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的军事科技思想与后勤保障骆秉章军事思想初探（之三）

骆耀祖刘任文

摘要：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代表人物，骆秉章的军事思想对太平天国和湘军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建军思想，治军思想，战略思想，战术思想和后勤保障思想。骆秉章造船制炮、筹粮筹饷，为湘军实现以上制下，节节推进，最后力克金陵的目的,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关键词：骆秉章军事思想军事科技后勤保障

骆秉章作为晚清名臣，他所留下的最为醒目的东西，确是他的清正廉洁，他的军政事功。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代表人物，骆秉章注重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吏治、河工、海运、盐政、洋务等关系国计民生等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他在督川抚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建军思想、治军思想、战略思想、战术思想和后勤保障思想。他造船制炮、筹粮筹饷，为湘军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维护了清朝的统治，延缓了清王朝的灭亡，加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为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

一、师夷长技，制器为先

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带给国人强烈的冲击。由于天朝屡次抗英的失败，军事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骆秉章也在痛苦地思索战争取胜的方案和良策。骆秉章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试图把传统经世思想与“取西方之长”(科技)结合起来，以挽救封建统治危机,实现国家的富强。

（一）建议整饬洋务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初五日，骆秉章上奏了《请整饬洋务以绝弊端摺》的奏摺，斥责英商喳吨、颠地“把持洋务”。奏摺中说：“所有售私偷漏之弊，皆其主谋，实为奸夷渠魁”。可以说，骆秉章是提出“整饬洋务”概念的第一人。骆秉章在奏折中提出了五项建议即：(1)慎选洋商，以专责成；(2)严禁孖毡，以防勾串；(3)严禁夷人久住省馆以绝弊源；(4)三板夷船禁止停泊省河以防偷运；(5)内地洋银应与纹银一律严禁出洋。[[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道光帝对骆秉章的奏摺非常重视，在第二天即发布了《着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就骆秉章所奏妥议章程事》的上谕：“据御史骆秉章奏请整饬洋务以绝弊端一摺。……着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并传谕豫坤，一体妥议章程具奏，原摺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对道光帝下发的《骆秉章条陈整饬洋务章程摺》，林则徐、怡良等作出了积极的回应[[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二）建议整饬军情

鸦片战争中，清军为什么屡战屡败呢？武器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到过虎门炮台参观，会发现炮台的清军大炮只固定在一个方位上。由于铁质太差，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铸件“布满蜂眼”，炮膛“毫无算学尺度”，装药少了打不出去，装多了自炸自伤。清军大炮威力也小，往往数千斤大炮不如英军的小炮。骆秉章很早就认识到了中国和外国在武器上和军力上的差距。

骆秉章较早地体察到外国坚船利炮的威力所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月，回乡扫墓的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上奏了《奏为粤省军情条陈管见摺》[[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在奏摺中，骆秉章指出了广东当时军情的弱点，提出12条意见。他建议要添铸大炮，学习外国的制炮、火药制作和射击方法；要研究炮台的建筑以及防护；炮兵要经常演练，要预备火具、暗设埋伏、严禁接济、严密文报、从重悬赏、优给兵粮、民练水勇、严缉匪徒。他特别提出火药制作应认真监造，不许偷工减料：“澳夷造药，内地多有明习之者，能如法认真监造，不许偷减，则药力可敌逆夷。”[[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四月，骆秉章上奏了《报琦善误国情形并陈战守之策》的奏摺，再次说了英军和清军战斗力的差距：“逆夷炮无虚发，我炮虽发无准，火药半杂沙泥轰击无势，不能及远”。而且“征调各兵向习陆战，水战皆非所谙。夷人抢夺隘口，先用炮攻击，然后登岸，故兵力不能致胜。”他痛恨地指出：“将令不严，赏罚不明，大炮不坚，战船不固，军情同变，人心悲怨，……大炮以铁沙搀泥料外包铁皮，所以施放之时，火药不能加足，炮子不能奋飞，而何能伤及坚厚之夷船哉。”目前只能够相度机宜，设法保护，或以缓兵之计，或为反间之谋。然后修复炮台，整顿船炮，鼓励士卒，才能够“观衅而动，大挫其锋。”[[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二、造船制炮

