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占泉 邱道学
周正逵先生从事语文教学改革研究工作和教材编写工作已经六十余年,发表了许多有关语文教改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文章，在全国各地作过许多次专题报告和专业讲座，并将其中部分内容编为《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和《探索者的足迹——周正逵语文教育论集》。我们认真研读，拟从三个方面梳理探究周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之要义，初步呈现学习心得。
一、语文教育改革的方向：以民族化为基础，以科学化为指导，把科学化与民族化统一起来，实现语文教育现代化的远大目标
周正逵先生在《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这本书中明确指出，要从三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汉语文教育改革的方向，正确处理三个要素的关系：一是语文教育的现代化，二是语文教育的科学化，三是语文教育的民族化。核心问题是“面向现代化”，语文教育要为现代化服务，自身也要实现现代化——改革一切违反教育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语文教育新体系，以保证语文教学的高质量和高效率。
周先生对语文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少慢差费”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水平较低、学程较长、教学容量较小、课业负担较重。根据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周先生明确指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语文教学改革和教材改革，可以用“四个适当”来表述：适当提高程度(普遍地、全面地提高语文素养)；适当缩短学程(语文基本训练必须在初中阶段完成，而不是过去用12年时间完成)；适当加大容量(加大训练力度，丰富教学内容，拓宽知识领域)；适当减轻负担(改进教法，讲求实效，严格控制课业)。
周先生认为，实现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必须落实科学化与民族化的统一。语文教育的科学化，就是一切要按照语文教育的规律办事；语文教育的民族化，就是把握中国语文的特点，遵循中国青少年学习本国语文的规律。语文教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研究中国青少年学习本国语文的规律，主要还是靠总结我们自己民族的经验（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同时也有必要从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语文的经验中，吸收一部分确实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必须同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使之逐步“民族化”，化为我们自己的血肉。
探索语文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即准确认识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周先生认为，语文课程是一门“基础工具性学科”。语文、数学、外语是三门“基础工具性学科”，其中语文不单是学好各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也是学好数学和外语的基础，是“基础的基础”。可以确认，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是“基础工具性”，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语文课程还具有四个显著的特点：教学内容的综合性、教学目标的多重性、教学方法的实践性、科学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统一性。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这种认识，以及对语文素养的整体结构的揭示，显示了周先生对语文本质与语文规律的基本把握——这个把握是周先生对语文教育艰难探索的思想结晶。周先生对语文教育改革方向的一切认知，对教育改革规划的一切设想，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离开这个基础，所谓科学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现代化的实现，都将失去正确可行的探索途径。
二、以教材改革为中心，以语文能力为核心，按照语文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规划教学蓝图
周正逵先生认为，教材改革是语文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提高语文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作为一课之“本”，语文教材不仅体现本学科最基本的教学内容，也渗透着本学科最基本的指导思想，还规定了本学科最基本的教学方法。
据周先生考察，从清末到现在，语文教材不断演变，表面形式上花样不断翻新，但绝大部分教材在最基本的编写理念上都守旧如初。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文选组合”的模式不变，“阅读本位”的体制不变，“文体循环”的序列不变，“讲读中心”的方法不变。按照旧的教材体系编写出来的语文课本，不管在编排上如何调配，如何装饰，就全书来说，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训练目标不够明确、训练计划不够周密、训练内容不够系统、训练方法不够科学等问题。
