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这个春天，在我们眼里是灰色的。

        5月4日八点二十四分，四个多小时的剧烈疼痛之后，父亲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安祥得如同睡着了一样，全然不顾我们撕心裂肺的呼喊。

        那一刻，无助无力。

        不敢相信，不愿相信，父亲就这样走了。

        哭泣中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感受他手心的温度，给它热度，不让它变凉。多想留住父亲，时间再多一点多一点。

        从此，父亲只能在心中呼唤。

                动荡的童年

        我的父亲孙盛茹，1939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蒙阴县岱崮镇坡里村。那时正处于抗战时期，父亲的童年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度过的。

        在岱崮镇，孙氏家族可称得上大户，祖祖辈辈辛勤劳作，经商务农。特别是到了我爷爷那一辈，孙家三兄弟经营了百货、染坊、当铺，当时总号叫“万聚”，爷爷还建起了岱崮镇第一家糕点厂，第一家酱油醋店，当时镇上主街一百米路北路南都是“万聚”家的，还有四合大院。

        父亲在孙氏家族兄弟中排行老六，是最小的弟弟，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是拉着五哥的手蹒跚地去家里的店铺逛逛，踮着脚，小手扒着桌子，眼睛盯盯瞧着那些包装得花花绿绿的糕点不动，每每这时，爷爷都会拿出刚刚烤好的糕点给兄弟俩吃，吃得那个甜呀，那个满足，那是世间最好的美味。

        但这美好的童年记忆是短暂的。孙家家业兴隆的光景不久就被日本鬼子入侵打乱了，眼看打到岱崮镇了，镇上店铺全关了，全镇的人都带着一家老小往山上跑，等日本鬼子走了之后再回来。日本鬼子一年来几次，镇上的人就躲几次，弄得全镇上下慌不得安。孙氏“万聚”家的买卖也是停停开开，营业下滑。最后日本鬼子采取了 “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进屋就抢，一把火将镇上的店铺全都烧了，还用飞机扔炸弹，几乎将整个岱崮镇夷为平地。

        爷爷一家人白天躲进山洞里，晚上才回到离岱崮镇不远的下河去住，吃树叶，睡凉地。父亲大部分童年记忆就是这样跟着家人东躲西藏，胆战心惊，吃不饱，睡不暖。直到1945年8月，八路军解放了蒙阴地区，爷爷一家人才搬回了岱崮镇。

        此时家中已一无所有了，只剩下十来亩地可种。七岁的父亲很早就开始和哥哥们一起上山拾柴，下地干活。那时山上的柴很少很少，就连草都让人连根拔走了。要想拾到柴就得要翻过一座大山，走很远很远的路。带着仅能填饱肚子的煎饼，天刚刚亮就出发，翻山越岭去拾柴，终于拾到了，年幼的父亲背不动，长三岁的五哥就把大部分的柴背在自己身上，带着弟弟上山下山，柴禾压弯了他们的腰，几乎看不到他们幼小的身躯。夕阳斜照在两个小小的身影上，顶着霞光，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再累再乏也要在天黑前把这金贵的柴火背回家。 

        到农忙时，父亲在爷爷的带领下和哥哥姐姐们一起种高梁、谷子和玉米。等庄稼成熟了，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地，白天还好，晚上漆黑一片，这时不怕人来偷，是怕野兽来。晚上住在用玉米秸做成的椽子里，秋天的夜晚虽说不是太冷，但恐惧的原因，总是瑟瑟发抖地睡不着觉。

        记得那是一个中秋夜晚，月亮又大又圆，地里啥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父亲一个人坐在椽子头，抬头看着月亮，胡思乱想着奶奶讲的嫦娥姑娘的故事。周围静悄悄的，只有虫儿吱吱叫，还清楚地听到自己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当时我问过父亲，为什么爷爷奶奶让一个小孩子而且大过节时晚上看庄稼，父亲说，大人们白天在地里干一天的活，非常累，自己小干不了什么，只有看庄稼最适合自己，得为家里分担）。突然传来了哧啦哧啦草地被划过的声音，狼？父亲一惊，赶紧躲到椽子里面，探出头来偷偷往外看，原来是三哥来了！他推着小车，车上装着明天收玉米用的工具，故意不出声，到了椽子跟前才大声召唤六弟，从怀里掏出一包热乎乎的笼布递给父亲，打开一看，好高兴啊，是奶奶蒸的豆腐卷子，是将面团擀薄，将豆腐打碎连同葱花、盐、花椒撒在面团上，卷起来切成一块块放在笼屉里蒸熟。在那个饥荒的年代，这是只有过节时才有得吃的。父亲一气将奶奶带给他的四块大卷子全吃下去了，寂寞、恐惧、寒冷随着这美餐进肚全都一扫而空！

        那一夜，有三哥雷般鼾声的相伴，父亲终于睡了一个香甜觉。                         

                    我要当兵

        爷爷不仅要操持自己七个孩子的家，还要照料着大爷二爷留下的七八个孩子，心力交瘁，身患重病于1948年去世了。这给九岁的父亲沉重的打击，他不知道到哪能还找到父亲，只知道唯有更卖力的干活，听奶奶话才能让父亲放心。

        孙氏家族代代习文，辈辈书香，深明大义的奶奶知道文化的重要性。但家里困难，供不了所有的孩子去读书，奶奶就把最小的父亲和六姑送进了学堂。那时父亲都十三岁了，父亲深知这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他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跳级学完了小学课程，科科全是优秀。

        在升初中考试中，父亲考得非常好，但却因为一件事无缘入学。那时考试前是要交小学毕业证书的，父亲看到毕业证上年龄写的不对，就自己涂改了过来，那时的他也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严重性，毕业证上交到蒙阴县初中后，学校因证书私自涂改而没有录取父亲。父亲为此大哭一场。但后来他告诉我，即使学校录取了自己，也不能去读书，因为家里太穷了，只靠五哥做小买卖和务农来供自己和妹妹上学，自己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不能总是家里的累赘，也要自食其力，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从此父亲开始务农，天天在地里干活，晒得黢黑，累得要命，他也在想，难道我要这样种一辈子地吗？父亲的学历是“高小”，在当时的农村就是了不起的文凭了，那个年代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哪有几个家庭能把孩子送去读书。17岁那年，岱崮镇坡里大队食堂缺会计，队里知道父亲有文化，就让父亲当上了食堂的会计。这可是一个好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能挣工分，天天吃饱肚子。父亲不多久就熟悉了所有的业务，他工作认真，每天的账目都算得清清楚楚，常常得到队里的表扬。

      1958年也就是父亲做会计的第二年，蒙阴县城来征兵，消息一传来，父亲那颗不安分的心马上就活跃起来。父亲一直以来就有这样一个心愿，他想走出大山，走出贫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个只能从书中读到的世界。