太平军兴，清廷不得不进口大量洋枪洋砲以维持其统治；同时，骆秉章、曾国藩、左宗棠等经世派官僚开展了一场“以制器为先”的“自强”运动。从筹办长沙防堵直到数十万湘军征战全国，骆秉章的军事科技思想得到了实践的机会。

骆秉章在湖南的文治武功，可概括为：内清四境，外援五省，整饬吏治，筹饷备械。湘军东征，湖南不仅要派兵，且“军器多由湖南办运”，还要供应粮饷和军械、船炮等。为此，骆秉章在长沙设有火药局、炮局和船局，负责湘军的军械和船炮的供应和修理维护。

（一）成立长沙火药局

咸丰二年，骆秉章在筹办长沙防堵时，起用黄冕制造火炮。黄冕是非常能干的军事科技人才，他很早即为陶澍、林则徐所赏识。骆秉章抚湘期间，黄冕在建立炮局、办理厘金、征兵筹饷等方面表现非常出色。骆秉章上奏说：“又经防剿逆匪，火器为先。省城大炮较少，在籍前任江苏知府黄冕精于造法。当饬该员赶造一二千斤大炮四十位，一百斤熟铁炮一百位。已据铸就二十一位及地雷十八位。经臣亲加验试，均堪适用。饬令分运南城外金盘岭、豹子岭等处，择要安设。并饬臣标中军参将暨长沙协副将制造抬炮一百杆，及鸟枪、火箭、火罐等项，分给防兵，以备轰击。”[[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在长沙守城时，黄冕紧紧跟随骆秉章。八月二十九日，“各营收队未久，贼于南城西边暗放地雷，城墙切近贼巢之处砖石飞跃，城身蛰陷四丈有余。……和春见邓绍良被伤，即飞速上城，在缺口代其守御。臣等立饬署长沙府知府仓景恬、善化县知县王葆生督同绅士黄冕等，即夜将缺口补砌……。此二十九日贼匪猛扑城垣，弁兵奋勇获胜之实在情形也。”[[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长沙是极为重要的补给地。骆秉章又派黄冕在长沙府兴汉门留芳岭城隍庙设火药局。长沙火药局年产火药和铅弹数十万斤，铁、熟铁炮达百尊，为当时湖南最大的军火制造厂。咸丰八年，一次就接济广西省火药七万七千余斤。湘军所耗用的火药大部分是由这个厂供给的。随着湘军攻坚战的发展，对火药的需求量更大，尤其是曾国荃用地洞轰城法进攻南京，曾国藩在家书里说：“四万斤火药仅敷半个地洞之用，则十余洞纯须三十万斤。此间曾国藩祁门大营二十余日已解至十二万斤”[[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此庞大的火药供给几乎全赖于湖南。按此数推算，湖南一年供应曾国藩部湘军的火药近百万斤。

湘军对火药和军械需求也促进了湖南工矿业的发展，“咸丰年间，四属铁厂不下百余厂，熔成六七千石，合计每年可出百万石，能活工力贫民数万人”。

（二）成立长沙炮局

咸丰三年八月十三日，骆秉章、张亮基等会奏的《奏报遵筹船炮情形并请敕拨银两摺》，详尽叙述了对水师组织、船炮设置等设想，并附上了《改造战船配拨炮位兵勇章程》和《李防御熟悉水师，请调来楚验视战船片》两个附片[[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骆秉章认为：“铁炮不及铜炮，铸生铁炮不如制熟铁炮，斤重相同、而熟铁炮食药可多至一倍，无炸裂之虞，且体质轻便，施之于船尤宜。惟熟铁炮打造费工，刻难集事，……臣骆秉章亦饬省局委员一体赶紧打造。……又火药制作极精，亦可多收一倍之力。”[[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当时由于情况紧迫，只好奏请饬广东代购买洋炮。咸丰四年，骆秉章上奏说：“至于炮位，适用之品最为难得，此次蒙皇上屡降谕旨，饬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

