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在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对比当中，勾勒出它的一些基本倾向，当然这种勾勒只是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完整的理论概括。这些倾向是：1.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2.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通过简单的描述不断发展文化研究方式。文化研究在欧美学术体制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以英国英国文化研究为主给大家显示文化研究。

二、文化研究的起源

狭义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而后扩展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尽管霍尔声称，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但在追溯其根源时，大多数学者都把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几部著作，如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以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看作是它的奠基作。首先，理查德·约翰生提出在政治上，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左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而是50年代末由一批前共产党知识分子(核心是一批党内历史学家)、左翼文化人，以及激进的大学生结合而成的一种政治运动。新左派的目的是在英国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前者大多是前英共党员他们，批评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要求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而后者成员主要是牛津大学的一批激进的大学生，倡导一种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上，他们和前者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第二，李维斯在思想来源方面也是一个鼻祖，文化研究追溯至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和以他为代表的“细绎”集团。大众传媒在英国迅速发展，而李维斯的历史观是保守的，主张为了拯救现代社会，必须恢复古老的有机社会的价值观念，而这需要借助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力量。站在这一立场，李维斯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霍加特、威廉斯等在批评方法和文化观念上曾受到李维斯的影响，但是由于背景不同这种经验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那些被排斥到边缘位置的非主流的社会集团，接触到为这些社会集团所熟悉的大众文化。第三，霍加特写作意图与新左派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霍加特既不同意上述自由主义的观点，也不同意旧左派把工人阶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主张，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性。这种变化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分辨出来。霍加特的著作具有浓厚的怀旧气息，他对战前工人阶级文化的赞美与对战后美国式大众文化的批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缺乏有机性，缺乏在普通老百姓活生生的文化经验中牢固的根基，霍加特批评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都是一种文化赝品。霍加特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对早期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三点影响：强大的影响来源于这种自传，文学想象和批评感性的混合；文学批评的方法应用于通俗文化；首次采用了跨学科的多维的视野。第四，威廉斯要求我们把文化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在重视经验的基础上，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其次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经验是威廉斯文化理论中一个核心的范畴，对经验的强调使威廉斯与后来在文化研究中发生重大影响的结构主义分道扬镳，尽管威廉斯在这里也提到结构。在结构主义话语中，个人经验是居于从属地位的，是微不足道的。第四，汤普森细致地追溯了工业革命初期工人阶级意识和文化的形成。汤普森指出，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是不同的，“阶级经验大多取决于人们诞生于其中——或不自愿进入的生产关系，阶级意识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它以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形式为其体现”。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汤普森的观点和威廉斯十分接近。

三、意识形态理论：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威廉斯等人的早期著作中很少露面，直到70年代，人们才逐渐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进行分析。推动这种变化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进行分析。推动这种变化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构架，通过它“人们阐释、感知、经验和生活于他们置身其中的物质条件里面”。意识形态建构和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意识。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如果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考察，我们便不能像早期威廉斯等人那样仅仅把它看成是生活经验的表现，它同时还是产生这种经验的前提，是我们的意识和经验的基础。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并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我们内化了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效果，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意识形态从外部构筑了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因此我们所谓本质的自我不过是一种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阿尔都塞将它称为“主体性”。所谓主体性的历史形态就是指由社会和文化建构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主体性的独特形态，研究主体性就是研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主体性的建构。例如，观影者总是依据一种已经确定或已经被设计好的主体位置来回答电影文本的召唤，这种主体性和观影者观看其他电影文本时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可能是不相同的。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也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仅要通过语言和再现系统来研究，同时也要通过它的物质形式，如它的体制和社会实践方式来研究。文化不是某一社会集团的客观经验，而是一个生产意义和经验的领域。通过它，社会现实被建构，被生产，被阐释。人的主体性丧失，继而推崇意识形态的绝对地位，将意识形态捧上神坛。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归纳：①意识形态②主体性研究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对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他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述。他认为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总是一个过程和斗争的结果。而从葛兰西的理论视角来看，大众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共同构成的。它既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也不是一种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一个谈判和斗争的领域。在传媒研究中，霍尔关注的也是一个葛兰西式的问题，即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是如何生产这种“普遍赞同”或“一致舆论”的。霍尔认为，相反，这种一致的舆论其实是由传媒生产或部分生产出来的。它必须在普遍的范围之内或‘大家都赞同’的一致舆论的框架内生存下来，它使自己适应于这种一致的舆论，同时又试图形成这种一致的舆论，传媒成了生产‘普遍赞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上面引述的霍尔的分析，只是两个例子，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使用得最广泛，同时又是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阶级、种族、性别

