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所有的钱只够用来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租房子做生意（城里的房子是租不起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要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就必须得雇大车进行长途搬家。当时我们所有的钱也只够用来雇一辆车了，雇了车的话，到了地方又哪来的钱租房子？真让人恼火。

为此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终于聪明地下了决定：首先，我们要去的地方一定要房租便宜；其次，房东一定要是个司机，自己开车来接我们。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喀吾图。

喀吾图真远啊，我第一次去时，穿过了好大一片戈壁滩，又在群山中没完没了地穿行。我在车厢里东倒西歪地打着瞌睡，什么时候到的都不知道。那个司机也不叫醒我，到地方了就自个儿悄悄溜了，等回来时，一身酒气。

喀吾图小镇不大，只有一个十字路口，由此路口延伸出去的四条小马路不到五十米就没了。这五十米半径的范围内，就是喀吾图最热闹的“商业区”，有好几家小商店、小饭馆、漂亮姑娘开的理发店，还有粮油店。但是站在十字路口放眼四望，马路上空空荡荡，所有店铺的门虽然敞着，但半天都不见有人进出。

我们是来这里开裁缝店的。可是这里已经有裁缝店了，由于是老店的缘故，生意看起来很不错。布也多，花花绿绿挂满了一面墙。开店的女老板还带了好几个徒弟，推门进去，满屋子踩缝纫机的“啪嗒、啪嗒”声。

整顿好新家后的第二天，我妈就跑去那家店串门子，假假地对人家问候了一番。回来心里就有底了，什么嘛，那哪是在做衣服，根本就是缝麻袋！

我亲眼看到她们是这样裁裤子的：先从布上裁下来两个长方形，再在长方形一侧估计着剪掉两个弯儿—就成了！然后交代给徒弟们：“腰一定要做够二尺六，殿（臀）围越大越好，膝盖那儿窄一点，裤脚大小看着办……”

我妈那个乐呀，但脸面上还是做出谦虚和气的神情，满意地告辞了。

在城市里，尤其是大城市里，裁缝和裁缝店越来越少了。最常看到的裁缝们只在商场的楼梯间和走廊拐角处支一个小摊位，挂一块“缲裤边、织补、换拉链”的小牌子。现在谁还去裁缝那里扯布做衣服啊，店里买来的又便宜又有款。在城乡结合部，成衣批发加工的小作坊东一家西一家到处都是，工业缝纫机的马达通宵达旦地轰鸣，三四个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弄出上百套一模一样的流行服饰。就更别说大厂家、大公司了。但是那些大街上匆匆忙忙走着的人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衣服吗？衣服的大潮汹涌进入人群，一场又一场的流行，最后产生的恐怕只有一堆又一堆的垃圾吧……

但在我们偏远的喀吾图，生活氛围迥然不同，流行真是毫无用处。比如裤子吧，现在的裤子普遍裆浅、臀窄、腰低，穿上怎么干活呀！衣服也太不像话了，男装弄得跟女装似的，女装又跟童装似的……

这是游牧地区，人们体格普遍高大宽厚，再加上常年的繁重劳动和传统单一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的身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特体比较多：胸宽肩窄的、腰粗臀细的、凸肚的、驼背的、斜肩的……也只有量身订做的衣服才能穿得平展。

裁缝这个单门独户的行当到了今天仍然还在继续流传，可能是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些地方的一些人，仍生活在不曾改变之中吧？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布，得由顾客们自己准备布，我们只收加工费。

当地人礼性很重，相互间哪怕最寻常的来往也很少空手上门。正式的拜访和赴宴更是要精心准备礼物，一般都是送一块布料，里面裹一些食品。于是每家人的大箱子里总是压着几十幅布料，一米长的，两米五长的。全是为将来的出访准备的礼物。当然，这些布也差不多都是别人登门拜访时送给自己的礼物。一块布就这样被一轮一轮地送来送去，在偏远狭小的喀吾图寂静流传。好几次被送还回自己家，又好几次再转送出去。直到有一天，终于被送进裁缝店做成了某家主妇的一条裙子或一位老人的马甲为止。在这些布的往来中，一个刚组建的小家庭，会因婚礼而攒下一大箱子布。这些布就是这对小夫妻生活的底子。在后来长久的日子里，这些布将伴随两人的日渐成熟，见证这个家庭的日渐稳固，成就这个家中生活气息的日渐厚重。