当时，洋炮的质量最好但价格贵，熟铁炮质量也不错但打造费工，生铁铸炮成本低廉但易出现蜂窝。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发明了铁模铸炮法，解决了生铁铸炮泥制模具易出现蜂窝的问题。咸丰五年七月，骆秉章、曾国藩会衔奏调龚振麟来楚铸炮，装备水师[[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可是，浙江没有派龚振麟前来，骆秉章决定自力更生。托马斯·L·康念德在《李鸿章与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中说：“第一位成功地建立兵工厂的人却是湖南巡抚骆秉章。他在将铸铁模型的发明者龚振麟及其子龚之棠调离浙江的努力失败之后，任命林则徐从前的助手黄冕在湖南铸造铁炮。后来，湖南炮局成为一个重要的军械供应点。”[[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

骆秉章在《委绅监造炮位片》中描述了造炮的具体措施。他上奏说：“查有绅士候选同知直隶州黄冕，前在甘肃监制炮械出力，经前署督臣林则徐保奏，嗣因咸丰二年贼犯长沙，臣委该绅监造熟铁炮位，炮身轻而膛口大、击远有准，长沙守城之炮多出其手，实为行军利器。但制熟铁炮工价比较铸生铁炮费多而工迟，盖生铁一铸可成，熟铁必百炼而始得也。臣初意调龚振麟，原望其早到开铸，得炮多而经费省，今既不能前来，正恐炮成而无可用、徒耽时日，而所费又觉虚糜。现仍令黄冕一面多设炉座，一面劝捐经费、即日兴办，冀可以速补迟。”[[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

长沙炮局制造铁炮，装备战舰，开长沙近代制造武器的先河。黄冕用熟铁锻造小型火炮和炮弹，其精度比生铁铸炮高。他还设计制造了一种“劈山炮”，经试射，无论射程和杀伤力，都超过旧时诸炮。该火药局每年可产生铁、熟铁炮达百尊，还可大量制造火药和铅弹，

骆秉章的湖南船炮局不负所望。尽管湘军水师数次受到创伤，甚至在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重创时，仍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湖南炮局和黄冕制造的大炮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曾国藩在上奏朝廷，对湖南炮局和黄冕制造的大炮大加称赞，说：黄冕专办湖南炮局，前后造炮至六百馀尊之多。不特外江水师借此大振军威，我在鄱湖亦提来炮位一百零二尊。他所造的炮精练光莹，与洋炮无异。所制造的灯筒炸弹，亦皆具有精心，利于攻剿。曾国藩多次说：“知府黄冕造炮精利，实属有用之才。”[[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

（三）建立长沙船局

要实现控制长江，谋皖平吴，直捣天京，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控制长江天险，以上制下，节节向南京推进。从时间上看，最早提出建立水师的是向荣，后来江忠源（郭嵩焘）也提出了这一想法，但无法实践。提出切实可行水师建设方案的是骆秉章和张亮基，最终成事的是曾国藩。

（1）提出建设水师方案

咸丰三年七月，骆秉章接到朝廷的命令：“各路水师船只酌量调拨，或设法雇备民船多只，配带炮位、拣派得力将弁管带，自上游驶赴金陵，与陆路官兵合力攻剿，并与下游艇船两面合剿，方可肃清江面、扫尽贼踪。”八月十三日，骆秉章与张亮基等上奏说：“战船以西洋为佳，其次则广东、福建水师所制，亦皆合用，然木料之坚脆所产攸殊，工匠之巧拙所习各异，又有宜海不宜江、宜深不宜浅、宜平水不宜流水之别。”由于造船需要时间长，而当时又急着要用船，决定购买民船改装为战船，并进行了试验：“昨已改造四只，臣等亲临江干试验，似尚可用，其有未尽者仍饬再为损益，务臻妥善。虽未能如粤中制造之精，然较之借雇民船，则所费不多而尤为适用。”[[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该奏摺还有《改造战船配拨炮位兵勇章程》和《李防御熟悉水师，请调来楚验视战船片》两个附片，详尽叙述了水师组织、船炮设置等规划。

