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生长在中国的日本少女，上世纪
40年代以一曲《夜来香》红遍中国大江南北。她曾经被中国人认为是“汉奸”，也因为穿旗袍而被日本人歧视。知天命之年却当上了记者游走在危险的战争前线，随后又参选了日本参议院并积极促进日中友好。她是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2014年9月7日，这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走红中国的日籍歌手在日本逝世，享年94岁。
那么，这个历史上褒贬不一饱受争议的风云人物，有着怎样扑朔迷离的身世？这个生不逢时的日本少女，是如何踏进中国演艺圈，成为名噪一时的影坛歌坛红星的？以中国人名字“李香兰”闻名于世，这种掩耳盗铃偷梁换柱的形象包装，其背后隐藏着怎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李涵说历史，今天为您讲述：毁誉参半的传奇女子李香兰。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1920年2月生于辽宁省抚顺市。山口淑子的祖籍是日本佐贺县，但直到18岁，她都未曾踏入日本领土，其人生的前半部分大多是在中国度过的。
李香兰的祖父是日本的汉学家，她的父亲山口文雄也是一位汉文化爱好者，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因向往中国文化，山口文雄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北京学习汉语，后就职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所属的抚顺煤矿。李香兰的母亲则是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的知识女性，俩人在中国相识结婚。由于家庭关系，李香兰从小就掌握了流利的汉语，并且学习了多种中国乐器。
1933年，山口淑子被父亲的中国朋友李际春收为义女，于是取中文名字李香兰，“香兰”是其父亲山口文雄在中国的笔名。李际春曾任直鲁联军第九军军长，兵败后蛰居于天津日租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协助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阴谋制造“华北自治”，并帮助日本关东军将末代皇帝溥仪劫持到长春。后来李际春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奉天银行总裁，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处决。
成为李际春的义女后，李际春的二夫人每天教李香兰学北京话，带她吃涮羊肉、看电影。李香兰美丽大方，有一次在抚顺开往奉天的火车上，她结识了一个同龄的俄罗斯犹太裔少女柳芭，两人结为闺蜜。这个女孩柳芭后来成为了李香兰音乐道路上的贵人。那么，生在中国的日本少女李香兰，又是如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一面旗帜的呢？
为了进一步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经李际春介绍，14岁的李香兰又拜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为义父，以潘淑华之名在北平翊教女子中学就学3年。由于她能说得一口非常标准的京片子，又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以至于她的老师、同学都不知道她的日本血统，一直把她当作地道的北京人。
李香兰去北京之前，身体羸弱，因为身患浸润性肺结核曾经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所以休学半年在家静养。因为父亲了解她原本就不喜欢运动，所以就开始教她吟诵日本的古典剧目“能乐”的歌唱，以帮助女儿尽快康复，但是李香兰无论如何也不喜欢唱日本的谣曲，这时李香兰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位好朋友，俄罗斯少女柳芭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出身意大利米兰音乐世家，白俄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并拜她为师，开始学习腹部练声方法，接受正式的西洋声乐教育，由此挖掘出了李香兰在美声唱法方面独特的天赋。
波多列索夫夫人这位世界闻名的歌剧女高音，据说每年秋季都要在奉天的大和宾馆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1932年在奉天演出时，波多列索夫夫人要求李香兰来担任助演，安排她穿日本和服，唱一首日本歌曲《荒城之月》。
虽然是初次登台表演，但李香兰艺惊四座，马上便进入了伪满奉天广播电台的眼帘，他们找到李香兰，要她参加电台策划的以“满洲新歌曲”为名的“国民歌曲节目”，拉开了李香兰参与日本军国主义组织策划的文化活动的序幕。
伪满政权成立后，奉天放送局设置了“满洲新歌曲”栏目，以美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形象化地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他们向社会招募专职的中国女歌手，当时只有13岁的李香兰成功入选，成为伪满女歌手，开始了她的歌坛生涯。但要当伪满女歌手，对李香兰来说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绝不能说出自己是日本人。
