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从济南返乡以后，孙美珠以峄县望族及清末秀才的身份，被峄县知事辛保鼎约请，参加了县议会，并成功当选了县议员兼峄县二区（齐村区）区长。

正如前面提到的，此时的鲁南地区因天灾较为严重，民众生活开始出现巨大危机。事实上，当时山东地区的人祸也非常严重：在北洋政府武人称雄的时代，文官成为军阀的附庸，而军阀任人唯亲，造成官员素质的普遍下降；从某种程度上说，北洋政府时期山东官员大多是中饱私囊、颟顸渎职、祸国殃民之流。进入民国以后，第二位山东督军周自齐督鲁不到一年半，除了积蓄万贯家财外，临走时还攫取了7万两军费；继任的靳云鹏，也是一个“田连阡陌”的大地主；第四位督军张怀芝有过之而无不及，克扣军饷成了司空见惯之举，公然卖官鬻爵，并扩修“万竹园”，作“逍遥宫”，为了笼络不良子弟竟还筑建“八卦楼”大妓院；而第五位督军张树元也兼并了大量土地，后因侵吞30万元被弹劾免职。

县知事是当时北洋政府的基层干部，是直接与最底层的老百姓相处的“父母官”，肩负着体恤民瘼、赈灾护民之责，但是这些县知事却往往表现出因循懈怠、贪赃枉法的一面，因此当时在河南、山东等地农村就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县知事，他不管，玩罢麻雀玩妓院。民不睬，匪不铲，惟知往家拿俸钱。”

可怕的天灾遇上严重的人祸，自然是百姓最大的不幸，以至于造成饿殍载道的惨象。据《峄县志》上的相关记载，当时的惨况已经接近了“十室九空，父子相食”的程度，可谓已经到了社会大乱的边缘。一贯心存善念的孙美珠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就在县议会上提议，应该打开县衙门的官仓，把所存储的十八万斤高粱统统拿出来赈济那些奄奄待毙的灾民。

县议员们听了以后，个个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知道，官仓是“皇粮”，一旦不经批准就挪用，那是属于杀头的大罪，因此他们都极力反对孙美珠的建议。孙美珠无奈，于是愤然说道：“出了事儿，我一人承担，就以我的全部家产抵当！”好说歹说，议员们终于同意放出一部分官粮。

就这样，官仓终于被打开了，十多万饥民因而得救。多年以后，一位名叫郑玉臣的当地老矿工还曾这样回忆道：“孙大先生在车站放粮，轰动了峄县。那时我15岁，在枣庄下煤窑，和工友们跑去看放粮的，听说放了三万多斤高粱，大街小巷都喊孙美珠大善人。”【《临城劫车案钩沉》，第22页】

省公署在事后听闻消息后，原打算问孙美珠一个私开官仓的重罪，可是看到木已成舟，又怕犯了众怒，索性做个顺水人情；于是不仅没有责难孙美珠，反而还给他颁发了一面奖旗，以表彰他的“善权变，救饥民”——如此一来，更为孙美珠在当地提高威望添了一把火！

可是好景不长，到1918年时孙美珠就有了犯难之事。由于他生平喜欢结交各色人物，尤其是那些江湖朋友，因此附近州县的马子（土匪）如高文成、吴传胜、栗凤羽等常到孙家来做客打牌，而且他们在外头绑了票，就会叫“票客”的家人到孙家来赎。慢慢的名声传出后，当地军警们就说孙美珠通匪，要抓他去坐班房。

孙美珠结交土匪，实际上也是希望土匪们别来骚扰自己家，从前他的父母就曾被一伙土匪绑过票，所以他也不敢跟土匪们彻底断绝往来。孙美珠两头都不敢得罪，一时间无路可走，只好不断向军警们行贿。正碰上皖系军阀张敬尧来当地招兵到湖南去，栗凤羽一伙报名后要去长沙，于是他就劝说孙美珠道：“老兄你不如自己出来拉杆子，省得你待在家里净受气。我们一走，他们说不定就敢来抓你，不如拉杆，闯好了还有个出头之日。”

当时已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官军开小差了就可能做土匪，土匪们受军阀招引就可能加入官军，真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孙美珠有点动心了，何况还有孙桂芝这个奥援和榜样，于是他便找来几个兄弟商量，结果只有老五孙美瑶表示支持。面对因打发各路朋友、施舍穷苦及遭到勒索等造成的家产的不断流失，孙美珠决定不妨先小试牛刀一回，也算趟趟路子。

孙美珠先是拉起了一帮人，然后他便找到当地的东伏山社社长（乡长）张安仁，对他许诺道：“你把办民团的枪交给我们吧！这一带治安，我们包了。”

张安仁了解孙美珠的为人和江湖背景，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孙美珠因此得到了12条枪。为了武装自己，孙美珠又卖掉了宅前的10亩地，买了一支驳壳枪，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就开始带着这支队伍往家乡西面百里处的微山湖一带活动，回山时就住在东伏山、崔庄一带。为了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孙美珠尽量不再跟家人照面，天长日久也让他很不习惯这样的“草寇”生活。