据此，周先生明确指出，教材改革应该变“文选组合”为“训练系统”，变“阅读本位”为“分进合击”，变“文体循环”为“能级递进”，变“讲读中心”为“自学指导”。这种理念，来源于他对语文素养的深刻认识：语文素养应以语文知识、生活体验和文化教养为基础，以思想品德、思维品质和审美情趣为导向，以语文能力为核心，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他精辟地画出语文素养的整体结构图：
其中，“以语文能力为核心”这一条，乃是关键所在。确立了这个核心，才能抓住语文教学的本体特征，才能科学地构建语文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从而达到拾级而上，逐步达到全面发展语文素养的教育目标。
周先生将语文能力划分为四个方面：口头语言的理解能力、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书面语言的理解能力、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他着力于深入研究各种语文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比如，把阅读能力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五个层级：“文字认读→文辞释义→文章解析→文学鉴赏→论著研读”。这是阅读能力从无到有，从低级逐步提升到高级的五个阶段。再如，把写作能力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五个层级：“文字书写→文辞用语→辞章构段→布局谋篇→思辨立意”。这是同样是学生写作能力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提高过程。这个读写能力的发展过程，体现出读写教学应该遵循的基本走向，称作“能级递进”，即依照语文能力发展的层级，合理确定各个层级的教学重点，逐步提高教学难度，实现递进式的能力提升，持续发展，努力落实相应“能级”之上语文素养的全面发展。
先看阅读能力。周先生按照阅读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确定各个学段的训练重点。第一学段（一二年级），重点应该培养文字认读能力，主要任务是尽量快地大量识字，为培养阅读能力打好基础。第二学段（三四年级），继续提高文字认读能力，重点培养文辞释义能力。第三学段（五六年级），继续提高文辞释义能力，重点培养文章解析能力。第四学段（初中），继续提高文章解析能力，开始培养文学鉴赏能力。高中，继续提高文学鉴赏能力，重点培养文化研读能力。
按照这种“能级递进”的思路，编写阅读教材，应该体现出各个学段语文阅读能力发展的重点内容和逻辑关系，应该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同理，编写写作教材、语言交际教材等，也应该以相关的语文能力发展过程作为依据，实现“能级递进”和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
关于培养写作能力，周先生制订了中小学作文训练的总体规划：第一学段，重点训练文字书写能力。第二学段，继续训练文字书写能力，重点训练用语能力。第三学段，继续训练文字书写能力和用语能力，重点训练构段能力。第四学段，继续训练构段能力，重点训练布局谋篇能力。高中，继续训练布局谋篇能力，重点训练思辨立意能力。
周先生进一步审视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指出：阅读是对书面语言的理解能力，写作是对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二者密切相关，不容割裂。但是阅读作为理解能力，写作作为表达能力，二者又有显著差别，不可混淆。认识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既要看到二者密切相关的一面，又要看到二者显著差别的一面。无论是“阅读中心论”，还是“写作中心论”，都不利于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均衡发展；正确的途径应该是“读写分进，双线合击”。
周先生还特别指出：作文教材不宜构建写作知识系统，而应构建写作训练系统。教材内容要以写作实践活动为中心，选取必要的例文作参考，再辅以最基本的写作知识和写作方法作指导，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作文训练新体系，摆脱过去某些旧观念和旧套路的束缚。每个单元的写作实践活动需精心设计，内容要紧扣单元重点，形式要生动活泼，对学生有吸引力。例文要尽量从阅读教材中精选，知识要力求做到精要、好懂、有用。
总之，周先生认为，语文教学改革要以语文教材改革为中心；语文教材改革要以“能级递进”为途径，依据语文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规划教学蓝图，完成语文素养全面发展的综合目标。
三、语文教育思想在教改实验中诞生，经过不断验证和升华，具有真实的指导价值和持续发展的开阔空间
周正逵先生的汉语文教育思想不是凭空假想出来的，而是有源之水，且源远流长。我们凭着《语文教育纵横谈》等专著提供的线索和周先生多年来的言传身教，简要梳理其语文教育思想的诞生、发展概况，探究其重要的实践价值，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开阔空间。
（一）溯源：周正逵语文教育思想的由来与形成
周先生少年时就读于天津师范学校。凭着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该校学生会文化部部长，才干超群。师从叶苍岑先生，毕业后留校执教，从事汉语文教学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以教育实验为专责的北京景山学校成立，周先生主动申请调到该校参加语文教育改革，成为一名光荣的教改志愿兵。在首任校长敢峰、教育专家龙卧流和高级顾问童大林等先生的引领下，周先生积极投身教改热流，广泛汲取理论营养，积累教学经验，探索改革新路，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教师群体中最年轻的教改骨干之一。