日本一手炮制中国女孩李香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蛊惑中国民众的民心，于是，处心积虑张冠李戴把一个日本人山口淑子硬是包装成中国人，李香兰就是这种形势下悄然诞生在中国东北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舞台上。
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女，姓名潘淑华，艺名李香兰，以这种靓丽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难免会有人对其出身产生好奇心。日本方面为了继续隐瞒李香兰的日本人身份，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李香兰在北京寄居的时候，先后有很多日本军政方面的人士来访，请她吃饭，给她零花钱，时常关注这个女孩的一切动静。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李香兰结束在北京的学业，回到东北，继续充当日本侵华的宣传工具，为日军鼓劲、助威演出，成功地演唱了《满洲姑娘》、《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歌曲。李香兰仗着她美丽的歌声而突然走红，这些歌曲在当时都成为投向中国人精神、灵魂的糖衣炸弹。
《满洲姑娘》流行于1938年，歌曲表现的是迎春花即将绽放的三月时节，一位情窦初开的花季少女待嫁邻村王家的喜悦。李香兰用她那甜美而煽情的歌声唱道：“我是16岁的满洲姑娘，春天三月雪化时，等到迎春花开放，我就出嫁到邻村。”接着，一声深情的“王哥，你可要等着我呀”，唱得人心里一软，无法不感动。《满洲姑娘》很风靡，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作为当年关东军日本骑兵在黑龙江服役时就很熟悉这首歌，直到他老年还能哼上几句。歌曲中的“满洲姑娘”在日伪的包装下过着欢欣雀跃的幸福生活，还带着少女怀春的憧憬和期冀，然而现实中，生活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东北姑娘却过着啼饥号寒的屈辱生活，她们岂能有像歌词中的那么美好幸福呢？
《夜来香》创作于1944年，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专为李香兰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一时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大小城市。可惜这却是一首禁歌，虽然很好听，当时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李香兰在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曲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化紊乱。”
1937年8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伪满洲国通过了“电影国策案”，决定在新京，也就是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成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伪满民政部警务司长甘粕正彦被任命为“满映”理事长。
“满映”成立的目的也跟“满洲新歌曲”栏目一样，无非是美化日本的殖民侵略，宣传所谓的“日满协和”，最终达到维持和稳固日本在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的目的。“满映”当时的摄影水平很高，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企业。
1938年，李香兰进入伪满洲国电影界成为“满映”的歌影双栖演员，开始是以给电影配唱的名义邀请她前往长春试镜，后来发现上当受骗时，已经上了贼船为时已晚。李香兰身不由己的命运，即使她的父母也无法掌控。披着“为国家着想”的漂亮外衣，“满映”说服其双亲签署对李香兰的专属合同，李香兰辗转长春，为推进所谓“五族协和”，“日满亲善”的文化侵略政策，一部接一部积极投入电影戏剧的拍摄工作。那美妙动听的歌喉，那一口标准流利的汉语，以及卓越的表演天赋，赢得了大家一致认可和赞誉。
在这期间，李香兰拍摄了多部电影，成为伪满洲国头号演艺巨星，其中大多扮演中国青年女子推崇日本皇军的角色，在银幕上宣传日本侵华政策，颂扬日军侵华行为。她在电影《支那之夜》中扮演的中国姑娘，要死要活地想嫁给日军，留给观众的深刻印象则是一个美丽的狂热追求日军的中国青春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这种剧情麻痹了一部分中国人民的灵魂和斗志，成为粉饰日本侵略战争最好的宣传工具，当这部电影在日本本土演出时，曾出现了观众排队七圈半买票的壮观场面，李香兰因而得以名噪一时。
“满映”拍摄的另一部电影《我的夜莺》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5倍，花了两年时间才拍成。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同样扮演主角的李香兰自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