我们接收的布料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古老的布，有着过去年代的花样和质地，散发着和送布来的主妇身上一样的味道。而这主妇的言行举止似乎也是过去岁月的，有褪色而光滑的质地，静静的，轻轻的，却是深深的，深深的……我们用尺子给她量体，绕在她的肩上、胸前、胯上，触着她肉身的温暖，触着她呼吸的起伏，不由深陷一些永恒事物的永恒之处。

我们的店刚开张三个月，生意就明显地好过了另一家，还有几个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上门求艺来了。没办法，谁叫我们手艺好呢！整个小镇没人不知道“新来的老裁缝”。虽然收费贵了一点，但做出来的裤子洗过了三水，腰都不垮不变形。而且“老裁缝”做的裤子上给做了六个皮带袢，“小上海”家的只有五个；“老裁缝”家钉的扣子给缝四针，而“小上海”家的只系一针就挽结儿了。

“小上海”就是另一家裁缝了。但老板不是上海人，她家店也并非像上海一样繁华。只是因为女老板的丈夫姓“赵”，名“长海”，当地哈萨克老乡汉话说得不灵光，喊来喊去就成了“小上海”。干脆女老板自己也这么唤自己的店了。

她收了四个徒弟，都是女孩子，都是汉族。师傅传给她们好手艺，并管她们三顿饭和住的地方。但是要求每人每天至少得给师傅做出来三条裤子或一件挂里子的外套。这是在为牧业的转场作准备。浩浩荡荡的羊群和驼队经过喀吾图那几天，再多的衣服也不够卖的。

虽然上门拜师的多，但太小的孩子我们没敢收。直到三个月后才收了一个老徒弟，是个结过婚的妇人，名叫哈迪娜。这是一个付费徒弟，就是一边学手艺一边给师傅打工的那种，每做一条裤子我们就给她分一半的工钱，但是得由我们裁剪，熨烫，钉扣子缲裤角边。

哈迪娜很胖，她和她的缝纫机一搬进来，我们的小店剩下的空隙就只够两个人侧着身子站了。要是她想站起来取个东西，所有人都得全部让到门外去。

哈迪娜的小儿子常常会跑到店里来黏糊一阵，缠走两毛钱买糖。小家伙已经到了捣蛋的年龄，但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所以他的捣蛋必须得被人忍受。

经常看到小家伙脚上穿着鞋帮子，手里提着鞋底子，鼻子冒着泡泡，满小镇乱串着消磨童年。

哈迪娜挺不容易，带了好几个孩子，最大的小学都没有毕业，还得再过一两年才能帮家庭分担些责任。

我们请哈迪娜来打工，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确需要有人帮忙，原因之二是她一句汉话也不会，通过和她极其困难的交流，也许能货真价实地学到几句哈语。

果然，哈迪娜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从最基本的“针”呀“线”呀，到各种颜色的说法，从“高矮胖瘦”到“薄厚长短”，从“元角分”到“好坏便宜贵”，还有“腰、肩、胸、臀”等等与做生意密切相关的词汇差不多都学会了。另外从一到一百全都能数下来了，“裙子”、“裤子”、“上衣”、“衬衫”什么的也一听就懂。讨价还价的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再也没有人能用二十块钱就从我们这里买走一条裤子了。

当然，哈迪娜也受益匪浅，从最开始只会用汉话说句“老板你好”，到后来简直能够又轻松又愉快地汉哈交杂着跟我妈交流育儿经。甚至还可以清楚地向我们表达她的弟媳妇有多坏，还列举了一二三四。可惜除此之外，她做裤子的技术实在没有任何进步。平均每天磕磕巴巴做一条，稍顺利一点的话能做一条半。速度慢不说，做出来的裤子门襟那里总是拧着的。怎么给她说都没用。我妈就把那条裤子穿在自己身上，把毛病耐心地指出来给她看。她这才终于明白过来似的，“啧啧啧啧”地研究半天。最后，把我妈上身穿的毛衣扯扯直，一下子就严严实实遮住了门襟拧着的部分……从那以后，她做的裤子门襟就更加心安理得地拧着了。总有一天这女人会砸了我们娘儿俩的饭碗。