        父亲的想法得到了奶奶的同意，报名后的初审，岱崮镇只有父亲、三舅等四名青年通过了，之后来到蒙阴县接受体检等项筛选。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吃的第一顿饭是小米干饭加红烧带鱼，可比家里的大煎饼卷葱好吃多了！对部队生活更加想往了。带兵同志还教他们怎么叠被子，打行李包，早上整齐划一地去河滩跑步练操。父亲长得精神又帅气，一米七八的大个儿，身材魁梧，各项动作有板有眼，很快就被选上了班长。

        然而，三天后体检报告出来了，父亲血液里有血丝虫，体检不合格，不能当兵了！带兵同志惋惜地拍了拍父亲的肩膀，父亲低下头默不作声。离开时，父亲独自跑到晨练的河滩，蹲在那流下了眼泪。参军梦就这样破碎了。               

                向北大荒进发

        兵当不成了，父亲又回到了大队食堂当会计。心情一直不好，他还想走出大山，实现心中的理想。我曾问过父亲心中的理想是什么，他说的很简单，就是找个好工作，好好干，孝敬父母，成个家，不愁吃，不愁穿，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我想在对于在动荡饥饿年代长大的人来说，这就是最朴素最纯粹的理想吧。

      1959年7月的一天，镇上来了三位操着东北口音的人，他们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分设好几个宣传点，向全镇的人宣传黑龙江的北大荒，动员有志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向荒原进军，支援北大荒建设。北大荒在哪，什么样子的？他们告诉乡亲们，北大荒可大了，一眼望不到头。土地可肥沃了，“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 。物产可丰富了，”捧打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那里天天吃大白馒头，可劲造儿。所要支援建设的是绥滨农场，是国营农场，去了就是国家正式职工，工资待遇高，按月开工资，一等农工可以拿到32元钱，最低的三等也能拿到28元。而且农场有大机械开荒种地，连下地干活都是坐着大卡车去。既能吃饱饭，又能挣着钱，待遇又高，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这件事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

        父亲有一最要好的朋友叫包佩成，他跑来和父亲商量去不去，父亲早就想好了，去！奶奶知道了，说什么都不让父亲报名，她舍不得最小的儿子走那么远，但最终执拗不过他。就这样，父亲兴高采烈地和包佩成一起报了名。那次镇上共有100多名青年男女自愿报名支边。从绥滨农场来做宣传的人让所有报名的青年去商店买棉花扯棉布，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一件棉大衣，但得从以后的工资里扣。一听说要扣钱的，好多困难的家庭就都不做了。但疼爱儿子的奶奶还是让四姑五姑给父亲做了一身新衣，一套新被和厚厚的棉衣棉裤。她们听说那边冬天在零下三十多度，真吓人，可不能让父亲冻着。

        八月三日，这100多名青年男女出发了！那一刻，他们有了一个响亮的新称谓——山东支边青年！一大早岱崮镇南大桥人山人海，几乎镇上人都出动了。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带着对北大荒的好奇，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他们兴奋地向亲人们挥手告别，女青年们则留下了不舍的眼泪。他们从南大桥出发步行到蒙阴县城，背着行李整整走了三天，一路大家有说有笑，也没感觉到累。到达蒙阴后，他们与其它各乡镇的支边青年汇合，大概有2000多人，一起浩浩荡荡奔赴北大荒。

        五大爷放心不下父亲，又特意赶到蒙阴东都火车站送别父亲。父亲紧紧和五大爷抱在一起挥泪惜别，以前有哥哥相护，到哪都不怕。现在自己独自闯天下了，未来不知会怎么样。而且一走，家里的担子就得靠五哥一个人扛了。想到这里父亲很是心酸。也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干，多挣钱寄回家。

        山东支边青年本来应该从东都坐火车到济南，但由于前一天的大水把火车道冲毁了，就改为从东都坐“闷罐火车“到烟台。那所谓的”闷罐火车“就是拉牲口运货物的火车，八十多个人一个车厢，不分男女，把行李往里一扔坐在上面睡觉。车厢里只有几个小窗户，车门是可以拉开的，为了安全起见，行车时用铁链锁住。门口放着一口缸，里面有水，车上给大家备了俄罗斯大列巴，又咸又硬，吃不惯，但也得硬着头皮吃。最头疼的是上厕所，虽然车厢里给大家备了方便桶，但谁都不好意思用，男的受不了可以把着车门向门缝外解手，女的就只能忍着了。等到大站停车时迅速下车男女分成两边，也顾不上什么羞耻就地解决。因为停车时间很短，生怕被火车落下，那个紧张啊。

        从东都到烟台还好，只有一天半的车程。但是从大连到佳木斯，走了五六天，盛夏的八月本就闷热，车厢里的八十多个青年男女挤在一起，个个大汗淋漓，残留的牲畜臭味，和脚臭味，汗臭味，混杂在一起令人作呕。 几天不洗漱，每个人都蓬头垢面，张嘴都是重重的口臭味，只盼着早点到达目的地。

        到了佳木斯后，带队的人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好几百人，原来好多人受不了一路的辛苦，也觉得北大荒好不到哪里去，趁火车在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停靠时，抓起行李，跳下车就跑，特别是在佳木斯火车站时，跑的人更多，在后面撵都撵不上，早早就当了北大荒的逃兵。

        父亲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是一个不喜欢讲话的人。他坐的地方正好靠近小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这趟远门，虽然很遭罪，但父亲的心情始终是很好的，因为让他眼界大开，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新奇。家里的山都是光秃秃的，而一路上的山都是绿色的，一棵棵松树那么高那么直，还有好多叫不上来名字的树，草都长得那么茂盛，处处都有盛开的鲜花。车还常常钻山洞，一会漆黑一片，一会蓝天白云。特别是到了烟台，换坐轮船去大连，第一次见到蔚蓝的大海，看到溅起的雪白的浪花，所有人都欢呼起来，太美了！父亲也不例外，他站在船头，吹着海风，对自己说，出来就对了！要不也许一辈子都看不到这大海呢。但随后风大浪急，轮船颠簸的厉害，大部分人都开始晕船，父亲也不例外，只好一直站在甲板上。好在只有八个小时的路程，终于熬过来了。

        到了佳木斯后转乘渡船到绥滨县，这次是在松花江上行驶，虽说不如大海浩瀚无垠，但江面也非常宽阔，船行驶得很平稳，还时不时看到往来船只穿梭，一路的美景也目不暇接，父亲都觉得眼睛不够用了。

        到了绥滨县后，父亲他们被安排在了绥滨县学校住。从住下的那一刻起，兴奋劲儿就逐渐消失了。首先就是那大蚊子，在家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个儿这么大的蚊子，根本赶不过来，而且咬人咬得邪乎，一咬就是一个大红包，浑身都是，痒得受不了。本以为到陆地了，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结果被蚊子叮得一宿没睡。黑龙江天亮得早，也就三点多钟，大家就都起来了，边挠着大包边咒骂那该死的蚊子。

