陆离的东西是什么？上古真有三个头的人，九条尾巴的狐、六只足的兽和人面马身、人面牛身、人面鸟身等等怪物吗？是上古出现了生化危机还是基因变异？当然没有。那它们是怎么一回事？这要从文字的产生历史来看待这个问题。文字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文字产生之前，先祖们传达信息最初靠的是语音，由于音和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语义是靠语音来实现的。后来人类发现语音虽然可以近距离传递信息，但是不能远距离传递和保存信息，由于这种需要，就有了图画，这就是图书的由来。　　图画的最初功能是用来表示语音的。也就是说，象形图案（注意，最初不叫文字）代表的是语音。图案是怎么代表语音的？例如，先民们要表示shu这个语音，但没有文字，先民们就以一棵树形象化地代替之。从表面看来它是象形的，然而实际上它是以树之形表示shu这个音的；反过来说，凡是发音为shu的，都可以用一棵树表示它。例如“术”，这是个抽象的词，如果用象形的事物表示，那是没有办法的。但这难不倒先民们，他们就以同音的事物代表它，这就是“同音假借”。古籍中假借字为什么多，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里的“树”之图案又代表了“术”之音，由音而生义。 “智慧树”实际上就是智慧书或智慧术，《山海经》中的“不死树”就是不死术，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

这就好比一个不识字的人要写信，譬如一个不识字的青年给恋人写情书：“米兰，我爱你。”他因为不识字，又要表达信的内容，他会怎么写？他可能会画一粒米，画一朵兰花，又画一只鹅，一片艾叶，一块泥土。不明就里的人自然不知所云，但是从音上读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信的内容是“米兰我爱你”。当然，他也可能画一把戈代表“我”。为什么甲骨文的“我”是戈之形，就是因为粤语和闽南语中“戈”、“我”同音。“戈”是“我”的图画表音而已。这样的信写多了，青年可能会觉得画画太麻烦，就将画不断简化成图案，时间久了，图案就慢慢固定下来，这样就形成了文字。所以，文字记录的其实是语音，语义是通过语音实现的。

　　任何地方，包括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在内，只要有文字，它最初一定是象形图案，而且是表音的象形图案，哪怕是南极洲，如果发现了远古文字的话，它也一定是表音的象形图案。这是人类文字发展的规律。

　　由于图案符号最初都是表音的，后来图案不断简化，如果一直按此模式发展下去，就会线性化形成拼音文字，如西方的拼音文字就是如此，西方文字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彻底，最终创造出一种摆脱了线条，摆脱了形和音的语言，这就是计算机语言，所以计算机首先出现于西方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国文字就不同，它在最初拟音图画的基础上，最后走上了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的道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东、西文字从此分道扬镳。但纵然如此，无论西方的拼音文字也好、中国的文字也好，最终还是要通过音表现出来。离开了音的人类文字（不是计算机符号）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文字记录的其实是语音，只有通过语音，我们才能得到语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看到。譬如一个不识字的人看家书，他横看竖看都是看不懂的，但是如果有人读给他听，他马上就明白了信的内容。再如抗战电影中，有的首长不识字，首长说一句“念”，下面的人就念给他听，首长马上明白了文件的内容，并据此发号施令。由此可见，文字记录的并不是义，而是音，义是通过音来实现的。

　　只有到了电子时代，语言才可以脱离形和音。但这是机器的语言，是机器的符号，不是人类的文字符号。人类的信息，最终是要通过音来表达的。除非人类发展到了思维传感，人类才可以彻底不依赖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