才开始和当地人做生意的时候，还想指望这个哈迪娜能够充当一番翻译的角色。结果，无论什么话只要一经她翻译，就更难理解了。比如我们很简单地问人家：“想穿宽松一点还是刚合适就好？”经她转口，则一下子复杂异常，狠狠地难为对方好半天。那人站在那里反复推敲、琢磨，才勉勉强强，甚至是小心翼翼地回答出另外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来……天知道她在其中作了什么可怕的加工。还不如撇开这个哈迪娜，直接和顾客面对面地用手势，用表情，用纸笔写写画画—来得更可靠。

我们想辞她，又不好意思开口，这个女人笨是笨了点，但人家又不是故意笨的。

后来幸亏她自己走人了，她家里实在是家务繁忙，顾不过来。几乎我们所知的每一个哈萨克女人都终生沉没在家务活的汪洋之中，也不知道她们都从哪儿找的这么多事来做。而男人们从外面回来，鞋子一踢，齐刷刷往炕上躺倒一排。就一直那样躺着，直到茶水饭食上来为止，真是可恶。

总之哈迪娜走了，不久后又来了另一个徒弟柴丽克。柴丽克是个文静腼腆的女孩子，很聪明灵巧，由于在县城打过工，很会说一些汉话。我们都很喜欢她。她是家里的老大，有一大群如花似玉的妹妹们（其中有两对双胞胎），每次来看姐姐的时候，就会叽叽喳喳、新新鲜鲜地挤进来一屋子，一直排到门口，站不下的就趴在外面的窗子上，脸紧贴着玻璃往里看。

当地的孩子们小的时候都很白，很精致，目光和小嗓门水汪汪的，头发细柔明亮。可是稍微长大一些后，就很快粗糙了，轮廓模糊，眉眼黯淡。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了柔软的，留下了坚硬的。

柴丽克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一个美丽的姑娘，虽然她短短的、男孩子一样的头发和瘦小的身子会使她在人多的地方显得毫不起眼。但迎着她的面孔静静地看的话，很难不会为那一双美丽清澈的、卷曲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所打动。她的额头光洁明亮，她笑起来的时候，整齐的牙齿饱满晶莹。实在想不通，有着这么一张美丽面孔的人，为什么给人更多的印象却是平凡呢？可能她的灵魂是谦卑的吧……可能她的美丽正是源自于她内心的甘于平凡。

柴丽克十九岁，刚刚离开学校不久。每月我们给她一百五十块钱，但是不用记件数。

她从我们这里学会了做裤子、连衣裙以及给上衣外套做手工。但很快也离开了，那时村里给了她一个出纳的工作，每月一百二十块钱，令其他女孩子都羡慕不已。

柴丽克是我在喀吾图接触时间最长、最亲近的年轻人。我想说的是，她和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女孩子。经历过喀吾图的岁月的青春总是沉默的、胆怯的、暗自惊奇又暗自喜悦的。虽然我还见过另外一些喀吾图的女孩子们，面目艳丽，言语热烈。但是，她们粗糙的浓妆后仍是一副安心于此种生活的神情，放肆的话语里也字字句句全是简单的快乐。

而我，却总像是不甘心似的，总像是在失望，在反复地犹豫……

不知道她们这样的青春，滋生出来的爱情又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隔开，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吃饭时就全部挤到外间，紧紧围绕着缝纫机上的一盘菜。

我们有两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还有一面占去整个“工作间”四分之一面积的裁剪案板，案板下堆着做衣服必需的零料和配件。过了几个月，我们也进了两匹布，挂在案板一侧。房间其他的空白墙壁上，则挂满了我们做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是做出来卖的，更多的是给人订做好了，却一时没人来取的。