《语文教育纵横谈》第十八讲（章），专门追忆和评述1960年代景山学校语文教学改革盛况，认为，“60年代初开始的景山学校语文教学改革实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五四以来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经验，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切实纠正了片面强调思想性，忽视工具性和片面强调科学化，忽视民族化这两种主要偏向，把语文教学改革引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文革结束以后，周先生调入人教社中语室编写中学语文教材。他始终没有停止对景山学校教改思路和实践的反思探索，梳理出该校语文教改的十条宝贵经验，写成长文发表出来。这十条经验包括：（1）语文教学改革是普通教育教学改革的基础工程；（2）中学和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要全面规划，统一研究； （3）要紧紧把握学生学习语文的黄金时代； （4）语文教学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轻装前进；（5）把小学低年级集中识字作为民族化与科学化结合的起点；（6）以作文为中心是一种合理而有效的训练体系；（7）中小学生学点文言文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8）教材改革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中心环节；（9）大力克服语文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10）教改实践是培养和造就新型师资队伍的大学校。
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和思考，周先生感到：文革前这一次奇异的语文教改实验，“从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途径、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法，到改革的思想，都带有现代化的色彩，都体现了现代化的要求，都与‘三个面向’的精神息息相通。从景山学校语文教学改革所探索的深广程度来看，说他们为语文教学走上现代化之路开创了新的局面，应该是不为过的。”
1987年，首都师范学院（首都师大前身）中文系主任饶杰腾先生特聘周先生为自己的研究生开设一门学位课——《语文教材研究》，连续开课十年之久。周先生以教材为脉络，系统研究古今汉语文教育的沿革得失，不断丰富深化自己语文教育思想的内涵。
如果说，景山学校语文教改是周先生蕴育教育思想的一片丰饶土壤，大学讲坛上的理论思辨是一种特殊的砥砺与催化，那么，他持续半个多世纪主持编写人教版高中语文实验教材，并经常深入教学一线为师生提供支持，不断验证与修订，则为其语文教育思想的发展，开辟出广阔的实验田野。（《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的第十九讲——《一次长达20多年的高中语文教材体系改革实验》，对相关情况有所陈述，可参阅。）
大约在两年前，周先生又一次为我们大学、中小学教师开设系列讲座，主体部分凡十六讲，遂有这部专著问世，成为全面展示其汉语文教育思想的最新的珍贵标本。
（二）反思：其语文教育思想在语文教改实践中的运用、验证与发展
语文教育思想在汉语文教改实践中的运用、验证与发展，这乃是百年以来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服务于教育实践和指导实践方向；教育实践验证和推动理论建设，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促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不断逼近教育规律。沿着这条道路，几代汉语文教育工作者作出艰难探索，其筚路蓝缕之功，功在千秋，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沿着老一辈的探索足迹，周先生率领着他的教改团队作为百川之中的一条急流，继续为现代汉语文教育思想的万里洪波奉献力量。
周先生系统研究现代汉语文教育的经验教训，以战略眼光探寻改革的正确方向，踏上可行的有效途径。这一条乃是其理论联系实践的基本原则，确保每一次教改实践活动都是自觉的，具有宏观战略意义的，对冲击现代汉语教育的痼疾能够产生积极作用。
周先生针对长期以来依靠阅读实用文章来训练实用文写作能力的语文（国文）教学旧有模式，创建以数个“文”字为标记的新的教学思路框架和教材模式，并将所编教材投入教改实践，追寻科学化与民族化统一的改革正途。
简言之，从小学低年级到高中高年级，逐步培养五种基本的语文能力：（1）文字认读与书写能力；（2）文辞释义与用语构段能力；（3）文章的解析与谋篇能力；（4）文学阅读与鉴赏能力；（5）文化论著阅读和研读能力。
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分辨五个要点。
第一点，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培养过程不是同步，而是分步进行，基本走向是：识字与阅读在前，速度较快；写字与写作在后，速度较慢。
第二点，文言（古代汉语）与白话（现代汉语），这两种语体的阅读能力之培养过程也不同步，基本走向是：白话识字与白话阅读在前，文言识字与文言阅读在后，各自形成自己的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二者之间形成互补互助的关系；到一定阶段，譬如高中的中高年级，文言阅读与白话阅读汇合，形成中文阅读的综合能力。
第三点，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不仅进程交错，而且培养目标相异，即写作能力主要的培养目标是会写各类实用性文章，而阅读能力的目标，还要提升到文学鉴赏、文化论者研读。文学类写作，不列为主要目标，鼓励一部分学生量力而行。
第四点，文言阅读能力的培养起点提前到小学三年级，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划分为三个培养阶段，依次是：小学负责文言启蒙；初中主要负责文字入门，即始于文言识字而止于文章解析，条件具备的话也可以适量加入文学鉴赏训练；高中主要负责文学鉴赏和文化论著研读。
第五点，在进行文化论著研读之前，文言阅读教学应该做到五个独立：目标独立，课时独立，教材独立，教法独立，考试独立。当然，文言阅读教学体系，本身“独立”乃是具有相对性的，应该与白话读写体系建立良性的相辅相成的血缘联系，统筹兼顾，独立而不分家。
