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超先生于为学为文为人我都非常佩服，像如此全面发展之人，不惟近世中国，就是近世世界也罕见。在我看来，启超先生不仅是一学术之人，也是一政治之人、社会之人；不仅是学术家、政治家，也是文学家、教育家；不仅可以称得上历史社会的主角，同时也称得上是历史社会的主笔。先生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加上“笔锋常带情感”《新民说》，其社会影响的广泛和深远，恐怕是同时代的众多学者无法比拟的。
在学校时，曾读过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附补编）》，对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传记等方面的的论述，精彩鞭辟，受益匪浅，尤其是看到“历史统计学”处，眼前一亮，耳目一新。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对先生讲课的细节有一段非常生动地描述，“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读来像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一样。
今在暇余，翻阅先生《读书指南》一书，深深为先生博学所折服。该书包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两种，并四篇附录文章。书中对国学入门书目分五类介绍，并推荐最为精当的校注或者集解书目，并对主要经典按照编辑者行历及其年代、书之真伪、著书旨趣、内容（名称篇目）及价值、读法、注释书及关系书等分项爬梳，于后学极为有益。尤其是先生所列治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和评胡适先生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虽然也有可以进一步商榷的地方，但其指导意义是显著而且深远的。同时强调“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启超先生对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通识教育和应用修养的重视也足见一斑。
读启超先生《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典籍可以有大概印象，同时对有志于研究国学或中国文化、古代思想史等方面初学者甚至专门人员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可为读书治学的门径。例如先生对于典籍著作的篇章及真伪整理殊为用力，先读哪些章节后读哪些章节，哪些章节宜精读或者熟读成诵，哪些章节可选读或者略读，哪些章节系后人篡改或者毫无价值而可以不读或者断不可读等等。
作为简明的“读书指南”，启超先生的这两种著作不仅论述精到，而且还有一些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提点后学研究的方向、领域，正如不仅给了很多范例，也留了一些练习题一样。一本简短的册子，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非大家是不能做到的。启超先生虽然提出了阅读和研究这些典籍的方法，但也特别强调不能迷信，要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对于漫步书山、徜徉学海的人来说，一本要籍解题式的指南，不仅如航海明灯，更能省却很多的气力，节约很多的时间，尤其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时间就显得如此的宝贵，其优势也是多么的明显。
我常常想，像启超先生这样多半生行走在政治革命和社会活动之间的人，能有多少时间专注于学问呢？然而，有目共睹的是，先生的学识之广、见识之多、智识之深实在是令很多今天专门于某些方面的人汗颜的，可见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因此这本指南也可以认为是读万卷书的指南，也是行万里路的指南，即修养应用的指南。
读书学问从来都只是过程和手段，思考运用才是目的，然而这并没有削弱读书学问的紧要程度，相反更是加强了读书学问的紧要程度。学问的指南就如人生的条理，宜分明，似乎有很难分明，要游刃其间，非深入其中有出乎其外则是断然不能的。因此一本指南只是学问的冰山一角，读书治学如果只靠一本指南则显得是那么的渺微而又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