虽然狭小，但这样的房间一烧起炉子来便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是晚春时分吧，室外狂风呼啸，昏天暗地，树木隐约的影子在蒙着雾气的玻璃窗外剧烈晃动。被风刮起的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玻璃窗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我们的房子里却温暖和平得让人没法不深感幸福：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波一波地滚动，墙皮似乎都给香得酥掉了，很久以后会突然掉下来一块。至于炉板上烤的馍馍片的香气，虽然被羊肉味道盖过了，闻不到却看得到—它的颜色金黄灿烂，还漂着诱人的淡红。小录音机里的磁带慢慢地转，每首歌都反复听过无数遍，歌词也失去了最初的意思，只剩一片舒适安逸。

我们还种了好几盆花。我妈只喜欢好养活的，一年四季花开不断的，而且花还要开得又多又热闹的那些，比如酢浆草。分明就是草嘛，怎么养都养不死，乱蓬蓬一盆子。花碎碎小小，吵吵闹闹挤了一窗台。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当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我们就请他们看金鱼。每次都成功地令他们大吃一惊，迅速转移注意力。

在那时，当地人都还没见过真正的金鱼，只见过画片和电视上的。这样的精灵实在是这偏远荒寒地带最不可思议的梦一样的尤物—清洁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妙曼地晃动、闪烁，透明的尾翼和双鳍像是透明的几抹色彩，缓缓晕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而窗外风沙正厉，黄浪滚滚，天地间满是强硬和烦躁……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回头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微妙地软下去许多。

就在几十年前，当地的人们还穿着手缝的生皮衣裤。这是一个过去在喀吾图待过十来年的老裁缝说的，现在他在城里修汽车。还有一个当过裁缝的老太太，现在种着十几亩地。总之，老一辈裁缝们都改行了，不知受到过什么打击。

他们还说，当年才来到这里时，牧民们冬天穿的裤子，都是生羊皮卷成的两个筒连在一起缝成的。因为太硬了，晚上睡觉前，得把它泡在水里，泡一整夜，泡软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才能穿得进去……不知是真是假。那个种地的老太太还说什么，是她来到了这里以后，才教会大家用刀片从羊皮的反面割裁，那样的话，就不会弄断正面的毛。咳，这也太夸张了吧……

但是我们到了这里以后，觉得大家还是蛮正常的嘛。无论是饮食还是穿着，都有深厚浓重的习俗和经验在里面。不是一天两天，十年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当地人对衣物穿戴有着不太一样的态度和标准。怎么说呢，也就是衣服没有了就买，买了就穿，穿坏了再买……好像和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嘛。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这里的人们更为坦然，甚至是更轻慢一些。首先，衣服买回去就是用来穿的，于是就穿，和穿别的衣服没什么不同。起码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会格外珍视新衣服。似乎是预见着这新衣服变旧的样子来穿它们似的。一条熨得平平展展的裤子，付过钱后，揉巴揉巴拧一团，往外套口袋一塞，揣着就走了，让裁缝看了都舍不得。

不过这样也好，这样的话，衣服当然坏得快了，年年都得添新的。要不然我们生意怎么做？

男人们很少进店量尺寸、买衣服。一般都是女人拿着自己男人的（或是女儿拿着父亲的，母亲拿着儿子的）最合身（也最破烂）的衣物，来店里让裁缝给比量着裁剪。只有单身汉和讲究一点的年轻人才会亲自来店里找裁缝。

最固执的是一些老头儿，偶尔来一次，取了衣服却死活不愿试穿，好像这件事有多丢人似的。即使试了也死活不肯照镜子，你开玩笑似的拽着他往镜子跟前拖，让他亲眼看一看这身衣服有多合身，多“拍兹”（漂亮）。可越这样他越害羞，甚至惊慌失措，离镜子还有老远就双手死死捂着脸，快要哭出来似的。

农民和牧民对衣服的要求差别很大。牧民由于天天骑马，裤腿一定要做得长长的，一直拖到地上，裆深胯肥。这样骑马的时候，双腿跨开，裤子就会缩一截子，而变得长短刚合适，不会有风往脚脖子里灌了。同理，由于天天伸着胳膊持缰绳，衣袖也要长过手掌心的。