        简单吃过早饭，迷迷糊糊坐上了到绥滨农场的大板车。路很颠簸，差点把早饭吐出来了。而且越走越偏，四周都是荒原草地，渐渐地能看到大片大片的豆地了，莫不是到了北大荒？慢慢地几栋破破烂烂的泥草房呈现在眼前，前面是不太宽的的泥土路，还有几个零星的草房散落在路的两旁。开板车的人告诉大家，绥滨农场到了！大家都惊呆了，想像中的农场怎么是这个样子，不是说北大荒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在哪呢，还不如山东家建得好呢,差别太大了！

        同来的山东支边青年共有400多人分配到了绥滨农场，其余分配到了汤原农场和二九零农场。这400多人在场部也进行了分流，女青年都下了车，留在场部酒厂。男青年则要求继续上车，又约摸走了二十多分钟，车停下了，大家都抢先跳下车，环顾一看只有几个草房，当地人叫拉合辫子房，是用草混着泥编成辫子建成的草房，大概十米长，五六米宽，两边是大通炕，中间有炉子。30多个青年被安排在一个草房里。就这样，经过十五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他们的新家，绥滨农场八连，这一天是1959年8月18日，成为他们终生难忘的日子。

        开饭了，支边青年们收起各种复杂的心情，饭还是要吃的。来到食堂，只见十多个饭桌上摆着一盆冒着热气的猪肉粉条，还有一大盆菜汤，那香味一进门儿就闻到了，支边青年们全都咽起了口水。菜的旁边是满满一大盆的大白馒头，这还和当时宣传说的一样，管够儿。十多天只啃干面包的支边青年们再也按捺不住了，迅速十个人围成一桌，争先恐后地用碗盛菜，再抓起一个大馒头，狼吐虎咽地吃起来，那才叫一个香啊！那顿饭父亲盛了三碗菜，吃了三个馒头，感觉还没太吃饱，边吃边寻思，这可真掉到福堆儿里了！那是他记忆中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晚上连里的领导给支边青年开欢迎大会，总的意思是让他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精神，扎根北大荒，开发北大荒，为祖国多打粮打好粮。讲话的是指导员，话语慷慨激昂，父亲听得热血沸腾的。

        等到晚上回宿舍睡觉时发现，怎么屋里有一个端着枪的民兵呢，门口还有二个。原来趁着给新来的支边青年开会，早来一个月的山东沂水县的15名青年受不了北大荒的苦偷偷逃跑了！为防止新来的他们也逃跑，晚上就派民兵把守。真枪实弹的，看着有些吓人，大家都很不习惯，有种被拘禁的感觉。父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没想跑。也就把守了三天，连里就把民兵给撤走了。也许是看到蒙阴来的小伙子们都很老实吧。                             

                    扎根北大荒

        随后在北大荒吃的苦头儿也是父亲始料不及的。

        刚到北大荒，父亲分配的工种是农工，当时正值收获小麦，低洼存水的麦田就得需要人工收割，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常常是一脚泥水泡一天，腰都累得都直不起来。在山东父亲干过农活，苦和累都可以接受。但最无法忍受的是蚊子和小咬，蚊子戴防蚊帽还可以抵挡，但小咬个头不及蚊子三分之一，无孔不入，领口裤脚都能钻进去，咬起人来奇痒无比，立马红肿一片，而且它们都是成群成群地包围着你，一巴掌可以击中一片，但马上又围拢过来，向你发起更猛烈的攻击，晚上收工满脸满手浑身都是红点和大包。而到了晚上，蚊子又来劲了，没有蚊帐，只好蒙着被子睡，胳膊和腿都不敢露在外面，否则就又会满身大包，无法入睡。

        入冬时虽然没有蚊子小咬的进攻了，但北大荒的严寒又让他们经受了更为严峻的考验。零下30多度，哈气成冰。59年的秋天雨水大，好多大豆地块机车无法下地收割，只好等到上冻时人工收获。凛冽的寒风刮起大烟炮儿，呜呜嚎叫，打在脸上如同刀割一般，青年们个个冻得小脸通红，手脚发木，只有不停的干活，才能暖和一些。吃饭就在地头吃，一边跺脚一边吃，馒头一口咬下去，立刻就冻上了一层冰茬，送来的菜汤也不热乎，但总比凉水强。晚上更遭罪，泥草房四边透风，门窗封闭不严，大伙的褥子每天晚上都冻在炕头上，由于室内温度太低，都用被蒙着头和戴着帽子睡觉，早上起床时被头和帽子上都是一层霜，冻得梆梆硬。不少支边青年冻坏了耳朵和鼻子，有的手上和身上出现了冻疮。

        除了收割、脱谷，他们还要修水利，挖排水沟，每天都是重体力劳动，没有休息日，连除夕的晚上都在干活。吃的也不如刚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白菜、土豆，萝卜，豆腐，好在馒头管饱儿。

        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好多支边青年受不了这样的苦，有的找机会偷偷逃走，有的找各种借口探亲一去不返。与父亲同来的好朋友包佩成就找过父亲商量，走还是留。当时父亲思考了一下，还是决定留下来，他觉得在山东也是务农，也很累，起早贪晚，还吃不饱饭。在这里虽然艰苦些，但吃饭不限量，再说都出来了，如果当逃兵回去，怎么面对家人，必须得干出个样子来。就这样，父亲选择留下来，而包佩成投奔到牡丹江的哥哥家，没多久就回山东老家了。

        据后来统计，当年同来的蒙阴县400多名支边青年，最后只剩不到100人留在了北大荒。

        既然选择扎根北大荒，父亲就心无旁骛地做好农工，不叫苦不叫累，重活脏活抢着干，收割、脱谷劳动竞赛总是排在前面，第一个月就拿到一等农工工资32元，没到四个月，就当上了副班长。那年大豆长势好，一垧地能打到近3吨，大豆粒又大又圆，还出口给俄罗斯。父亲给奶奶写信时除了寄去30元钱，还寄去了几粒北大荒的大豆，让家人也看看北大荒肥沃的土地打出的粮食有多好。

                我当上了司机

        父亲做农工期间，看到接粮送粮的大解放卡车在田地里驰骋，很是羡慕，心想要是也能成为一名司机该有多好!于是他主动找到连队书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书记说只要你好好干，车队如果招人就推荐你。父亲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了。

        1960年2月的一天，父亲患上了重感冒，发高烧实在起不了炕，请了一天假，这时连队书记来了，对父亲说，你要是想去当司机，现在就立马起来到九连换介绍信去，然后去车队报到！父亲一咕噜就爬了起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车队可是人人都削尖脑袋想去的好单位呀！是父亲的踏实肯干、勇于吃苦嬴得了领导的认可。从书记那双手接过介绍信，连声说谢谢，深深地给书记鞠一躬，打起行李卷，连蹦带跳地向九连跑去。

