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很适合听室内乐，偶然听到贝多芬的《D大调赋格曲》，再一次折服于“乐圣”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这部室内乐作品编号为Op.137，标题是《为弦乐五重奏而作的赋格曲》，其创作和完成时间是1817年，贝多芬时年47岁，正处于人到中年的低谷时期及音乐创作的“休耕”阶段，承受了来自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熬煎，并于次年迎来了艺术创造生涯的第三成熟期。

贝多芬在1817年写给一位业余诗人的一封信中吐露：他的慢性疾病在以往四年里日益加重。他的健康状况从五年前的1812年开始逐渐恶化，使他在不同时期因多种疾病而卧床不起：先是1816年末到1817年初的四个月里，再是1819年，后来又在1821年和1822年的多个星期里一直病痛缠身。从1823年开始，他的眼睛出现问题且患上风湿症和黄疸病。在1827年3月26日去世前的三年时间里，他患病的间隔越来越短。1826年12月，他开始出现严重的肝病和肠道出血，因医生们找不到任何治疗方法而在三个月后不治身故。

贝多芬的耳聋症状也是从1812年开始变得日益严重，这加剧了他的孤立状态及孤独感受，使他比以往更加渴望融入家庭，但他表达这种亲情的方式却又非常极端：起先是在1812年10月对弟弟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接着是与弟媳争夺侄儿的监护权，最后是与品行不端的侄儿发生冲突。他与弟媳的争斗从1815年11月开始、至1820年7月结束，持续四年零八个月，其间甚至不惜损害弟媳的名誉以剥夺其权利。他与侄儿的冲突在1826年夏天达到顶点，侄儿出走并开枪自杀，虽未造成致命伤害，却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侄儿的监护权。

1812年，42岁的贝多芬可谓功成名就。他已最大限度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成为继海顿和莫扎特之后受到普遍赞誉的欧洲器乐音乐作曲家，并且在起始于1792年的20年时间内改变了整个时代的音乐语言。到这一年，他创作并完成的作品包括：除《第九交响曲》之外的所有交响曲，所有协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奏鸣曲》（Op.81）的钢琴奏鸣曲，直至《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Op.97）的键盘室内乐，直至《f小调弦乐四重奏》（Op.95）的弦乐四重奏，一部歌剧，一些宗教音乐作品（如清唱剧、弥撒曲等），大量歌曲。

哈佛大学的列维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教授是西方音乐史学家和贝多芬研究专家，他指出贝多芬的艺术创造生涯可分为三个成熟期：1792年至1802年这十年为第一成熟期，从模仿莫扎特和海顿的音乐起步，掌握了当代的调性语言，并借助这种语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802年至1812年这十年为第二成熟期，在超越海顿和莫扎特的基础上走向更加广阔的音乐领域，为自己的器乐作品的曲式构成找到了全新的支点；1813年至1827年这十四年则为第三成熟期（其中前四年为“休耕”阶段，后十年为“超越”阶段），将巴赫和亨德尔奉为楷模，以赋格曲式和变奏曲式取代回旋曲式和奏鸣曲式，从而建立起基于对位与模仿的曲式构成原则和结构平衡方式。

赋格（fugue）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1600年至1750年）的一种复调音乐体裁，其结构与写法都比较规范：乐曲开始时以单声部形式出现的主要音乐素材称为“主调”,与主题形成对位关系的音乐素材称为“对题”；主题与对题在不同的声部中轮流出现,主题与对题之间常有过渡性的乐句作为对比。赋格曲式是复调音乐中最为复杂而严谨的曲体形式,其基本特点是运用对位和模仿技法使整个曲式形成以下的三段式结构：首先是一个简单而富有特性的主题在乐曲的各个声部轮流出现一次（呈示部）；随后进行以主题中的部分动机发展而成的对题，继而主题和对题在乐曲的各个音调一再出现（展开部）；最后主题再度回归原来的音调（再现部），并常以尾声结束。

赋格及赋格曲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16世纪的宗教音乐就一开始有这种作曲方法，一直到19世纪巴赫时代才达到顶峰。巴赫极大地丰富了赋格的内容，力求加强主题的个性，扩大了和声的应用并创造了展开部与再现部的调性布局，把赋格曲式发展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巴赫的音乐绝大部分都采取严谨的复调曲式，充分体现了人性与圣灵的统一、凡间与天堂的融合、表现与抽象的谐和、创新与传承的共生，达到了主调与复调、和声与对位、节奏与旋律、作曲与演释乃至结构布局与细节铺陈、应景实用与永恒创意的完美结合。巴赫的最后一部作品名为《赋格的艺术》,至今依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一部复调音乐作品，且一直享有音乐家的“哲学著作”之美誉。

贝多芬自幼就对巴赫崇拜有加，1800年还打听过有关巴赫作品全集的出版计划，当巴赫的作品日益为人所见时则尽力收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他对巴赫的兴趣在1814年前后与日俱增，并从1815年起开始显著运用赋格体裁，很多时候赋格甚至成为整个乐章、特别是终曲乐章的基础，创作于1817年的《D大调赋格曲》（Op.137）充分证明了他运用赋格体裁的驾驭能力。他甚至有一个“以‘BACH’（即降B-A-C-还原B）而作的，极具赋格化的序曲”的创作构思，并于1821年至1825年期间酝酿此曲，遗憾的是未能最终完成。

人们曾普遍认为，1813年至1817年在贝多芬的艺术创造生涯中是一个衰退期，但列维斯·洛克伍德教授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这四年贝多芬仍处于“寻求超越的创造进程”之中，他削减了以往在创作上对强力、动态、发展、修辞的依靠，凭借他独特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心灵体验，更加追求深沉的个性和内涵，将旋律化和对位化思维范畴融为一个全新的结合体，从而在艺术风格上倾向巴赫，因而“看似‘休耕’的岁月却可被当作一个自我重塑的时代，一种对以往成就和未来新途的诘问。全新的创作个性正从作曲家的内心脱颖而出。”

在1817年至1827年这十年里，贝多芬一直都在探索塑造大型作品的结构方式，以此取代第二成熟期的活力充沛、目标明确、规模庞大的奏鸣曲式构成原则，进而能够使他超越自己在以海顿和莫扎特为师时所建立起的一切。他从亨德尔、特别是巴赫的复调音乐和合唱音乐作品中寻找出路，创造出了全新的大型作品结构范式。1819年至1822年，他创作了《庄严弥撒曲》（Op.123），称这部作品为“我最伟大的作品”。1822年至1824年，他创作了《第九交响曲》（Op.125），这部作品是他在交响乐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升华和总结。

1817年实际上是《第九交响曲》的创作起点。这年夏天，成立只有几年的英国皇家爱乐协会派专人与贝多芬协商，委托他创作两首“新的交响曲，以此作为协会的财产”。贝多芬接受这项委托但要求支付合理的报酬。双方直到1822年12月20日才达成委约。

贝多芬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编号为Op.135的《F大调弦乐四重奏》，全曲抒情而又欢快，让人联想到明媚的阳光。

参考文献：《贝多芬：音乐与人生》/（美）列维斯·洛克伍德著，刘小龙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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