咸丰三年七月，骆秉章“奉旨雇募民船，配带炮位，驶赴金陵剿贼。”[[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骆秉章连日与曾国藩、提督鲍起豹及在省司道再四筹商。因为湖南水师仅有岳州洞庭二营，所属下的战船均被太平军焚毁或击坏，没有办法调用。如果要调民船，因本年正月间钦奉谕旨，饬办船炮，湖北湖南两省用高价雇得民船四百多只，分起解往向荣大营。现在查各县所泊民船，能配带炮位用于水战的，真是不多。且在民船上安炮位高低并不合适，听说太平军的船只多至数千，若专恃湖南选雇民船用来攻剿，恐怕力有不逮。“臣受恩深重，明知无备，尤不敢意存迁就。”骆秉章介绍了广东的拖罟和快蟹战船：“臣籍隶广东，窃见东省有拖罟船及快蟹船二种，向俱安设炮位，转运轻便。拖罟船历在内洋装载货物赴省，船身坚实，大者安炮十余尊，次者七八尊，舵工水手习知水性，涉波涛而不惊，且惯施枪炮，上年在梧州剿办波山艇匪，其为得力，已有明效。快蟹船则在内河巡查匪类，毎船水手五六十人，或三四十人不等，载炮三四位，运棹如飞。……水师出洋捕盗，向用红单船，亦极坚实。”骆秉章说：“臣愚眛之见，可否请旨饬下两广督臣，迅即调派遊击黄开广、都司吴全美，赶制红单船百只，即由该二员管带，并选得力将士，配带铜炮火箭及各项火器，先由内洋驶驾入江，前赴金陵。一面另派将弁，雇带拖罟船百只、快蟹船数十只，由广西陡河顺流入江，迎赴前途，前后夹击，仰仗国威，定可指日荡平，较之雇备民船，更为得用。”[[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朝廷同意了骆秉章的申请，命令两广督抚妥办此事。八月，朝廷命骆秉章等仿照拖罟式制造战船百余只，命两广总督叶名琛等购洋炮千余尊[[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批准开办湘军水师的计划。朝廷命令裕瑞、夏廷樾在四川采购材料，与骆秉章商办。随后骆秉章以在四川造船，江险而途远，水程不便，仍在湖南购料制造[[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

（2）积极协助水师建设

咸丰三年十一月起，曾国藩着手创建湘军水师。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在给骆秉章的信中表示：“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摆出一副独断专行的姿态，坚决不许骆秉章插手。骆秉章知道，要打败太平军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水师，他有责任也愿意支持曾国藩；他也知道，孤立的曾国藩更急需他的有力襄助。

创建水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造船。但湖南的工匠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造战船。曾国藩起先造木排、造龙舟做战船，都以失败告终。骆秉章知道情况后，将两广战船的图纸及配炮方式转给曾国藩，并派岳州水师守备成名标到衡州，使曾国藩懂得拖罟、快蟹、长龙诸船式[[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又上奏要求朝廷命令广东购办洋炮。广西巡抚劳崇光又命令褚汝航带同船匠数名从桂林前往两湖听候差遣。成名标、褚汝航向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

咸丰四年四月，陈辉龙解洋炮一百尊到湖南；骆秉章和他一起讨论湖南木料较脆薄等造船问题，都认为江湖与海洋形势不同，应该修改现有战船的式样，并须再添造浅水拖罟船以利攻剿。骆秉章函商曾国藩，取得一致意见。四月底，禇汝航率领水师五营和太平军林绍章的水营在湘潭水面展开激战，击败太平军水营。湘军水师开始得到朝廷的认可。

