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的光阴了。
她是丈夫钱钟书口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也是我们心中优雅了一生的传奇女子。
先生本名杨季康，1911年出生于无锡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
这一年也是中国历史上巨变的一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小季康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风云巨变、惊人动荡的世纪。
在政权更迭、新旧文明碰撞的背景之下，她依然能够成长为温润优雅、宠辱不惊的女子，除了自身的天性，与父母从小对她的言传身教也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常说，原生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成长环境，几乎影响了孩子的一生，家庭成员彼此尊重、相亲相爱，便是给孩子最好的启蒙。
幸运的小季康就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原生家庭。她的性格、爱好、气质甚至以后在遭遇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都离不开幼时的经历。
在那个年代，拥有一个开明开放的家庭实属不易。那百年岁月不乏苦难，而她的父亲、母亲用自己的生活姿态教会了她如何过好这一生。
父亲启蒙女儿成为“最才的女”。
有心理学家认为：每一个优秀的女孩子背后都有一个疼爱她的父亲。这不无道理，在幼时拥有父亲充分的疼爱，这样的女孩更加自信，更加拥有安全感。
小季康很幸运的遇到了这样的父亲。他不仅给予子女适度的尊重和充分的自由，还用实际行动教育子女如何做人。这一切，都是她一生的财富。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一生刚正不阿，虽是一介书生，可是一身侠骨。他曾做过法官、当过律师，其为人做事，颇有北宋包公的作风。
杨荫杭在担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曾遇到一起恶霸杀人的案件。
那恶霸向来鱼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案件爆发后，当时的省长、督军都维护凶犯，想要干预司法，救下这个恶霸。
但是，作为审判厅长的杨荫杭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继而被浙江省省长屈映光向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了状，曲曲折折，最后被调任。
杨荫杭心心念念的“立宪梦”就在这样污浊的司法环境下破灭，但他的一生却从未放弃过追求司法公正。
这样的父亲，在小季康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说：“父亲从不训示我们该如何做，而是通过他的行动，让我们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这般铮铮铁骨的父亲，也在潜移默化中感染了她，在后来面对日寇时，她也展示了性格中面对恶势力的金刚怒目与决不妥协。
杨荫杭在教育子女时，也颇为用心。既推崇中国孔子“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的思想，又将美国“劳动教育”的理念引入家中。可谓是中西合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所谓“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就是顺其自然的教育理念。
他鼓励孩子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知道女儿喜欢读诗文类的书，就经常给她买，并且放在她的桌上。
假若她长期没读，那本书就回被他收回，以表示无声的责备。
当然，她爱读书，也深受父亲的影响。
杨家乃书香门第，小季康发现，父亲说话总能引文据典、说事鞭辟入里，很是羡慕。
于是，向父亲请教秘诀，父亲听后直笑，回答她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
自此以后，小季康爱上了读书，而读书的爱好也伴随了她一生。可见，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读书又是一件多么有乐趣的事情。
小季康曾在考入东吴大学后，为选择何种专业而向父亲咨询意见。父亲回答说：“喜欢的就是性之相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最终，她遵循内心，接受父亲的观点，选择了文科。可惜的是，东吴大学当时并没有文学系，她只能进了政治系。
选择了政治系后的杨绛，并没有放弃自己真正喜欢的文学，既然有爱好与目标，她就矢志不渝的努力，最终走上了文学与翻译之路。
我们都知道，杨绛先生翻译的外国名著中，最经典之一的就是《堂吉柯德》，而这本译作的诞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忠于原作，想要获取原文的精髓，于是，她在48岁的时候“偷空学西班牙语”，除了要克服年龄带来的学习障碍，还要在生活中努力挤出时间。
终于，从1962年开始，杨绛先生在拥有了一定西班牙语功底之后，着手开始翻译《堂吉柯德》。谁知，这一翻译到出版却经历了十几年。
杨绛先生经历了那“十年浩劫”，这本译本的初稿也伴随着她，经历了从丢失到找寻的过程。
千辛万苦找到初稿后，她发现起初的感受断了，接不上了，于是，毅然决然的选择重新开始翻译。
终于，这部72万字的经典译著在1978年出版面世。
