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见是渗到骨子里了”的丁元英，极大程度上受到了德国文化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德国人的“责任”，就是“天命”，就从在行为方式上总是从“应然”的角度进入。德国人是一个非常具有责任心的民族，无论是做什么工作，他们的想法就是努力做到最好。据我一个大学老师分析，这种责任心来源于德国人的“天命观”。简而言之，就是他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做这份工作是上帝安排的，把这份工作做到完美，就是对“原罪”的最好救赎。这个观念自路德宗教改革始，自康德哲学而大成。因是之故，德国人显得刻板、严谨，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做到最好。这就是他们的“责任”。
就这一点而言，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国民性有相通之处。不过日本人的责任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等级”。据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研究，日本人长期生活在等级社会，等级之间有严格的划分，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位置”，逾越了自己的位置（等级）是不能允许的；没有在自己的位置上把事情做好是“可耻”的。所以他们在做一份事情的时候，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定位），就要努力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这两个民族能够在二战之后各自实现经济奇迹，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吧。
回到丁元英。丁元英曾劝芮小丹不要做警察，他说：“……关键一句：你应该辞职。请注意，是你应该，而不是我希望。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要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力。但是，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这不是通俗的英雄主义和通俗的平等意识可以理解的价值。”
小说的结尾，芮小丹在逮捕通缉犯的过程中严重受伤，随后开枪自杀。芮小丹的好友肖亚文问丁元英为何没有劝阻芮小丹，丁元英回答说：“她是警察。”同时她还问丁元英芮小丹为何要自杀，丁元英回答：“因为她认为自己没用了。”
这首先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因为是警察，所以就必须要做到警察应该做的一切，包括面对危险和付出生命。这是“天职”，不能逃避，无法逃避。芮小丹在德国度过了她的童年，丁元英也在德国呆了很长时间，这种来自德国人的“责任观”已经深深印入了他们的意识，所以丁元英没有劝芮小丹在危险面前掉头而走，芮小丹也知道丁元英不会这么劝她。
丁元英批判中国文化时说：“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对这个“靠”字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一个认识不到自己的责任、不能履行自己责任的人，当然更谈不上认识到自己的独立价值、独立人格所在，也就只能期盼“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只能把聪明才智用在种种“破格获取”的方式上。
所以中国人喜欢内斗，喜欢搞阴谋、耍手段，喜欢侠客，喜欢打土豪给自己分田地。究其文化根源，就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价值，没有意识到也不愿去履行自己的责任。一个没有个体独立人格、没有各人责任观念的社会，一个每个人都无法明确自己位置的社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社会。于是，强者豪夺、弱者欺诈，心黑者酒肉臭，良善者冻死骨，便为常态。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作为价值”和“人生价值”的关系问题。丁元英在行为方式上流淌着德国文化的血统，但毕竟他不是德国人。德国人可以将作为价值和人生价值结合起来，实现了自己的作为价值，就完成了自己对原罪的救赎，也就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丁元英没有上帝，即使口中言说上帝，也不能有西方人对上帝的那种真诚信仰，所以，他的人生价值也不可能寄托在作为价值上面。因此，他在行为上能够理智地把“应然”作为准则，实现自己作为价值的最大化，但他的人生价值依旧没有着落，需要给自己的灵魂找个归宿。