        路上的雪很深，都没着膝盖，30多公里路父亲一点都没觉得累也没觉得冷，也忘记自己还发着烧，只是觉得脸烫烫的，全身上下像一团火似的。一边走，一边还兴奋地雪地上写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自打来到北大荒就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很顺利地在九连换了介绍信，又急忙到车队报到，车队艾大队长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这个身体结实的山东小伙儿，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干吧！父亲使劲儿地点点头。父亲被分配到王师傅的车上当学员，从此，正式成为了车队的一员。

        当学员的日子也是很辛苦的。每天睡觉前把木炭准备好，放在宿舍的炉子旁，再在炉子上坐上一盆水。凌晨一点就得起来，燃好木炭盆去烤车，此时室外的温度将近零下四十度，虽然裹着棉大衣，但呼呼的西北风能吹透骨头，冻得你牙都打颤。天黑看不着，就得一手打手电筒，一手干活，带着手焖子不得劲儿，干脆摘掉，可刚伸出来就立马冻僵了，用嘴哈一哈接着干，先烤发动机，再烤变速器、后桥，大概需用二三十分钟，双脚也冻木了，脸颊通红，棉帽子上一层白霜。直到把车发动着，热乎了，这才去叫师傅。

        那时是往鹤岗运粮，农场到鹤岗需要五六个小时，常常开到鹤岗还没亮天，为的是早排号，早卸粮，早点返回农场，早点再重新压上一车粮。早中饭就是在车上啃凉馒头，就着咸菜和白开水，只有晚上回来后才能在食堂吃上一顿热乎饭。

        学员还要在不同季节干车队里的所有杂活，包括盖厂房、扛沙料、种菜、铲地等，起早贪晚忙不停。三个月后队里考核，因为学员多，不少学员都下放了，也包括副驾，但父亲被留了下来。车队领导看中的正是父亲的勤学苦干，吃苦耐劳。但让摸车还不那么容易，跟王师傅三个月一下都没摸过，这是让父亲最惦记最着急的一件事。

        三个月后，父亲又被分配到隋师傅的车上当学员，一个月后的一天，在十二连通往八连的一段平坦的路上，知道父亲心里想什么的隋师傅把驾驶员的座位让了出来让父亲上，父亲既兴奋又紧张，心里默念操作要领，在师傅的指挥下，挂上一档，真把车子开了起来，那个激动呀。可刚开不久，对面一辆大卡车开来，父亲紧张起来，赶紧向右打方向盘，路边的草太高，看不到路边，一下子就开进了沟里，好在沟很浅，车又是空车，在其它车的帮助下，很快就拽了上来。父亲羞愧难当，忐忑不安，和蔼的隋师傅并没责怪父亲，只是告诉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从此父亲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苦练驾驶技术。

        父亲的第三位师傅是李保权师傅，带他的时间最长。李师傅是车队的骨干，队领导交给他两台车，父亲就负责这两台车的保养，天天把车擦得锃亮，连发动机上都一尘不染，每天出车前都早早烤好车，检查好车况，一切准备得妥妥当当。李师傅对个勤快的山东小伙打心眼儿里喜欢，也把自己的驾车技术和多年的行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父亲，父亲认真学，细心揣摩，进步得非常快，用四年时间考下了所有车型的驾驶证，从学员到副驾，最后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驾驶员！

        父亲不忘恩师情，逢年过节，家里再拮据都要去看带过自己的师傅。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师傅因为身份问题被停职，父亲经常偷偷去看他，带给他吃的和用的，直到他离开农场，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以后的日子里，父亲还常常说起李师傅，希望有一天师徒能够相见。

          车就是我的工作岗位

        车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运送粮食，拉运土方、石料、木头，助力农场搞生产建设。那时每年都要搞秋收大会战，为了龙口夺粮，农场康麦因24小时不停歇，车队接粮的大卡车也是两班倒。夜班谁都不愿意干，太遭罪。有一年，副驾身体不好，为了照顾他，父亲主动要求上夜班，他的车白天副驾和学员两个人开，晚上就他正驾一个人，往返地头和晒场，装粮卸粮。问他困不困，他说一开车就不困了，眼睛睁得大大的，要准确停好车位接送粮，不浪费每一粒粮食。

        夜班最难熬的是蚊子的叮咬，戴上蚊帽也往里钻，父亲就抽支烟，既可以提神，也可以熏走蚊虫。父亲的睡眠很好，也是累乏的原因，夜班结束后几口扒完饭，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鼾声如雷，一直睡到下午，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夜班的战斗中。别的车都是轮流打夜班，父亲是自己连轴干，整整一个秋天，收了麦子收大豆。父亲说，每次看到饱满的粮食装满自己的车时，再累心里也特别高兴，因为又可以为国家交好粮了。

        除了秋季田间运粮，向鹤岗送粮，车队还组织运输车辆冬春两季上山拉运木料。去的最近地方是萝北县附近，最远的是黑河逊克县，那时叫住寨，一去就长达四五个月，行车危险性更高，也更辛苦。

      那是1977年的冬天，父亲的车被派去从萝北县太平沟林场往农场运送木头。那一年雪下得特别大，山上的路特别滑，全是冰雪路面，还有不少雪楞子，凹凸不平，人走在上面都很艰难，更不要说载满木头的大卡车了。父亲即使有多年的驾驶经验开在这样的道上心里也有些发毛，双手稳稳地握紧方向盘，眼睛紧紧盯住前面的山路，放慢车速，避开雪楞子，尽量挑好的路面走，神经高度紧张，丝毫不敢松懈。在一个又比较陡的地方，车突然开始打滑，爬不动了，父亲紧急制动，但又不能用力过猛，这时感觉车子要下滑了，父亲大声告诉身边的副驾立即下车，找石头或者树枝掩住后轮，副驾反应迅速，没等父亲把话说完就已跳下了车，路边刚刚好有散落的石块，飞速一脚踹开，抱起两块飞跑分别塞到了后轮处。父亲也掌握好制动的火候，车终于停住了。父亲跳下车，又找来树枝和木头掩在四个车轮下，这才发现，离道边仅不到一米远了，下面可就是悬崖呀，好险啊！再一摸脑袋，大冬天竟然满头大汗，棉帽都打湿了。父亲尝试再次发动，还是不行，最后从后面路过的队友用车拉着牵引绳将父亲的车拽了上来。回到驻地后，向领导汇报了这次险情，艾队长当即决定，不走山路了，从鹤北那边走，大多是平路，虽然绕了远，但安全最重要。              1980年冬天，车队去逊克县拉运木头。逊克县离绥滨农场六七百公里，当时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而农场又急需木材搞建设，怎么办，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从逊克的山上拉运木头下来运到黑龙江边，等到春天江水融化了，再将木头绑成木排放入江中，让它们顺江而下，到达绥滨县后打捞起来再运回农场。父亲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往返于山上和江边之间运送木头。从1980年10月末一直干到1981年开春，就在山里住寨，连过年都没有回家。