而农民则恰恰相反，什么都要短一点的好，在地里干活利索些。

给小孩子们做衣服就更奇怪了。按我们汉族人的想法，孩子嘛，天天都在长着的，要做得稍大一点预备着，好多穿两年。可他们呢，非得做成刚合适的不可，连站都站不稳的孩子，也给弄一身周周正正的小西装，好像只是为了讨个稀罕似的。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看我们有没有进新的布料（我们每进一次布，就可以带动一次“流行”呢）。如果有了中意的一块布，未来三个月就该努力了。一边努力攒钱，一边努力往我家一天三趟地跑，再三提醒我们千万别全卖完了，一定要给她留一块够做一条裙子的。

还有的人自己送布来做，做好后却一直凑不够钱来领取，只好任其挂在我家店里，一有空就来看一看，试穿一下，再叹着气脱下来挂回原处。

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小姑娘的妈妈始终凑不出来。也可能手头不差这点钱，想着反正是自己的东西，迟一天早一天都一样的，别人又拿不走，所以也不着急吧。但小姑娘急，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巴巴地捏着新衣服袖子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就这样，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家里挂着！最后，还是我们最先受不了了……终于有一天，当这个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那个乐呀！紧紧攥着衣服，满面喜色，欢喜得都不敢相信了，都不敢轻易离开了。她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最后看我们都不理睬她了，这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在所有来量身订做衣服的人里面，我所见过的最最最……的身体是温孜拉妈妈的，偏偏她老人家又最最最信任我，一来店里，就点名由我来给她做。

温孜拉妈妈实在是太胖了！如果只从正面看的话，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就只是胖而已，胳膊比我腰还粗，胸脯像兜着一窝小兽。当然，胖的人多的是，比她宽大的人不见得没有。但是，请再看她的侧面—她的厚度远远超过了她的宽度。这个老妈妈的屁股由于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只好举着屁股走路，举着屁股站立，并且举着屁股坐（至于睡觉是怎么个情形就不太清楚了），使这屁股跟一面小桌子似的，上面随便摆点什么东西都不容易掉下来……胖成这样，实在不容易呀。

给她做衣服，就更不容易了。一般来说，给没有腰身的身材做裙子，连衣裙倒也罢了，半身裙的话，裁的时候得比实际量好的长度再加长一点，令裙腰越过大肚腩，一直卡到乳房下面。但是这位老太太，连乳房下面也没有空隙，被肉塞得满满的。给她做裙子真令人发愁，布也没法按常规排料。案板都铺不下，勉强铺好后，左边量一下，叹口气；右边量一下，再叹口气……这边够了，那边准缺，真是无从下手。弄得在旁边看着的老太太自个儿都不好意思了，一个劲地给我们道歉。

想想看老人家也挺可怜的，身上穿的裙子可能是自己缝的吧，只是说勉强把人给裹住了而已，到处都没法穿平，看上去邋遢极了。其实老太太还算是很讲究的人。

好在我和我妈都非常聪明，我们俩商量了一阵，又在墙壁上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地涂涂改改计算了好一阵，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几天以后，老太太终于穿上这辈子最合身的一套衣服，在小镇上绕着圈子风风光光地回家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裁缝店一下子声名远播，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身材纷纷慕名而来，腰粗臀窄的，肩窄胸宽的，斜肩驼背的……整天尽干这样的活，实在令人气馁。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拎只编织袋，腼腆地跟在后面，宽容地笑。我们给她量完尺寸之后，让她先付订金，这个漂亮女人二话不说，敏捷地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三只鸡嘛，换一条裙子，够不够？”

她要订的是我们最新进的一块布料，这块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一挂出来，几乎村子里所有的年轻媳妇都跑来订做了一条裙子。这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所能追赶的为数不多的时髦之一。而库尔马罕的儿媳妇算是落在后面的了。

她说：“不要让公公知道了啊！公公嘛，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揽过旁边那个又矮又小的老妇人，拼命拥抱她，“叭”地亲一口，又说：“等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地嘟囔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甚至有些骄傲地看着眼前这个高挑苗条的年轻儿媳。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是我们这一带最最出众的两三个漂亮女人之一，她有着猫一样紧凑明艳的容颜，目光像猫一般抓人。举止也像只猫，敏捷优雅，无声无息。常年粗重的劳动和寒酸的衣着似乎一点也没有磨损到她的青春的灵气，反倒滋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鲜鲜的野气。

