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杀手:抑郁症
2003年4月1日,国民影星张国荣因抑郁症病情失控从二十四楼坠楼自杀身亡。
“这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忍受……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对呀,命运为什么会这样残忍?
或许我们能从他的职业生涯中略见一二。评论家这样评价张国荣的演技时指出:在涉及死亡、孤独、颓废、执拗这些主题时,张国荣能将观众拉得很远很深。
有人说是因为他无法走出戏中的角色,有人认为他的完美主义是祸根,也有人认为他的抑郁症是纯粹生理性的……
唯一可以明确的是,抑郁症是张国荣自尽最直接的凶手。
无独有偶,在张国荣结束自己生命的二十二年前的一个冬日,一个同样敏感、孤独的灵魂也选择了同样的结局,那就是台湾女作家,三毛。
很小的时候,三毛就因为被老师羞辱而试图自杀过,从那时候起,病根就已经落下了。逐渐地,三毛越来越怕接触外面的世界,怕接触所有的人。她的病情在两任爱人接连死于非命等一连串打击之后发展不可抑制的程度,最终选择了自杀。
为什么,抑郁症竟有如此魔力,将那么多人引向歧路?究竟是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主要的解释。
精神分析解释
弗洛伊德是首位将抑郁状态与正常的哀伤反应进行比较的学者,在1917年,他发表了《哀伤与抑郁》一文,“通过比较哀伤和抑郁”来试图理解抑郁的本质。
哀伤和抑郁的不同之处
弗洛伊德认为,哀伤与抑郁根本上是不能划等号的。哀伤是对失去所爱之人或是失去某个力比多投注对象的自然反应,尽管哀伤看起来严重偏离了生活的常态,但是不会被视为病理状态,因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减,而抑郁则不同。
那么,到底如何区分哀伤与抑郁呢?弗洛伊德认为,二者在症状上存在显著差别是:在哀伤中自尊不是一个显著的相关变量,而在抑郁里却有对自尊的明显贬低。具体来说,在哀伤情境中,人们会体验到外部刺激(如丧失重要他人)的逐渐减弱;但在抑郁状态下,自我逐渐消融或毁灭,这里出问题的就是自尊。哀伤会随着情绪的缓解逐渐平复,抑郁的状态却始终萦绕于心,难以完全克服。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有些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平复哀伤, 而有些人则深陷抑郁无法复原呢?弗洛伊德注意到,抑郁和哀伤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对丧失所爱客体的反应,但刺激的原因不同,激起抑郁的是一种更为想象化的丧失。换句话说,哀伤主要发生在意识层面,而抑郁则主要发生在潜意识层面,因为抑郁者无法在意识层面理解自己丧失的东西。
抑郁者的“攻击转向自身”
抑郁与哀伤的另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抑郁者充满了对自我的责备和攻击,那么这种“攻击转向自身”是怎样发生的呢?弗洛伊德认为,心理能量力比多附着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客体关系,然后由于来自这个被爱客体的不对等回应(如轻视、漠视),这一客体关系被摧毁了,但是获得自由的力比多并没有被转移到另一个客体上,它被撤回到自我中,服务于建立自我与被抛弃的客体的认同。这种从客体投注转向自我投注的力比多转向也能解释抑郁者缘何兴趣减退、快感缺失,而对自我却极为关注,仿佛陷入了自责的漩涡。因此,抑郁症又被弗洛伊德称之为“自恋型神经症”,这类神经症的特点是力比多转向自身。
弗洛伊德还指出,这种攻击转向内部的现象如果得到加剧,抑郁者就会表现出的强烈的自毁/自伤倾向,这是对客体以及自我的爱恨矛盾情感加以强化的结果。这种自毁/自伤既是对自己的攻击,又是对原初客体的攻击,它源于对自己和客体的施虐和仇视倾向,通过得病的方式,对原初客体进行一种隐蔽的、间接的报复,折磨他们所爱的人,而无需直接表露内心的仇恨。因此,抑郁者的自我惩罚在潜意识层面也是攻击客体并实施报复的一种方式。
举个例子,小女孩父亲去世,她在悲哀之余可能也会感到怨恨(为什么父亲这么早就离开她),但是这种怨恨在现实层面无法得到实现,因而通过折磨自己来“报复”早逝的父亲,焦点重新转回自我。
卡伦霍妮:受苦是为了逃避可能的痛苦而自己制造痛苦的一种防御机制。
新精神分析主义者卡伦霍尼在她的书中表示:受苦具有一种直接的防御价值,而且事实上往往可以成为他保护自己以避免迫在眼前的危险的唯一方式。
比如,通过自我谴责,他避免了遭人谴责和谴责他人;通过表现为生病或表现为无知,他求得了别人的原谅;通过自我贬低,他避免了竞争的危险。不仅如此,他因此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也同样是一种防御手段。