        有一天，一名队友要去伊春给吊车买配件，队领导就把他开的大挂车分配给父亲和副驾姜叔叔，因为这台车拉木头拉的多。车上机油表指示不正常，队友临走里特意嘱咐千万不要用大油门轰。最后一趟从山上下来时，由姜叔叔开车，他没有听父亲的话，看到机油表指针低，就加大油门，只听得发动机轰、轰几声响之后，就没动静了，车灭火了！下车一检查，电也有，油也正常，就是不着火。父亲立马断定是定时齿轮撸坏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黑龙江的冬天四点多就黑了，眼看着天色也渐渐暗下来了，必须先把定时齿轮卸下来，否则冻上了就没法卸了，即使救援的车到了也没有招儿。

      于是父亲找来一些松油枝洒些汽油做成火把照亮，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气温下，和姜叔叔一起趴在雪地里开始缷零件，那些铁疙瘩，一摸能冰到你的心里去。双手冻得都不好使了，但也得咬着牙卸，全身都冻僵了。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卸下了定时齿轮，果不其然，全都磨平了！接着又将水箱卸下来，把机油放出来，该做的都做完了，才筋疲力尽地坐进冰冷的驾驶室里等待救援。又冷又饿，整个荒山里就他们两个人，只听到北风呼呼刮过的凄厉声和林海发出的闷闷的涛声，和在一些，有些瘆人。父亲还担心有野兽出没，一宿都没敢睡，不停的搓手跺脚，也担心睡着了会被冻的没命了。

        直到天亮了救援车才过来，队里发现他们没有及时返回，但天已黑，下山不安全，因此天刚亮就派出一台车来寻找他们。救援车在前面用绳子牵引，父亲在后面把着方向盘，挂着一档，终于开到了山下。在一户人家暖了半个多小时父亲才感觉身上有了热乎气，把好心人做的饭菜吃光了盘，这才觉得整个人复活了过来。那一次父亲的双手双脚双耳全冻伤了，都是惨白色的，好了之后褪了一层皮。自己也说，差点没冻死，遭的罪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忘不了。

        父亲也非常感谢那次去逊克拉运木头，五个月时间车队给他们分了一千多元钱，这让每月工资50多元钱的父亲兴奋不已，在那个年代就是天文数字，感觉是在做梦一样。真是发了财了，所有的付出都值了！回到家中后，他把钱交给了母亲，母亲用这钱为家里添置了一个衣柜，并备下了木料，留着给哥哥结婚时打家具。

        在北大荒战斗的日子里有苦也有乐。在那个吃饭穿衣都要粮票布票限量供应的年代，想打个牙祭吃点肉就更困难了。父亲他们常年在荒山野地跑，碰到个野鸡，野兔，甚至狍子什么的不足为奇，于是他们常常协同作战，分工配合，有负责在前面开车撵的，有负责在后面开气枪的，有负责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里捡的。既紧张又兴奋，十次有七八次能成功，打到了野味，就如同打了胜仗一样。拿回驻地或食堂烀炖，那味道实在是香呀，每每说到这里，父亲都像在回味那个味道似的，然后紧接着一句话儿，就是你妈和你们吃不到。

        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车就是我的工作岗位，他在司机的岗位上整整干了34年，也是安全行车34年，没出过一次车祸。他开过德国产的意发，苏联产的吉尔，南京产的嘎斯230，还有油罐车、大客车、翻斗车。无论开什么车，父亲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精心保养它，开了多年了还光亮如新，故障率是车队最低的。父亲常说，公家的车一定要爱惜，你多爱护它，它就能多干活，还给单位节省了修理费。

        父亲开车修车技术过硬，在车队人人皆知，一些急难险重的活儿队领导都派父亲去，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父亲当过修理排排长，管理底盘、发动机、电焊等六个班。当过特种排排长，负责嘎斯、油罐、吊车、客车等特种车辆管理。父亲还当过调度，负责全车队车辆派遣。但因两次得黄疸性肝炎先后住院长达一年半，怕耽误工作而主动辞去职务。

        父亲的双手手指因长年开车修车，冬季遭受风寒而有些弯曲，小时候我常常去用力地掰它们，想把它们变直。我问父亲为什么伸不直，父亲笑着告诉我握方向盘握的。我信以为真，有了女儿之后，告诉女儿姥爷开了一辈子的车，手指都开弯曲了。当女儿像我一样玩弄姥爷的手指，并奶声奶气地告诉姥爷我和她说的话时，父亲仰头嘿嘿直笑，用弯曲的手指抚摸着女儿的头，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1984年农场组建养路段，是车队的下属单位，负责全场道路修护，父亲被调转过去。从那时起除了冬季搞营运，其余时间大多数在农场拉沙铺路。这样父亲才有了时间照顾家庭，我才有了和父亲一起过年的记忆。直到1994年光荣退休。           

              做人要正直善良

        父亲不善言谈，不讲大道理，用他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做人要正直，为人要善良。父亲思想积极进步， 23岁时光荣入党。那个年代入党的人，对党的忠诚和热爱是纯粹的，党和人民的利益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

        父亲在车队里的口碑很高，是出了名的好人，谁的车出现了故障向他求助，二话没说第一时间到现场。谁家里有事找他打替班，他宁可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也要去帮忙。冬天烤车作为师傅的他本可以不用起大早做这件事，但他依旧早早起来发动车。

        他爱队如家，在当修理排排长时，严格管理各种配件，该换的换，能用的就用，从不浪费，旧零件如数交给车队。那个年代废铁也是很值钱的。我记得有一年过年，看着商店柜台里各式各样的花炮很是眼馋，知道家里困难，也不敢向母亲开口，就在家里里外外寻一遍，把不要的旧东西拿到废品站去卖，也值不了几个钱呀，就跑到车队找父亲，管他要车上的废零件，结果让父亲一顿训斥，说这是公家的东西，怎么能随便拿去卖，占公家的便宜？至到现在我还记得父亲那满脸的严肃的表情。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大箱子，里面除了装重要的东西外，还有一打打红彤彤的奖状，那是父亲的，每年都能拿回来一个，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因为这些荣誉，父亲拿到的工资也是驾龄相仿的同事中最高的。

        退休后闲不住的父亲还积极参加社区党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每次党课也不落。近几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他都参加学习，我回家时还和我讨论相关内容，可认真了。社区组织的义务劳动他也主动去，即使患病后也坚持，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两次被评为优秀老党员称号。