孙美珠虽然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他起初并不想大干，所以本地有的穷人跟着他捞到一些好处后，他就劝人家金盆洗手，说：“我的头是拴在腰带上的，不干不行，你们有了这点钱，可以维持生活了，何必拿命来换呢？”

正是因为孙美珠还有种种顾虑，所以他当时拉的队伍也只有20多人，十几杆枪。

眼看到了1919年，鲁南地区的旱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由于当时国家局面混乱，造成救灾工作的迟误。

有一些被人们骂为“奸商”的人，从江苏运来了大米高价出售，每斤达二三十钱，让一般民众望而却步。为了活下去，抱犊崮一带的山民于是开始铤而走险、占山为王，一时间杆旗如林。他们多以山外的富户为目标，以绑票勒索赎金为主要手段，但也多有残害良民、胡作非为的勾当。

乌合之众成不了大事，反而容易被官府逐一剿灭，孙桂芝看到这种情形且喜且忧，喜的是这未尝不是一个壮大自己的好机会。先前孙桂芝早已跟孙美珠有了紧密来往，这时他便跟孙美珠商议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前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但目前这些杆子，只图一时痛快，凌辱乡亲，死期不远。我们必须设法联合众家兄弟，仿效梁山，聚盟起事，申明纪律，劫富济贫，将来方能成就大事。”显然，孙桂芝是非常熟悉三国、水浒一类的经典的，这些历史故事支撑起了他有限的谋略和眼光，但又较之一般的江湖草莽为高明。

孙美珠内心非常矛盾，一时间无法做出决断。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己那位志趣相投的挚友王翼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他能够帮自己做出一番决断。

王翼民家住在枣庄东边几十里外的兰陵县，1920年元宵刚过，孙美珠便长途跋涉来到兰陵，找到了正在做乡村教师的王翼民。二人当即把酒言欢，彻夜长谈。

当孙美珠把自己的来意一五一十的讲清楚后，颇有救世情怀、在底层苦苦挣扎的王翼民沉吟片刻，他早受够了当今的世道和困苦的生活，只恨自己太文弱，没有能力去揭竿而起，因此他更愿意看到别人都能够轰轰烈烈一回。于是他便坦诚地向孙美珠进言道：“我们秀才，若不能揭竿而起，就只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兄既已进退维谷，倒不如变卖田园，剥掉秀才皮，上山当土匪。”

此时此刻，经好友这样一怂恿，梁山英雄们那些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侠义故事又开始充溢在孙美珠的脑海中，如此一来做“土匪”的道德顾虑也就减轻了很多，他于是横下一条心，欲效法宋江之大兴梁山！孙美珠当即表示道：“贤弟所言甚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随后两人又是一番细致谋划，比如意识到必要大力吸收读书人入伙才能成大事。待到临别时，王翼民又慷慨赠言道：“宁为跖之盗，不为（柳下）惠之贤，中原逐鹿，大者王，小者霸，西狩获麟，食其肉，寝其皮。”【《临城劫车案钩沉》，第22页】

一番豪言壮语，说得孙美珠热血沸腾！想想古往今来的那些成大事者，诸如刘邦、朱元璋之流，哪个不是起身于这条微末之途？只不过他们赶上了造英雄的时势而已。仔细说起来，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只不过要整天提着脑袋罢了。

回到家里后，孙美珠马上密函还在济南上学的五弟美瑶回来，以便助自己一臂之力，因为他之前就是支持哥哥上山的。孙美瑶这年已经22岁了，参加过济南的五四爱国运动游行，当他接到长兄的密函后，立即向正谊中学的林校长请假，托言回家扫墓，获准后他即经泰山西峰小路奔回西沙棚村的家中。

孙美珠再次将全家人集合起来商议大计，那几个弟弟依然不愿追随兄长冒险，表示可以各自外出谋生，后来他们其中一个便登报与孙美珠脱离了兄弟关系，一个则流落他乡沦为乞丐，最终冻饿而死于浙江山阴的一座古寺中。作为老五的美瑶一向素有胆量，而他对于自身的处境非常不满，急欲改变；比如说他十八岁上娶了本县望族、齐村崔翰林的孙女，本以为可以攀攀高枝，不曾想婚后竟发现妻子有点傻气，嫁到山里后夫妻的感情很不好。

孙氏兄弟于是变卖了余下的家产，共得钱四五千元，平均每人得八九百元。孙美瑶既已奋然愿随兄长入山，于是他便拿出五百元给了老婆崔氏，并对她说道：“改不改嫁你看着办吧！如果我平生不得志，我们就没有再见之日了！”在旁人的眼里，孙美瑶是一个性烈如火的人，不如他的长兄那样和蔼可亲，陈无我《临城劫车案纪事》就说他：“其人性烈如火，不若乃兄之和蔼可亲也。”