丁元英是中国人，无论他对中国文化感到多么自卑，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多么激烈，他都无法逃脱由血缘和肤色带来的文化烙印。老黑格尔说：你走吧，你走不出你的皮肤。朱学勤曾为这句话沮丧不已，我想要是真有丁元英这个人，如果丁元英听过这句话，也会有朱学勤一样的反应。
中国人曾把人生价值寄托在家族传承的血脉里，寄托在忠臣孝子里，寄托在贞节牌坊里。然而这一切在进入20世纪后统统被打碎，国人的灵魂也就成了孤魂野鬼，无所着落。丁元英说“总想活个明白”，就是在找寻一个灵魂依归的角落，找来找去，脱不开儒释道三家。儒家不关心形而上的灵魂，被首先排除；道教过于简陋虚幻，也缺乏可以借鉴的资源；于是擅长思辨的丁元英找到了同样长于思辨的佛教。
佛家起自印度，却在本土被婆罗门打个惨败，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南亚东亚得以发展。南传佛教以“修”为主，基本保持了佛家原初本色，讲求自度，是为小乘佛教；北传佛教主要在中国，后又传到日本等国。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即为魏晋南北朝，玄学兴盛，佛教不可避免地受到玄学影响，渐渐地从外在修行转移到内在参悟，禅宗即是中国老庄思想对佛教最成功也最彻底改造的例子。
丁元英在五台山与智玄大师论道，就讲到“修”、“悟”之别：“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而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这段话就是典型的重内在体悟而轻戒律修行。在此我武断地说一句，凡重参悟者，都是受老庄玄学影响，以般若空宗为理论资源，带有中国特色的佛家思想。丁元英毕竟还是中国人，中国人本性里的求简洁而去繁琐、重思想而轻行动的习惯，那种直指心性、一念即菩提的思想诱惑，是潜藏在丁元英的肤色里的。——即看其“文化属性”的提法，也未尝不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笼统化的思路，即把所有问题都追根溯源到文化问题，以为文化问题一解决就什么都解决了，文化问题不解决就什么都解决不了。这种“书斋里的革命”式的思想，朱学勤早有批评，此不赘述。
选择了这种“悟”的思路，后面的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悟的理论根基在“空”在“无”，“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多心经》）。体悟到人相我相众生相是空，世间万法是空，空也是空，如此则所有的执着、偏见、贪嗔痴都成了镜中月水中花，不值得计较追究，如此则风吹旗动非风动非旗动乃心动。
破执不是目的，见空也不是目的，目的在“找出起烦恼的因，了心苦不起苦”。所以在明了万法皆空后，就可以不必执着于任何事物，“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以平常心对待任何事物。这就是佛，这就是得道，这就是解脱。
那么灵魂归宿在哪里呢？人生价值在哪里呢？这时候还问这个问题，就“执”了。既然什么都“空”了，还要问这些干什么呢？
无论灵魂归宿也好，人生价值也罢，都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存找个理由，让自己能心安理得地活着。丁元英服膺于芮小丹的自如自在，随性而为，称这是境界。这确实是境界，不过这个境界绕来绕去，还是绕回到了庄子那里，要么当个逍遥居士，要么混迹凡尘。这也就是丁元英关于人生价值的最后判断了，因此称之为“极品混混”，确也恰当。
总而论之，丁元英在行为方式上很德国化，注重作为价值，注重“应然”即应该怎么做；然而在内在思想上，还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那一套，寓神奇于平淡，化丘壑于心中，吃饭困觉，随性而为。
一个朋友写这部作品的评论，写好后跟我说不知道该写什么，感觉很乱。在敲打完以上这些字后，我觉得这个“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丁元英本就是个矛盾，而且是很不容易解释圆融的矛盾。或者更应该说，作者豆豆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本身就很乱，她试图在丁元英身上融合两种价值，既具有实际生活中德国人的严谨与责任，又具有中国人倾慕的率性与自然。然而两者的鸿沟之上，却怎么也架不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至此，我仍不愿收回“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的赞叹，我依旧欣赏丁元英对于作为价值的德国式执着，依旧羡慕他人生价值上可以达到自然随性。存在本就是个多面体，作为价值和人生价值处在不同的平面上，应对不同的世界，前者应对社会，后者应对自我，要调和，似乎也没多大必要了。只是，两种价值综合在一个个体身上的时候，莫让人生价值的随心随性冲淡作为价值的严谨责任，莫让作为价值的严谨刻板赶跑了人生价值的存在理由，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