六月，曾国藩以水师和陆师两万余人，从长沙沿湘江而上进攻太平军。骆秉章考虑到：“水师事宜，以造船置炮二者为最要。船只纵修造坚固，而风波间有飘失，战阵不无损伤，数月之后损失者必须添补，完好者亦须油艌。若非早为预备、随时整理，直待全数破坏之时众船齐修，必致停兵待船、坐失机宜。”[[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该年闰七月，骆秉章在长沙建立了长沙船局和炮局，派举人李概、知州黃冕总办[[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骆秉章在《筹备战船摺》中对水师战舰、船式、监造各方面都给出具体的路线图：“窃维水师战舰以坚固便捷为要，而二者不可得兼，求其坚固则木料取其厚、油艌取其频、钉铁取其密可矣，然船式不合、往往笨滞而不灵；求其灵便则头尾取其锐而昂、船身取其长而削、船底取其狭而尖可矣，然船质太轻、往往震动而不稳。曾国藩自上年冬间奉旨筹备舟师，于造船一事实尝专心研究，臣亦尝往复参求，得其梗概。论造船之精妙，虽篙师船户之说亦人人殊，然总其大要则购材宜审、船式宜精，监造贵在得人、工料不可太省，数语尽之。现在绅局所造即依曾国藩所定之式，该绅等驻工监造，每船用费增至两倍，木材均采自乾州厅一带，似尚坚实合用，臣当随时再行验视。”骆秉章又比较了几种船的优缺点：“查江南水师取胜者以红单、拖罟两种，湖南水师取胜者以三板、长龙、快蟹三种，各有所长而亦各有所短。……大约红单、拖罟船质坚固、气势完壮，炮多兵众、每易立功，三板、长龙则全仗士卒勇猛、操驾迅捷，乃可制胜。”[[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长沙船局两湖绅士丁善庆，遵照曾国藩所定之船式，制造了大板艇五十号，长龙、快蟹、三板等战船亦次第告成，生产大炮重至八九千斤。王闿运在《湘军志》说：“军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if !supportFootnotes][27][endif]]。

咸丰六年十二月，皇上下谕说：湖南省自曾国藩统师东下之后，立即筹备船炮，接济大军，所造的船炮非常合用，经费全部由在局绅士捐办，已经由骆秉章奏请奖励降旨加恩。现在胡林翼又上奏说：上年春初，（曾国藩的）水师回驻武昌，汉阳战舰无多，经过骆秉章督饬船炮各局，设法补救，水师得以复振。骆秉章的湖南又接济胡林翼军营战舰三百余只，并运解火药、炮子及一切军械，为数甚多，全是该省官绅董办，实能尽力筹谋，不分畛域[[if !supportFootnotes][28][endif]]。

骆秉章和左宗棠对湘军在饷项、船炮、军火方面以极大的支持。曾国藩称赞说：全赖湖南巡抚臣骆秉章，一力维持，接济船炮，拨给饷项，添募水勇，俾金口水师（即外江水师）危而复安。此外，湘抚署内幕友候选同知左宗棠于外江水师尤为殷勤，保护一船、一炮、一勇，皆苦心照料，劳怨兼任，一面在长沙操练，一面发往鄂省，力挫水贼凶锋[[if !supportFootnotes][29][endif]]。咸丰七年初，曾国藩奏称“水师初建时，仅有船一百六十号。合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之力，现在外江水师十五营，内湖水师八营，合计船五百余号，炮二千余尊”[[if !supportFootnotes][30][endif]]。骆秉章、左宗棠的“一力维持，苦心照料”，湘军水师的“坚忍之力”，铸就了败而不溃、散而复聚的湘军水师。

三、筹粮筹饷

随着湘军的一步步发展壮大，军费开支惊人，筹饷的多少直接制约着湘军的发展。湘抚骆秉章为筹饷殚精竭虑，设立了捐输局、厘金局、盐茶局，保证了湘军的稳定饷源；他支持设立东征局，尽最大的努力满足着湘军发展的需要。因此，骆秉章在湘军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一) 成立捐输局