执着如杨绛，真正的喜欢，是要克服困难，用尽力气去追求的，她做到了，年轻时候的梦，她从未动摇。
杨绛先生在回忆父亲的时候曾写道：“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国外有价值的作品，翻译大有可为。’”
我相信，她一定也深受父亲的影响，虽未见过自己父亲的翻译，但是，自小她就知道，翻译有价值的外国著作一定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长远的，就像读书一样，许多父母亲的教导、语言、行为，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在生活里，影响了孩子的一生。
杨荫杭教给女儿的，远远不止这些。
他常说：“我的子女没有资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在那个年代，他坚持反对购置家产，却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杨绛先生曾回忆起父亲的这套原则：
“对父亲本人而言，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
不得不说，他的父亲是聪明的，他知道家大业大，不如自己有能力且自立，靠自己的双手，才能一辈子有保障。
如此看来，杨绛先生对于物质的淡泊，生活的“随遇而安”，也一定是她从父亲的言行举止中学会的。
这样的生活态度，使杨绛在后来的百年人生中，能够时刻以优雅的姿态，对抗变幻莫测的生活。
如果说父亲促使女儿成为“最才的女”，那么杨绛的母亲——唐须嫈，则教会女儿成为“最贤的妻”。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出身于无锡的富贵人家，少年时代也读过书，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都是同学。
她们读书的学校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中学”。
唐须嫈应当算得上那个时代的一名女知识分子。虽然，嫁做杨荫杭做妻子之后，她就开始专心相夫教子，但是她依旧把自己的聪慧运用到家庭之中。
唐须嫈温柔却不失主见。
杨绛先生曾说：“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但我们都自愧不如母亲待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可见，唐须嫈是个极其温柔的女子。
唐须嫈曾有一次将丈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杨荫杭不知是因为吃错了食物还是水土不服，一直高烧不退，神志不清。
就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唐须嫈费力的找到当地有名的中医——华实甫，她请求他“死马当活马医”，华实甫才大胆的开了药方。
配合着药，加之唐须嫈精心照料，杨荫杭捡终于好转，捡回了一条命。亲友和医生们都说这是奇迹。
而这个奇迹，就是唐须嫈的坚持不懈以及果断选择而创造出来的。
唐须嫈极其贤惠但不迂腐。
杨家在那个时代，是个大家庭。而在大家庭做女主人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除了要相夫教子，把家庭琐事处理好，还得处理好姑嫂关系。
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在出嫁以后又都与夫家断了关系，常年住在杨荫杭的家中。自古，姑嫂难以处好长久的关系，但是唐须嫈却与两个小姑子关系都很好。
三姑母脾性奇怪，个性较强，孩子们都不是很喜欢这位三姑母。
而唐须嫈对这个小姑子却好极了。她不但不允许孩子们在背后说小姑子的坏话，还告诉孩子们，她们的三姑母有多么不容易。
后来的杨绛嫁入钱家，钱家也是一个大户人家，人口众多，事情繁琐。但是杨绛都能够应付自如，与家中每一位成员都处的很好。我相信，这与母亲的身教不无关系。
所谓最好的家教，不是刻意的去训练，而是如春风般不断地温暖与感染孩子。
唐须嫈和杨荫杭无话不谈，是夫妻也是朋友。
在小杨绛眼里，父亲与母亲总是无话不谈，而夫妻最好的相处模式，便是有话可说、有事可谈。
“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概，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
在小杨绛眼里，父母总是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她可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也会有一男子走进她的生活，与自己拥有“长河一般的对话”。
当然，唐须嫈对丈夫的刚正耿直，特立独行总是支持的。不管杨荫杭选择了什么，遭遇了什么，她总是坚定的站在丈夫身旁，他们既是夫妻，也是朋友。
父母相处的模式，对孩子以后婚姻的影响是极大的。孩子总会不知不觉地模仿父母的相处方式。
在杨绛和钱钟书身上完全体现出了这一点，他们一生相爱相守、互尊互敬、无话不谈。
杨绛这一生，是当得上“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她的童年里，那些耳濡目染的教诲，已经深深地植入骨髓中。
我相信这是美好的经历，如若不然，她也不会在后来回忆说：“在庙堂巷，父母姊妹兄弟在一起，生活非常悠闲、清净、丰富、温馨。庙堂巷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回味无穷的日子。”
我们回望杨绛先生这百年，即使是在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她依旧没有被苦难打倒，始终怀揣着恬淡。
这一切，都离不开最初父母给予的无限光亮。
温润如她，优雅如她，如此怀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