        也是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我20岁在大学里入了党，记得打电话告诉父亲时，父亲在电话那头大声连着说了二个好，说老姑娘入党的年龄比他还早呢！可以想像得到父亲当时高兴的神情。参加工作后，父亲也时常叮嘱我要认真，特别是搞新闻的，政治性强，不能出一点差错，当一名优秀的好记者。话不多，但很有份量，每一句话都敲在了我的心上。每当他在农垦电视新闻中看到有我的名字或者有我出镜的新闻报道时，都会打来电话，开心地说看到我了，然后就是一句习惯性鼓励的话：好好干！当我走上了领导的岗位，他叮嘱的内容就多了些。

        永远记得2018年末在北京302医院住院时的一幕，父亲在走廊里一边慢慢走一边和我说话，那时父亲身体已经开始虚弱了，说话有些气喘，但一字一句表达得很清楚，他告诉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要当先锋做模范。干部还要时刻为大家着想，要做一名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他还说到农场一位党员干部徇私情，利用职权卖大米以次充好欺骗群众的事，说他是混入共产党队伍的败类，当时竟然气得喘上了粗气。我赶紧逗他，这老孙头儿，又来认真劲儿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共产党员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而不是损害群众利益的，我就看不惯这样的人！

        为人正直的父亲也非常善良。他曾经救过两条命。一件事是发生我家最初住的平房那，那里有一个废弃的菜窖，虽然已经填埋了，但还是留下一个不深不浅的坑，一到下雨天就贮满了水。一天父亲到水井挑水，路过水坑时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蹲在坑旁用树枝抽打着水玩。父亲还和他说了一句，别玩了，危险。小男孩没有搭理他。等父亲挑水回来时，远远地发现男孩不见了，水坑里那边传来孩子的叫喊声，父亲见势不好，立即扔下水桶，拔腿跑过去，只见男孩正在水里扑腾着，眼看着就要沉下去了，父亲飞速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一下子把他拽了上来，不停地拍打他的后背，男孩边吐着水边嚎哭着，好在安然无恙！父亲抱起男孩，问是谁家的孩子，这时邻居们都出来了，和父亲一起把孩子送回了家。孩子的父母带着糕点水果登门再三谢过，父亲嘿嘿一笑，连连摆手，觉得不足称道。

        救的第二个人是一个进山倒套子的。每年下过几场冬雪后，山边村屯的人就会结伙进山“倒套子”，把上不去任何车辆的山顶尖上伐下的树木，绑牢捆住拴进套子，然后用马爬犁一棵一棵地拉下山来。这活又苦又累，而且有危险，但工钱挺高。有一年冬天的傍晚，父亲从萝北大马河拉木头回来，老远看到一个像大皮袄的东西横在路上，停下车一看，竟然是一个大活人，叫他摇他，没动静，一摸脉博，心跳还在，赶忙背起他，发现他的一侧的胳膊好像骨折了，父亲吃力地把他背到驾驶室，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看到他苏醒过来，父亲本想交点钱给医院，结果摸摸口袋，只有几毛钱，算了，还着急回车队交木头，就悄悄离开了。

        一天，父亲正在队里修车，有人叫他去队长办公室，一进门，艾队长的声音就响起来了，好一个活雷锋呀，做好事不留名！父亲愣住了，一个人站起来一下子握住父亲的手说，一个半月前你是不是在路上救过一个冻得快死的人？那个人就是我呀！父亲这才想起那件事情来。原来这个人是和村里的人一起进山倒套子的，下山后他坐在马车的最后面，当时天冷，他们都喝了酒，结果路颠簸，一下子把他从车上颠了下来，胳膊摔折了，头也摔晕了，他就迷迷糊糊地啥也不知道了，同伴们也没有察觉到。等回到村子才发现人没了，再回去沿路找也没找到，最后在医院找到了他。他伤好了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救命恩人，当时他苏醒后就问谁把他送来的，大夫告诉他了父车的车牌号，就这样，他找到了车队，找到了父亲。

        见到父亲的那一刻，这个人激动得不得了，一个劲的说，要是没有你救我，我早就没命了！他还随身带来一个面袋子，里面装满了黄色白色的粘豆包，非要送给父亲，拗不过他，父亲只好收下，并邀请他到家吃午饭，那一天母亲还特地做了两个菜。临走之前，父亲将他带来的面袋子装满了白面，因为看到他穿的，听到他家里介绍，知道他也不宽裕，要不也不会进山倒套子赚钱。那个人千恩万谢离开。从此之后每到过年就来我家串门，每次来还是带着粘豆包、豆包之类的，看到他黑黑的手指，还时不时的用一个脏兮兮的手绢擦鼻涕，我就在想，那个豆包能吃吗？问母亲，母亲哈哈笑。父亲倒是全无嫌弃，说那是人家的一份心意。每次走，虽说我们家也常常捉襟见肘，但母亲都会把家里备的年货分一些给他。又过了几年，那个人就没有再来了。

                      父爱如山

      父亲1963年过年回山东探亲，那年已经25岁了，还没有对象。回家看望久别的亲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相亲。父亲向亲人报告北大荒的情况，述说离家的思乡之苦，而对于在北大荒吃的苦，他轻描淡写，一是怕奶奶担心，二也是留了一个心眼，不能说太艰苦了，那就找不到对象了。

        父亲长得高大又帅气，还是比较挑剔的，见了三四个女孩都不满意，直到遇到了母亲。母亲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双眼皮，油黑的长辫子。两人一见中情，这门亲事就定了下来。                1964年6月母亲独自一人千里迢迢投奔父亲，当时车队没有房子，母亲在山东老乡家住了一个多月，车队才有空的家属房腾出来，并给父亲和母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只有一对箱子和两铺棉被。母亲到了北大荒后，才知道有多苦，一直都说被父亲骗来的，父亲每到这时总是憨憨地一笑。

        65年7月，哥哥出生；70年3月姐姐出生；73年8月我出生。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天天出车，很少在家，全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操持着这个家，常常过年父亲都不回来。

        那时很是想父亲，好几次都是在晚上，我睡得迷迷乎乎的，听到门响一咕噜爬起来，知道准是爸爸回来了。这时母亲拉开灯，给父亲开门，父亲带着狗皮帽子穿着军大衣带着一身凉气就进来了，我站在炕边上，一下子就扑进父亲的怀里，用小手钩住他的脖子，父亲抱着我亲我的小脸，还用胡须扎我，扎得我咯咯直笑。然后赶紧把我放到炕上生怕身上的凉气凉到我。我则用小眼睛使劲儿地往父亲身后瞄，看看爸爸给我们带回来了什么好东西。父亲特别懂我的心思，总会变戏法儿似的变出一些饼干、糖块出来，那时开心的不得了，在那物资匮乏时代，这可是孩子们最奢侈的礼物啊。哥哥姐姐都嘲笑我，说不知是想爸爸呢，还是想爸爸带回来的东西。           

        父亲也养成了习惯，每次出车回来，都想法儿要不在路过的各县市商店里给我们买点好吃的，要不就在山上摘些山果，像酸梨、山丁子、山里红等，或者路过瓜地时买几个香瓜，放在给车加水的三角桶里拎回来，每次都不空手。那个小小的三角桶盛满了儿时对美味的期盼和对父亲的依恋。

