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我只知道钱的好处，不知道钱的坏处”。在中国文人中，如此爱钱并公开表达爱意的，她还是第一人。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文人大多视钱财如粪土，一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道尽了文人的清高孤傲。
孔子曰：“学而优则仕”，文章写得好的人皆去考科举，中榜之日，便是光宗耀祖之时。利且不说，名就足矣载入青史。为官作宰，政绩且不说，若能守住一身清贫，便能令人称赞传颂。
曾国藩主张：“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君且看河上熙熙攘攘，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
同样是披上了世俗的外衣，名却高雅得很，利却只能庸俗万分。张爱玲却说：“卖文跟卖身的性质一样，前者是兜售灵魂，后者是出卖肉体”。
儒家倡导行为入世，却强调追求出世。在努力体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要求少索取，最好能做清心寡欲的道士。
这种付出与收获远不成正比的本质为封建当政者所提倡热捧，导致中国几千年来读书人的迂腐不堪。追名逐利抑或对金钱表现出渴望者，皆被归为俗人。
而张爱玲，便是一身俗骨。而她却俗得精致利落、可亲可敬。比那些假装不爱钱抑或鄙视金钱的人来得真实真诚。
中国文人恪守清规戒律，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从本质上看，太过压抑自我，又怎能真正做到思想解放？张爱玲读高中时，父亲与继母云里雾里吸食着鸦片，对他们姐弟俩的学业生活皆不上心。
张长个子了，只能穿继母的嫁前旧衣。当全校女生皆着清秀素雅于一身时，独她穿着臧红色旧棉袄，那份另类足以挖洞遮羞。
当她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并斩获多个全额奖学金时，她将大部分奖学金拿去做衣裳。自己设计衣服款式，并让裁缝师傅量身定制。这份享受，不尽是奢侈，而是对少年时期自卑心理的一种自我补偿。
张茂渊戏言，张爱玲父母皆高雅之辈，从不提钱。而张爱玲却对钱在意得很，落得一身俗骨。那是因为张的父母不用靠自己赚钱，张志沂靠着母亲的嫁妆，养戏子、包场子、吸鸦片。
而黄逸梵从欧洲留学至各国游历，靠变卖古董维持名流生活。到了张爱玲这一代，她只能利用她仅存的天赋——写作来为自己谋生计。
当她捧着作品去拜访多家出版社时，写作于她而言，成了一种职业。是上海的沦陷成就了张爱玲，一朵从废墟中开出来的玫瑰花。
黄逸梵在电车上对张说，一个女人，要想过上自由平等的生活，首先得从经济上独立。张爱玲做到了，她将写作当成毕生事业，并在文坛上大放光彩。
张爱玲对人性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半生缘》中，曼桢对世钧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不仅是青春，还有早已变质的感情。
当世钧知道真相后，请求曼桢与他从头再来，而曼桢最后还是带着孩子离开上海了。曼桢心里清楚，世钧除了本性的懦弱，更多的是离不开现在的生活。
人到中年，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感情都成了不确定、不可控因素。那年轻时的三五年一旦过去，便如同一生一世般定下结局，任何人也无法改变。
看完《金锁记》，许多人鄙视七巧最后只剩下钱，活活让金钱锁死了自己的灵魂。而张爱玲写下的结局，也许是最好的安排。
封建社会中，小脚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庸，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丈夫病逝后，她应当守寡一生。感情上又受骗，故山盟海誓都不如金钱来得妥帖安稳。
她将钱拽得紧，莫若感情如纸、人心凉薄。而冰冷冷的金子，反而温暖人心。
张爱玲未离开中国时，大部分时间与姑姑同住。至于家费对半，她与姑姑从来是锱铢必较的。在当时，她已是响彻文坛的新星，稿费颇丰。
而钱财的分明只是表达了她为人处世的一种态度：人与人最好的相处之道，不是相濡以沫的亲密无间，也不是相忘于江湖的决绝寡情，而是两不相欠的清澈分明。
把账算清楚，没有人情的束缚与互相亏欠，亦不用为日后情感变故而暗生嫌隙。
人生荒凉的底子、人心凉薄易变的规律、遗世独立的洞明寂静都被她一支笔所描绘刻画，入木三分、鞭策千里。情场如战场，她照样杀伐决断、不留余地。
胡兰成被作为“文化汉奸”通缉逃亡至武汉，不出半月便与护士小周不清不白，后逃至浙江温州，又与同学之嫂范秀美结为夫妻。
张爱玲千里寻夫，只问他一句：“你到底爱谁？”这样精明处世的女子，竟为了一段无果的爱情在归去的船上失声痛哭。
在胡兰成的博爱滥情面前，她得了感情洁癖，如果胡对她的好不是独一无二的，也同样会给予小周、小范甚至更多，那这种廉价的滥情是她所厌恶痛恨的。
回到上海后，她将三十万的稿费寄给胡，并附上一封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
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再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用钱来解决一段无法继续的情，张爱玲做得漂亮。因为余生，她再也不见胡兰成。
今日清闲，饮茶看书。适合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张爱玲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故事也该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