1942年，李香兰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发展，为孤岛上海的中华电影公司、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拍摄影片。她出演的《木兰从军》与《流芳百世》等电影轰动一时。在《流芳百世》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沦陷区影坛，她主唱的电影主题歌曲———《卖糖歌》及插曲《戒烟歌》，红遍整个沦陷区。
李香兰本人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普遍的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她演唱的《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爱情歌曲，专门为她定身打造的。《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更令歌迷们听后心花怒放，使得她成为与周璇、白光、张露、吴莺音齐名的上海滩五大歌后之一。
1945年6月，李香兰在上海大光明大戏院举行个人演唱会———《夜来香幻想曲》。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后日本战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根据《处置汉奸案件条例草案》，开始搜捕汉奸。李香兰以勾结日军的“文化汉奸”的罪名被逮捕，理由是“身为中国人，却拍演玷污中国的电影，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推波助澜”。
“杀了她！枪毙李香兰！”在中国民众满腔愤怒的声讨声中，检察官要求按照汉奸罪将李香兰处死。这时候，李香兰道出了自己是日本人“山口淑子”的真相。当时的国人一致认为，李香兰说自己是日本人，是为了逃脱“汉奸罪”的惩罚。他们认为李香兰“在战时通过豪华的银幕出卖了祖国，现在要追究她的汉奸罪行，她便诡称是日本人，躲进日侨区，企图逃往日本”。有的报纸甚至刊登出“12月8日，李香兰将在上海国际赛马场被枪决”的消息，以此舆论来向当局施加压力，达到严惩李香兰的目的。
1946年2月，中国军事法庭在查清李香兰确是日本人后，下达了最终判决：“审理到此终结，解除汉奸罪名。”不过，法官义正词严地告诉她，现在既已证实了你的日本国籍，自应宣布不能以“汉奸罪论处”。“然而，在理论上和道义上你是存在问题的。你以中国人的艺名演的那些电影，在法律上虽不适用于汉奸审判，但本法庭却认为是件很遗憾的行为”。
法庭宣布对其宽大予以释放，李香兰带有深切悔意地说道：“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我虽然不能对一系列电影的规划、制作和剧本等都去负责，但参加了演出是事实。尽管当时我还年轻，也应该承认自己的思想是愚蠢的，对此我深感内疚。”
1946年2月，李香兰含泪挥别上海，被遣返回日本。
1947年，李香兰改回原名山口淑子。告别了“李香兰”的山口淑子，跨入日本影坛，继续从事演艺事业，为东宝、松竹制片公司拍了一系列电影。1951年，山口淑子嫁给了雕刻艺术家野口勇，1956年离婚。1958年，山口淑子与外交官大鹰弘坠入爱河。大鹰弘当时为日本驻联合国大使的秘书官、三等书记官。婚后冠丈夫姓，成为大鹰淑子，并退出演艺界当起了外交官夫人。
1969年，已近50岁的大鹰淑子当起了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亲自赴战火纷飞的动乱地区采访过阿拉法特，去种族隔离的南非采访过狱中的曼德拉等风云人物。1974年，频频在电视上出镜的大鹰淑子在首相田中角荣的劝说下出马竞选，从此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
1978年，李香兰作为日本环境访华团团长率团访华。在访问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她情真意切地说：“我有两个祖国，中国和日本，中国是养育我的母亲之国，日本是我的父亲之国。中国是我的故乡，所以去中国应该说‘回’中国。”
2002年，文化部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放映日本拍摄的专题片《我所认识的李香兰》，既揭露了李香兰的侵华责任，也赞扬了她的忏悔诚意。李香兰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并出书揭露当时的历史真相。
值得欣慰的是，李香兰从日本政界引退后仍长期担任“亚洲女性基金会”副理事长，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当年从军的慰安妇公开道歉赔偿。
2005年，已经85岁高龄的李香兰公开发表一篇长文，劝诫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供奉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关于中日间偶尔的小摩擦，李香兰认为应该正视，不能使它积重难返：“中国和日本是我的‘母亲之国’和‘父亲之国’，我最不希望见到两国的友好关系出现问题。周恩来总理说过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人应该用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去，两国年轻人更应用全新的广阔视野，认真考虑将来如何友好相处。”
2014年9月7日，这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走红中国的日籍歌手在日本逝世，享年9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