孙美珠、孙美瑶兄弟倾其所有开始招兵买马，以便在接下来的“聚义”中占据一个最为显要的位置。

适逢抱犊崮南麓下十河村有一安清帮大字辈宋昭玺摆设香堂，孙桂芝也是安清帮的大字辈，于是孙美珠与孙桂芝二人便商定借宋昭玺家聚会各路杆首。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安清帮”，因为这类的江湖帮会在晚清民国所发挥的作用不次于一个政党。“安清帮”又称为青帮或清帮，它是洪门的一个重要支系，洪门又名红帮，所以青帮、红帮被合称为青红帮。洪门始建于清初，是一些有志于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各类人士所结成的秘密团体，为了躲避清朝官兵的剿捕，早期多以高山老林为根据地，活跃于江河流域。盛行于西南一带的哥老会，亦属洪门支系。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等秘密组织，也都是从洪门衍变而来的。由于晚清民国异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形势，给了各类帮会组织发展壮大的难得机遇，以至于当时社会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连同很多知识分子都加入其中，由此织出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革命党人也多借助帮会的力量进行秘密的反抗活动。

在宋昭玺家的盟会由孙桂芝主持，到会的大小杆子首领约有数十人，除了抱犊崮山区的杆首外，还有来自苏北各地的，会上大家就生存壮大问题各抒己见。经过一番商议，由孙桂芝起草了一个《十项宣言》，以作为今后共同的行动纲领文件。

根据孙桂芝之子孙美泰的记忆，该宣言大致如下：

当今官府暴虐不仁，狼狈为奸，鱼肉乡民，今逢大旱，连年失收。资产奸商，江苏运来大米，高价出售，剥榨百姓。百姓催逼粮饷，惨不可忍，今孙桂芝联合贫苦兄弟，反抗官府，劫富济贫。望各路兄弟齐心协力，聚义起势，宣言其事：

第一、不准奸盗淫邪。

第二、不准携人耕具。

第三、不准拦劫行旅客商。

第四、不准乱拉票客，犋牛顷地管我饭，楼台殿阁该我钱【能拉动一辆车、一张犁、一张耙等的一头或几头(多指两头)牲口称一犋。 佃田百亩叫作“一犋牛”。“该”系山东方言，就是指“欠”。这里主要还是表达劫富的意思。】。

第五、不准勒索乡民，买卖公平。

第六、不准糟踏妇女。

第七、不准欺软凌弱，打骂贫苦兄弟。

第八、尊老爱幼，不准惊扰本土乡亲。

第九、各路兄弟一律平等，不准互相攻讦。

第十、……（不详）

以上十项宣言，各路兄弟均须遵守，凡违反者一律斩首；知情不举者，一律同罪，决不宽恕。

这个“宣言”里所强调的纪律，不可谓不够严明，可是但凡有点经验和认识的人就会明白，不要说这种乌合之众的土匪武装了，即便是军纪最为严格的精锐之师，也是不可能在非常情况不违反纪律的，而要执行纪律却要难得多！

有一种说法叫“群体性暴戾”，是指一个人平常或温文尔雅、或诚实憨厚、或木讷寡言，但是一旦加入某种不良群体就会变得性情张扬、暴虐疯狂。很显然，土匪武装就是这样的不良群体。

那么这帮“土匪”究竟为什么要制定如此严苛的纪律呢？其实并非是他们打算要严格执行的，而主要还是做给人家看的，以标榜自己绝非一般的“土匪”、“草寇”，借以获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十项宣言》通过之后，各路杆首按照“一律平等”的原则，不论枪支、人员多寡，各杆开始一律改称“连队”，而孙美珠、孙美松（孙美珠族弟）、周天松、赵克勤、刘守庭、刘清源、宋朝胜等杆首们改称为“连长”，此举的用意自然还是显得名正言顺一些，以便尽量去掉那种草莽气息。另外，各连队拉票所得的赎金，均按人、枪各一份的原则均分。

在完成与各路杆首的聚义后，眼见就要走上一条凶险难测且不那么光彩的造反之路，孙美珠便独自跑到祖林里哭祭了一番孙氏的列祖列宗，以求获得祖宗们的理解和保佑。

孙美瑶一向有些桀骜不驯，为了坚定自己和兄长的决心，他竟毅然决然地用煤油把家中的全部瓦房、楼房付之一炬，随即率队入山。当他在中途十几里外回首之时，仍可见西沙棚村大火弥漫，滚滚黑烟直冲云霄！

从孙美瑶告别妻子时的壮语，以及他挥炬焚家时的壮举，尤可见其义无反顾的决绝与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较之当年陈胜的那句“苟富贵，毋相忘”尤具肝胆！也唯有具备了此等雄心义胆的孙美瑶，日后方能干出劫火车、掳洋人那般震惊世界的大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