        我在家里排行最小，身体又瘦小，长得又十分像父亲，深得父亲的怜爱。记忆中母亲每天都会早早起来往碗里打上一个鸡蛋，搅匀，放上白糖，用开水冲成甜甜的鸡蛋花水给父亲喝，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天重体力劳动，必须加强营养，这是只有父亲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我就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父亲看到我这馋猫样儿，笑了笑，故意留下一大口端给我，我开心极了，小心翼翼地接过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让它们在我的唇齿之间多停留一会儿，多回味一会儿。以后就成了习惯，每天父亲都会留一个碗底，有时留多了，就会被母亲训斥一声，喝一口之后再给我。越是最后越是甜，因为糖都没化开，那是甜甜的记忆。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坐着父亲的大解放去拉沙运粮。正常是不允许带小孩子上班的，但哥哥姐姐都上学了，母亲在菜地上班，家里没有人看我，父亲不上夜班时就带着我，我也很乖，听父亲的话不随意上下车，不动车上的任何表盘。

        记忆最深的是在麦收时，好几个铁家伙在金黄的麦田时穿梭，轰鸣作响。它们张大嘴将成片的麦穗吞下，将脱好的麦粒统统装进肚子里，再将干瘪的麦秸从车后“拉”出来，真有趣！等它吃饱了，车旁边的叔叔就向在地边排好队的运输车挥动小旗，排在最前面的立即开过去，把车厢正好放在那个高高地出粮口下面，这样铁家伙肚子里的麦粒就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车厢，驾驶员还跳上车厢用木锨将粮食向车厢四边辅平，装满后立即开走，送到农场的大场院晾晒。

        我趴在驾驶室的后窗上向后看，金灿灿的粮食一会都装满了车厢，真想近距离看看麦粒长什么样，但又不敢下车。父亲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下来时，抓了一把麦粒放在我的座位上，我高兴极了，仔细观察，还用麦粒摆成各种型状，五角星、红旗、小船，叫父亲看，父亲连声说好。在等待接粮的间隙，父亲会让我下车，麦田旁的草地上盛开着各式各样的小花，我兴高采烈地采上一大把，父亲帮我做成花环戴在头上，那个美呀，一个劲儿地用后视镜左歪头右歪头照了一遍又一遍。

        在往返麦田和晒场的路上，我躺在座位上，一边看着蓝天上的白云一朵朵地在窗前飘过，一边开心地哼着自己胡编乱造不成曲的歌，好不惬意！父亲也时不时笑眯眯地看我一下。现在想来，父亲也是愿意带着我去的，我也能给他枯燥的运粮生活带来快乐。晚上和父亲睡一起，缠着父亲讲山东家的故事，父亲很会讲的，上山拾柴、河里摸鱼、掀石头捉蝎子讲得绘声绘色，很快我在无限遐想中甜美地进入了梦乡。

        都说严父慈母，在我家正好相反。父亲脾气好，我们可以随便和他撒娇，提条件，而对母亲则必须要看“脸色”行事。那时家里就靠父亲和母亲每月六七十元的工资养三个孩子，遇上生病什么的，常常入不敷出。母亲掌握经济大权，柴米油盐由她来打理，就特别小抠，很少给我们零花钱，我们也很懂事，从来不要。夏天戴白帽子挎着保温壶卖冰棍的老太太吆喝着从门口经过时，也想吃一根。如果这时父亲在院子里干活，我们就会偷偷地央求他，他会从裤袋里掏出皱巴巴还带着他汗渍的五毛钱一毛钱递给我们，其实父亲的零花钱很少，他不抽烟不饮酒，每月工资开回来都如数交给母亲，买东西剩下的一点零钱常常被我们抠走了。母亲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也心疼我们，没办法，能保证我们吃饱穿暖靠的是母亲勤俭持家，但有时也忍不住数落父亲当老好人，父亲还是嘿嘿一笑。

        父亲疼爱我们，但也讲究原则性，该严厉的一定严厉。记得有一年夏天，哥哥跟着小伙伴们去北大沙坑洗澡，让父亲知道了，还没等他进家门，父亲从后面一脚踢到了他的屁股上，把哥哥踢出三四米远，可把哥哥吓坏了，回头一看父亲铁青着脸，从来没见到这么生气的爸爸。紧接着就是一顿训斥，哥哥边揉着屁股边耷拉着脑袋老老实实地听着。北大沙坑我都知道，那里因农场挖沙形成深深浅浅的大坑而存了好些水，夏季炎热难耐，好多胆大的小孩就去洗澡，也淹死了不少，每年都得三四个。在我们眼里，那里就是恐怖的小孩子死亡之地，想都不敢想。

        自打被父亲重重地踢了一脚后，哥哥就再也没去过北大沙坑，这一脚也成为长大后我们的笑谈。我们也从中知道了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自从父亲从车队调到养路段，不跑外了，父母就开始饲养生猪来填补家用。记得家里最多的时候养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头，粉碎饲料、割灰灰菜，熬猪食，清理猪场，各种防疫，父母每天都这样不停的忙碌着，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晚上常常干到天黑。那几年感觉父母苍老得很快，尤其是父亲黑瘦黑瘦的，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的后背不像以前那么直溜了，皱纹一天天地爬上脸庞，白发也日益增多。那时特别盼望着下雨天，这样父母就可以歇一歇了，全家人也可以聚在一个房屋下说说笑笑，或者什么都不做，睡上一大觉。

        父亲从来没因家里搞副业耽误过工作，有一年冬季单位搞营运向绥滨县送粮，当时父亲的副手因媳妇生孩子请了假，也是为了给家里多赚钱，父亲一个人干两个人的话，别的车一天送一趟粮，他早起晚归，一天可以跑两趟。那个月他挣了1300多元，让同事非常佩服，很纳闷父亲为什么像打了鸡血一样，这么能干。

        在父母的辛勤付出下，哥哥姐姐先后成家立业，我也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每次学校开学，都是父亲去送我。怕闹表会吵到我，他就早早地起，五点钟的大客，他三点多就能醒，不再睡了，坐在沙发上等。快四点了叫醒母亲，母亲上厨房为我做好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面，轻轻地叫醒我。我迷糊糊起来，洗漱完毕，在母亲的注视下把面条吃完，父亲则把前一晚已经收拾好的行李挂自行车的车把上，在门口等着我。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千嘱咐万叮咛，这些话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但也得满口承应着。与母亲作别后，就坐上父亲的自行车去客运站。

