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时期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作为一个封建礼法（即周朝礼制）方面的大行家，孔子在名声雀起，但齐景公心动而终于未能重用的情况下，他在做什么？想什么？

除了完全可以想像的继续好学不止，不断进境之外，事实上孔子在这一阶段里所做的，就是教育门徒和等候出仕这两件事。

从孔子的生平来看，无论从孔子少年有“有志于学、复兴家族”之志，还是三十以后以知礼而闻于诸侯，立于世间，孔子此时都还只是一个未获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贤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子既没有机会证明自己，也没有机会检验自己，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闻”或者“达”。

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说孔子从政，就是为了让家族扬名，但我们若知孔子儒学真谛，又怎么会把这个因素排除在外，而用不切人情的玄虚之理来神化先哲呢？也就是说，为家为国为义为礼，在孔子那里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已欲达而达人，推己以及人，孔子最终会把从仕的目的，定在“社会正义”上。

为了确保实现其出仕从政的根本目的，亦即实现仁的社会，孔子不仅为民间士人的出仕从政，提出了主观方面的必备条件，而且又为其从政事君，明确提出了客观方面的必要条件。

这首先是对国家政治状况的要求。孔子对此的具体表述，是《论语•泰伯》所载孔子曰——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其意是说，如果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已经呈现出严重危机，士人就不可再去谋求出仕从政；如果社会已经陷入动荡与混乱之中，在位士人则应主动辞职而离去。总而言之，国家的政治生活符合于仁道时，民间士人才可以谋求出仕从政，否则就应退隐于民间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同上），亦即坚定信念，努力学习，坚守仁道而至死不渝。

孔子之所以特别强调“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主要是因为“卑不谋尊，疏不间亲”（《韩诗外传》卷三）。基于此孔子认为，民间士人出仕从政，切忌过深介入君主家族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否则，非但达不到出仕从政的根本目的，亦即实现仁的社会，甚至还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学生子路之死，就是这方面的惨痛教训。由于蒯聩与蒯辄父子相互争夺君位，卫国祸乱连连，陷入了长期的动乱之中。子路却置此于不顾，依然在卫国从政而任蒲邑大夫。结果不但于事无补，反倒是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孔子为民间士人的出仕从政，所明确的另一客观必要条件，是“择君而事之”（《孔子家语•弟子行》）。在孔子看来，君主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组织者与主导者，乃是实现社会之仁的关键。这也就是所谓——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大学》第九章）

基于此，民间士人的出仕从政，当然必须选择有志于仁道的君主而辅佐之。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其从政的根本目的。

孔子强调“择君而事”的具体事例之一，是《论语•卫灵公》所载——

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其意是说，卫灵公作为诸侯国君，首先关心的并非是以礼乐治国的仁道，而是战阵杀伐之事，显然不能与其共同实现社会之仁。“道不同，不相为谋”（同上），所以孔子第二天便动身离开了卫国。

孔子强调“择君而事”的又一具体事例，是据《论语•微子》与《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辅佐定公而鲁国政治日见起色，从而引起齐国的恐惧。齐国于是将八十名美貌的“女乐”，送给了鲁国。定公接受之后而“怠于政事”，竟然多日不再上朝。眼见得已不能再与定公继续合作，从而共致仁道，所以孔子便主动离开了鲁国，从而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生涯。

孔子虽然特别强调，民间士人的出仕从政，必须依据当下的社会政治状况而行之，必须选择仁道之君而事之；但是孔子并不主张，只是消极等待上述客观必要条件自己到来。孔子认为，士人自身也理应积极主动去寻求出仕从政机会。孔子周游列国，一贯积极追求出仕从政，为此甚至被时人讥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就清楚表明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认识。如果说，孔子一贯积极追求出仕而从政的人生实践，是其人生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使之然；那么孔子强调出仕从政的客观必要条件，则是体现了孔子的理性精神。

四、从政治民的基本要求

在孔子的“政治”观一节中，我们已经讲过，孔子对于施政治民的总体要求，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其理想的治国方略。这里不再重述。除此之外，孔子对民间士人出仕之后的施政治民，又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这集中体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勤政而爱民。在《论语》中，孔子对此做了反复强调。例如——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

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民间士人出仕从政后，必须尽心尽力、不辞劳苦、勤于政务、恪尽职守。这是对其施政治民的基本要求。

此外，孔子又认为，民间士人在其从政治民的过程中，不仅理应始终坚持勤政这一基本准则，同时还必须常怀爱民之心。这也就是其所谓——

“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学而》）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

孔子所强调的爱民情怀，其包摄范围极广。即使是触犯刑罚的民众，同样包摄于其中。在孔子看来，民众触犯刑罚的根源，在于居上位者的施政有悖于仁道；因而在案件得以侦破时，首先应对触犯刑罚的民众，抱以同情与怜悯之心，而不应有些许成就感。这也就是曾子所谓——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

其二是正己以正民。《礼记•缁衣》载孔子曰——

“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

其意是说，相对于施政治民者而言，归根结底，民众不是遵从其政令而行，而是效仿其实际作为而行。基于此孔子强调，从政而治民的民间士人，自身首先必须始终坚守仁道，行得正而做得端。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引导民众普遍归于仁道。这也就是《论语•子路》所载孔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难之）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其三是诚信以待民。《论语•颜渊》载孔子曰——

“民无信不立。”

其意是说，对于政府而言，民众的信任与拥护至关重要。其重要意义，甚至超过了军队与粮食。一旦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个政府必然也就难以立得住了。基于此孔子特别强调，士人在其从政治民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诚信以待民众。此即《论语•学而》所载孔子曰——

“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在孔子看来，只要治民者能够坚持以诚信待民，那么就自然会得到民众的普遍信任，以及真心实意的拥护，从而引导民众普遍归于仁道。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学者、摄影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一级书法家，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杨秀和老师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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