如果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分析，核心就是“再现”问题，再现若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分析，核心就是再现；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的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能够再现自己和他人的人掌握权力，而不能再现自己和他人者处于无权地位，只能听凭他人再现自己。

阶级：马克思假定工人阶级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并致力于发现这一本质；伯明翰中心研究人员认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每种亚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在“阶级”、“性别”、“种族”三个范畴中，“阶级”受到英国文化研究特殊的青睐。青少年剃光头的行为表面上是在追求一种粗野剽悍的形象或风格，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企图。“光头仔的风格代表着一种通过野性青年的形象来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社群传统的努力，他们用它来弥补后者事实上的衰落。”研究者认为，这种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的首要任务是生产驯服的劳动力，因此与其说它剪除不如说它再生产不平等关系。性别：性别差异和性取向究竟是由生物本质决定还是由文化建构的，这始终是性别研究的核心问题；性别角色是由文化建构的。80年代以后，在文化研究中把“性别”和“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情况越来越少，而来自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种族：芭比——一个简单的玩偶，也负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男性中心主义，种族中心，通过芭比娃娃，杜西尔把芭比娃娃作为“当代商品文化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偶像”来加以分析。杜西尔告诉我们，即令是一个简单的玩偶，也仍然负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因为“玩具和游戏不是简单的娱乐开心的工具，它的关键作用是帮助儿童决定自身和周围事物的价值，玩具娃娃尤其诱导儿童仿照它们，按照玩具娃娃的形象来想象自我”

五、快感、大众文化、观众研究

我们不能把文化研究简单地归结为大众文化研究，但大众文化显然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如果谈文化研究而不谈大众文化，就如同出演《哈姆雷特》却缺少了王子。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否定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单一性、强制性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大众文化产生的快感不过是一种包裹意识形态的糖衣；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复杂多元。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的趋向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之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也纳入了根据市场价值规律进行交换的商品运行轨道，文化艺术沦为商品。二、大众文化生产具有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特征，扼杀了艺术个性和人的精神创造力，并生产出一种同质的社会主体。三、大众文化具有强制性的支配力量，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阿多诺等认为，大众文化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控制性的特征，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英国文化研究在对待大众文化问题上就采取了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立的立场。肯定大众文化，一方面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文化机构利用大众文化来控制接受者对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另一方面，接受者又可利用这些资源来产生颠覆和抵抗的效果；大众是复杂多元的组合，大众文化也是复杂多元的；文化经济体制流通快感和意义，快感和意义是大众生产的，也是他们需要的。霍尔：编码—解码，由于编码者和解码者的符码不一样，文本的意义也就不一样；可以通过编码—解码过程来探讨文化内部的政治和权力结构。霍尔指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码方式，第一种是采用主导-霸权符码来进行解码，在这种情况下，编码和解码使用的符码是一致的。第二种是采用协调符码来解码，这种符码结合了吸纳和对抗两种因素，它一方面承认主霍尔指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码方式，第一种是采用主导-霸权符码来进行解码，在这种情况下，编码和解码使用的符码是一致的。第二种是采用协调符码来解码，这种符码结合了吸纳和对抗两种因素，它一方面承认主导-霸权符码的合法性，同时又试图保持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使各种主导的规定与自身的“局部条件”和团体地位相协调。莱恩·昂然后分析了她所谓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即大众文化的消极形象和社会舆论对它的负面评价对这三类观众群体的影响。莫利揭示了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对观看电视的影响。在这个社会中性别关系的支配模式里，家庭对于男人来说首先是休息的场所，有别于他们在外面的工作时间。而家庭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无论她们是否上班)。这就意味着，在家庭观看电视时男人可以全心全意，而妇女则只能是半心半意甚至是带着某种歉疚感来观看，因为她们承担着更大的家庭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