        客运站离我家比较远，大概得骑十五分钟。冬季时天很黑，很冷，我蜷缩在父亲的身后，他高大的身躯为我挡住了一阵阵袭来的寒风。一百多斤的我加上两个行李包，父亲骑起来有些吃力。静静的街道，只有我们爷俩，父亲微微的气喘声，破旧的自行车发出的吱吱呀呀声，听的那么真切。忽明忽暗的路灯将我们的影子一会拉长一会拉小，我用双手揽住父亲的腰，把头靠在他的背上，闭上眼睛，泪水悄悄打湿了眼角。

        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那是我大三开学在江滨农场学校实习。而我患上了肺结核病，实习天数不够是不能毕业的，于是我就带病坚持。宿舍没有熬中药的地方，母亲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她早起为我熬好药，由父亲送到路过江滨农场的大客车上，我的同学准时帮我在江滨路口等候接药。绥滨农场离江滨农场二十五公里，客车需要四十分钟的时间，这样我每天都能喝到还热乎的中药。

        一天，大雨下了一天，晚上也没停，第二天早上还在下，我望着这天，心中还一阵窃喜，今天不用喝那能苦到心里去的药了，因为这样的天气，大客肯定会停运的。而就在我给学生上第二堂课的时候，学年组长来到教室，示意我出来一下。当我走出教室，立刻惊呆了，一个湿漉漉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是父亲！帽子在滴水，头发打着绺儿，水珠不断地顺着脸颊往下淌。虽然穿着雨衣，但衣领袖口全部被打湿。下半身也是湿的，一双农田鞋上全是泥水，沾满泥点的裤腿挽着，雨水就顺着裤角滴在了地上，一滴又一滴，如同滴在我的心上！

        我的眼圈立即红了，哽咽着问父亲，你怎么来了，父亲笑了笑说，你妈让我来给你送药。随后解开雨衣，取出了一个布袋递给了我，有点潮湿，里面是一个中药瓶，还带着他的体温！父亲是骑自行车来的！整整骑了两个小时！脑子里浮现出父亲躬着腰，顶着风雨，喘着粗气，在泥泞的路上吃力骑行的画面，就是为了让我能按时吃上这药啊，而返程又将需要二个小时！泪水夺眶而出。父亲见状，拍了拍我的头说，这干啥，赶紧上课去吧，我走了，记得吃药。泪眼朦胧中，那个湿漉漉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这个背影也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与病魔斗争

        2016年4月，父亲被查出了肝癌，从此开始了与病魔的斗争。我们一直瞒着他的病情，他也积极配合治疗，也曾产生过怀疑，但到后期也不问了。

        父亲是刚强的，三年间在哈尔滨共作了四次介入治疗，一次射频消融。每次治疗，父亲没有叫过一声疼，再难受也没吭过一声。同病房的病友都说老爷子真是好样的，体质真好真能扛得住。其实父亲只是不愿意让我们担心而矣。记得第一次从手术室出来，他紧皱着双眉，听到母亲的声音，睁开眼委屈地竟然像个小孩子似的抽搐了起来，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父亲哭，几天来对自己病情的担忧和手术的疼痛这一时刻全部都释放出来，看到此景，我们全都抹起了眼泪，特别是母亲，老伴老伴，他们是最亲最依赖的人。

        父亲自律性非常强。按照癌症患者的饮食要求，我给父亲写了三张纸，分别是禁忌吃什么、适宜吃什么，正确的养生方式，还有每天服用药物和保健品的时间。父亲笑称是“老三篇” ，常常拿出来看一下，并熟记于心。每天都按时吃药，不落下一顿。早睡早起，走步晨练，生活有规律。喜欢吃肉吃糖，虽然也和我辩论过，但还是乖乖地少吃，甚至不吃。

        有一件事不听话，就是小菜园里的活一定要干的，常常一大早起来就去，谁都拉不回来。平房是我们和孩子们回家最爱去的地方，父亲伺弄的菜园一进去就能吃个半饱，各种瓜果、绿色蔬菜应有尽有，高低错落，没有一根杂草。平房水泥院落收拾得井井有条，旁边仓房的物品码放整整齐齐，父亲还给自己心爱的电动车搭了车棚，一口大水缸总是充盈着清水，大人们浇园子、洗菜，孩子们打水仗、嬉戏。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这里已经深深融入到父亲的生命里，怎么能不让他来这里呢。

        从查出父亲的病之后，我们兄妹三人也开始做一些准备了，父亲喜欢旅游，也去过不少地方，但还有他想去的地方，于是我们制定了心愿之旅计划，时间不等人，必须要抓紧。                2016年5月，带着他们去了俄罗斯海参葳，领略异国风光，弥补了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却未曾去过的遗憾。16年9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山东老家，与80岁高龄的五哥、五嫂、四哥、六妹等至亲相聚，他们之间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让我们感动得落泪。2017年4月，先去了海南，黑龙江在祖国的最北端，海南是最南端，一定要去看看的。随后又去了桂林，在游漓江的游轮上，当看到一座座奇峰在两岸滑过，碧绿的江水激起层层浪花，美景如同一幅幅山水画时，父亲激动得地说，我这一辈子值了！

        应该说前期父亲的病情一直控制着不错，也是发现的早，治疗的及时。但从2018年9月开始，父亲的病情开始渐渐加重了。我们带他去了北京解放军302医院，医生告诉我们除了那个十多公分的大肿瘤，还发现了许多小肿瘤，已经没有治疗的意义了。从最初的乏力到走路费劲到卧床，眼睁睁地看着病魔一点点吞噬着父亲的生命，那种无助的感觉，心如刀绞。

        卧床期间，身体再难受，父亲都不忍着不出声，不给大家添麻烦，能做的事情一定自己来做。父亲神智一直也很清醒，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母亲，叮嘱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她，让她安享晚年。兄妹三个人要始终拧成一股绳，好好干事业，好好过日子。还特别嘱咐在国读书的两个外孙女，学成后要回来报效祖国。

        与病魔抗争了三年，最终，父亲还是走了。

        肝肠寸断！

        出殡前一天，小雨阴绵。出殡当天，碧空如洗。

        老邻居、老同事、老荒友全来了，有的专程从外地赶来，他们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念着这么好的老头儿，怎么说走就走了。特别是1959年与父亲一道来北大荒支边的岱崮镇老乡，健在的只有四位老人了，一起历经北大荒风雨沧桑的他们，定定地站在一起，抹着眼泪送父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2019年8月18日，是他们支援北大荒开发建设六十周年纪念日，说好要一起庆祝一下的，父亲也盼着这一天，却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

        有作家这样写到，北大荒的历史变迁，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每一寸土地上，都刻写着闪光的诗句，这部史诗的作者，正是那些千千万万的垦荒战士。我的父亲就是这其中极为普通的一员，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满腔热血洒在了这片他深爱的黑土，无怨无悔，默默奉献，并最终在它的怀抱中长眠。父亲虽然平凡，但他身上同样闪照着北大荒精神的光辉，更在我们心中树起了高高的丰碑！

              2020年3月8日20时 齐齐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