以上周先生这幅教改蓝图，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初步构思成形，借助主编人教版重点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的机缘，演化成三种实验课本，专供课内使用的是：高一的上下册《文言读本》，高二的上下册《文学读本》，高三的上下册《文化读本》。高一集中培养文言阅读能力，解决一般文言文文字释义和文章解析问题；高二解决古今文学作品的鉴赏问题；高三则混合选编文言、白话篇目，分专题解决文化论著的研究性阅读问题。限于当年的客观条件，《文言读本》等于为义务教育阶段严重滞后的文言阅读教学补课，从而奠定冲击文学鉴赏的教学基础。
这次实验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工作，始终联系着一线语文教学的调研与教材试用，持续进行到21世纪前十年中期。接受教学实践的长期检验，教学效果好，受欢迎程度高，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经验各类成果。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提出并践行文言“诵读”的概念（后来这个概念写入教育部新颁行的语文课程标准），在古为今用，借鉴和改造前人汉语学习经验方面，作出重要的探索。再如，最早提出“文学鉴赏”的教学目标，并编出专门教材，创新相关教法，其后教育部颁发的语文教学大纲吸收了这个概念。高三的文化论著研读，也是首创，并为人教版同类教科书所推重，成为今天普遍形成共识的教学高度。
在漫长的实验过程中，也走过弯路，经过一线教学验证后，加以更正，重回正途。比如，这套高中实验教材，还配有6册《写作与说话》教科书，侧重培养写作能力。1985年秋季第一版教科书，高一作文教学要求学生练习写书信等实用文，能力训练的纵向层级几乎没有，20多个使用教材的省市普遍反映作文训练目标不明确，方法不得当，效果不大理想。于是，周先生集中研究协作能力训练的“能级递进”问题，探寻到五个层级：“文字书写→造句用语→辞章构段→布局谋篇→思辨立意”，第二版重新编写，及时弥补了实验缺憾，并为教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元素。
四年前，借助新的教改机缘，周先生主持编写了一套全新的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其中主要的教科书凡18册之多，全面落实以“能级递进”为标志之一的中小学教学思想和理念。在此，仅择要简述其小学课本中关于集中识字（广义）和文言启蒙的编写大意——
1. 借鉴韵语识字经验。第一学段使用的第1册至第4册课本，凸显韵语识字特色，注重借鉴中国古代“蒙书”以韵语诵读促进识字的经验。
2. 三类课文多法兼用。第一学段课文分为三类：（1）韵语文本，多选经典作品，全部要求背诵，体现韵语识字特色和积淀人文精神。（2）半韵半散，广泛吸取多种识字教学方法之精华（如字族文识字法、字理识字法、听读识字法等），要求熟读思考，补充识字。（3）多选散文、故事精品，兼顾扩展识字与大量阅读，体现识字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此外，每册还设计了五至六个“趣味识字”专项，密切结合学生的生活情境，编排生动活泼有趣的演练题目。
3. 先识汉字后学拼音。一年级第一学期专门学习汉字，第二学期开头，才集中安排学习汉语拼音，把汉字变成学拼音的“拐棍”，减轻难度，培养热爱汉字的情感并激发学习乐趣。
4. 识字写字分步推进。体现“分进合击“的战略安排，识字快步跃进，写字慢速追随，且先硬笔后墨笔、先正写（正楷）后快写（行楷），分步推进。
5. 文言启蒙及早进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至六年级，系统安排“文言诵读”专项内容，从诵读古代诗歌开始，依次精选对联、成语歌、对韵歌、格言警句、先秦诸子语录、《论语》选段、《孟子》选段和文言短文等语料，要求学生在课上熟读成诵，初步奠定文言阅读基础。
试想，这套教材投入教改实践，假以时日，不断精研修订，应该能够针对百年以来汉语文教材和教学的歧途，加以拨乱反正，为探索到一条科学化与民族化统一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汉语文教育新路，作出重要引领，打开新的局面。
（三）期待：奔向语文教育改革持续健康发展的未来空间
探求培养符合教改需要的新型师资的有效途径，这一直是周先生非常重视的。早在文革后期担任北京东城区语文教研员的时候，他就为该区数百名中学青年语文教师开设专业进修课，每周定时举办讲座，分组研讨教学改革（当时称“教育革命”）问题，旨在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他根据个人成长的经历，认定在教学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潜心历练，这才是教师进修的最佳通道。在《语文教育纵横谈》第十六讲里，周先生告诫我们：“青年教师在教改实践中把教学、科研、进修结合起来，亦教亦学，边干边学，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教师跟学生一起教学相长，一起前行，开辟一条自行培养新型师资队伍的成功之路。”
为此，当年周先生首次执教研究生学位课，便让几名一线教师旁听并可以参与问题研讨；还特聘青年语文教师参加高中实验教材编写，其培养后学，壮大教改新锐团队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感奋。各省市高中试用实验教材的漫长岁月里，一大批青年教师直接接受周先生的教诲辅导，先后涌现出众多教学骨干、特级教师，不少人成为语文教学专家，著书立说，走上教育教学与研究的领导岗位。
我们静静注视着，这一套实验教材，这一支教改队伍，这一次冲击百年母语教育歧途异端的艰难跋涉，这一位自称“教改老兵”的从壮年、中年变成八旬老人的语文教改志愿兵。《语文教育纵横谈》和《探索者的足迹——周正逵语文教育论集》这两部论著，不是探索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光荣的起点。周先生多次对我们说，要建立义务教育语文课本的实验基地，要创设研讨语文教育宏观与微观问题的专业沙龙，要为攻克这个困扰咱们百年的汉语文教育重大课题多使出一些力量……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们暂且用这篇初探文字，表达对先生的深深敬意，预祝病榻上的“教改老兵”早日康复，一同推进前几代汉语文教育工作者未竟的教育事业，努力为民族文化复兴打造基石。（批判是必要的，然而更难更重要的乃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