咸丰三年（1853），骆秉章在长沙设捐输总局，以藩司总理局务，粮道为会办，在省内各府县设分局，委派地方绅士主持。

骆秉章多次奏请对湖南士绅踊跃捐输进行奖励。自咸丰二年（1852）开捐济饷到十一年（1861）九月，湘抚骆秉章先后奏报捐输银二十五次，“湖南每月供给湘军二十余万两军饷，除厘金而外，全赖捐输”[[if !supportFootnotes][31][endif]]。有人估算湖南的捐输总数当在四百万左右，这是湖南湘军的一笔可观的饷源。

(二) 成立厘金局

咸丰五年（1855）四月，湘抚骆秉章奏准设立厘金局。税种有百货厘金、茶厘金、出口米谷加抽、进口杂粮厘金、竹木厘金、出口煤厘加抽等l0种。税率百分之二至三，在各省中最低。较低的税率也促进了湖南贸易的发展。

湖南的税收除厘金外，还有盐茶税。骆秉章于咸丰六年四月设立湖南盐茶总局，并在郴、宜、岳、醴、常等州县设立局卡，抽收盐茶税。盐茶税扩大了湖南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也大大扩充了军饷来源。左宗棠说：湖南的盐厘税年收入达八、九十万至一百一、二十万[[if !supportFootnotes][32][endif]]。

(三) 成立东征局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为纾解饷源困难，拟在湖南设立“东征筹饷局”（简称东征局）。曾国藩明知此时的湖南筹饷已非常艰难，又要再立一个东征局, 可谓是厘上加厘，一定会招致湖南官绅的强烈反感。而一向在大局上“不分畛域”的骆秉章却理解曾国藩此时的难处，支持增设东征局。咸丰十年七月，东征局在长沙设立总局。东征局饷银2/3解拨江西粮台，协济在皖南作战的湘军；其余解拨湖北粮台，协济在皖北作战的鄂省官军。

东征局筹备期间，并未立即上奏朝廷。直到咸丰十年十二月底，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骆秉章、翟诰联衔正式向上奏明东征局设立情况。由于木已成舟，朝廷便认可了东征局的设立和运作。东征局自咸丰十年八月起至同治四年（1865）七月止，解银365万余两，钱82万余千（串），每年约可得银80余万两，大约占东征湘军军费的15.5%。曾国藩认为东征局筹饷功绩，“迥非寻常粮台、厘局所可相提并论”。东征局的开办，骆秉章功不可没。

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统计，从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四年（1864），湘军十二年实总共用银29,838,585.4两[[if !supportFootnotes][33][endif]]，而后任湘抚刘馄统计了从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湘军裁撤，湖南对于湘军的支援为：“总共实支银三千二百一万六千五十两五钱八分一厘五毫，又总共实支米五万九千五百七十六石六斗五升合八勺”[[if !supportFootnotes][34][endif]]。除去骆秉章入川的四年，他在湘抚任内为湘军筹集的军饷应为二千万两以上。此外，加上对两广、湖北、贵州、江西的支援，以及湖南本省镇压会党起事，募勇、训练及其他开销，初步估计骆秉章抚湘期间筹饷的数字当在四千万两以上。

四、结语

仰仗骆秉章、左宗棠一力维持，为湘军接济船炮，拨给饷项，不断输送兵员和将领，湘军先后收武汉，进九江，取安庆，截断太平军粮道，阻击太平军援军，实现了以上制下，高屋建瓴节节推进，最后力克金陵的目的。骆秉章的军事科技与强大的后勤，为湘军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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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页一一至一六。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贾桢等:《道光朝实录》卷135。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贾桢等:《道光朝实录》卷330。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页274。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1931年第3期。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P397-399。咸丰二年，三二六、骆秉章奏报筹办长沙防堵情形及添调官兵片。《史料》原注为咸丰二年六月十七日，与硃批日期同，由于本片说明是与程矞采会奏摺的附片，故可确定拜发日期为六月初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