所以症状的缓解必须使得他们直面自己的脆弱以及一些无能,而这有时候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过去的经验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自我欺骗中度过了一轮又一轮的痛苦,甚至不惜潜意识利用生一场疾病或出现各种心理障碍的代价。
痛苦和软弱无能成了他获得爱、获得帮助、获得对他人的控制的最突出的手段,而且与此同时避免了他人可能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最后,受苦还有一种作用,这就是以一种经过伪装的,然而却更加有效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谴责。
存在主义分析抑郁
存在主义分析着眼于抑郁症的意义缺失倾向,亦强调自由带来的焦虑。
在存在主义哲学里,“自由”有两种,一种是“免于什么的自由”,比如免于恐惧、免于受伤害受控制,这是“消极自由”;另有一种是“积极自由”,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存在主义强调后者,指的是人被无差别地带进这个混乱而无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有创造的自由,但这同时也是一个不能推卸的责任。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指出,自由带给人的首先是焦虑:面对一片迷茫的无助感,在人与人的关系组织建立起来之前的孤独感,以及必需由此带来的对于安全感的丧失,这促使人们逃离自由的责任。
需要明确的是,每个人、每个阶段的生命意义与价值都不同,这些意义与价值必须他自己去追寻,一旦找到,他就有希望摆脱因生命空虚而产生的神经官能方面的症状,包括失眠、焦虑、饮食失调等等,并建立起强大的内心。
“存在先于本质。”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知道,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每时每刻的选择和行动,意义本身就是这种建构的过程,人生也就是这个不断的过程。
你可以想象,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一个人被剥夺到只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他仍然有自由选择用怎样的态度面对环境、态度的选择,这是他全部的尊严和意义。
反过来说,如果你深入考察抑郁症患者的状态就会发现,抑郁的核心并不是“不快乐”,而是“没有活力”,缺乏了生命的激情和能量,缺乏意义,也就缺乏激情与能量。
实验心理学抑郁观
实验心理学指出,抑郁与一种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习得性无助(塞利格曼语)。
习得性无助顾名思义并不是天生带来的,而是在反复的失败或不断的惩罚中学习到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奈的行为、心理状态。
为此,心理学家哈利•哈洛设计了一个实验:恒河猴“绝望之井”实验。他做了一个倒金字塔形的容器,猴子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但无法爬出容器。被困的猴子先开始拼命地往上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试,但即便用尽了力气也爬不出去。最多一两周后,猴子就放弃了,它接受了现实,不再想办法爬出来了。即便之后把猴子放回正常环境,它也会表现出焦虑和幼稚的行为。
猴子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在形成习得性无助的过程中抑郁症者已经逐渐丧失了对事物的掌控感,满是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心态,他们认为问题永远无法被解决;这种无助泛化开来,他们就会觉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便始终处于苦闷之中。
因此,我们预防习得性无助型抑郁症就有了方向。在面对问题时,我们应当保持冷静,以旁观者心态客观地思考解决方式;在生活中,要坚持问题导向,遇到挫折不要觉得是自身的问题、进而沉溺于自责中无法自拔,而应当理性分析利弊,考虑怎样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