虽然她修长匀称的手指总是那么粗糙，布满了伤痕；而脚上趿的那双还没来得及换下来的、劳动时才穿的破球鞋破得脚趾头都顶出来了两个，鞋后跟也快要磨穿了。

库尔马罕的儿子也是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但每当和妻子站到一起，就会很奇怪地逊色一大截子。

我们实在没法拒绝这三只鸡和她那因年轻而放肆的要求。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家里鸡少了公公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家里鸡很多吗？”

“多得很。”

“五十只？一百只？”

“七只。”

“啊—”太不可思议了，你公公还看不出来？”

“七只鸡少了三只，

“看不出来。”

“……”

当地男人不过问家务，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来这里做衣服裙子的女人们，一个比一个可爱，可爱得简直都不忍心收她们钱了。哪怕是五六十岁的老妇人，撒起娇来，也跟小姑娘一样动人。她会像念诗一样哀叹自己的青春，满脸难过，眼睛却狡猾地笑。

年龄小的就更难对付了，干脆紧紧搂着我妈的脖子，拼命亲她，让她气都透不过来，再口口声声地喊她“妈妈”、“亲爱的妈妈”。到了后来，我们的价格降到了和小上海家的一个档次，实在是没办法……

价格一降，我们生意就更好了，也更忙了。到了冬天，经常是深夜过去天快亮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休息。整个喀吾图小镇上，我们家窗子的灯光总是亮到最后。

那些深夜里路过喀吾图的人们，摸进小镇，循着灯光敲开我们的门，要买一包烟或者想找点吃的。而冬天的村庄里总会有一些通宵达旦的聚会，大家弹琴、唱歌、跳舞，一瓶一瓶地喝酒，再互相扶持着，歪歪斜斜满村子找酒喝。找到我家店里，不听我们的任何解释，非得要酒不可。

可是我们不是商店啊。于是有一次我妈进城时，批发回来一些烟酒罐头，用绳子系了，招牌一样明明白白地挂在窗户上。于是，后来那些漫长的夜里，来敲窗户的人渐渐更多了。这便是我家后来的杂货店的前身，也是我们对做裁缝的最初的放弃。

裁缝的活不算劳累，就是太麻烦。做成一件衣服，从最开始的量体、排料、剪裁、锁边，到后来的配零料、烫粘合衬、合缝（至于其中那些上领、掏兜、收省、上拉链等细节更是没完没了），虽说谈不上千头万绪，也够折腾人的了。

做成后，还有更麻烦的手工，上衣得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裤子则要缲裤脚边。做完手工后，还得把它整熨、定形（其中烧烙铁是最令人痛恨的事情）。这些结束以后还不能算完，衣服一般在成形后才看得出毛病来，于是还得把它套在塑料模特身上，看看肩和袖结合得平不平，胸侧有没有垮下来的褶子，前后片齐不齐，下摆起不起翘、扭不扭边什么的，还得特别注意领子是不是自然服帖的。直到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再细心地清除线头。另外浅色的衣服做好后还得给人家洗一洗，缝纫机经常加油，难免会染脏一点。而且烙铁也没有电熨斗那么干净，一不小心，黑黑的煤灰就从气孔漾出来了，沾得到处都是。

还有，在裁剪之前，遇到特别薄、特别柔软抖滑的布料，还得先用和了面粉的水浆一下，晾干变得挺括之后再排料、裁剪。

就这样，从一块布到一件衣服，耗的不是人的气力而是精力。就那样一针一线地耗，一分一秒地耗。从早晨到深夜，从月初到月底，从今年到明年……看上去，这种活计好像轻轻巧巧的，其实最熬人了。忙的时候，如牧业转场经过或者古尔邦节那几天，通宵达旦地干活是经常的事情。深夜的村庄沉静、寒冷，有时候有风，有时候没风；炉子里煤火黯然，似乎里面覆的全是厚而冰冷的煤灰，炉板上烤着的馍馍片在很长时间以前就焦黄了，后来又渐渐凉了，硬了。人静静地坐在缝纫机前，一点一点摆弄着一堆布，一针一针地缝，又一针一针地拆。时间无影无形，身心沉寂……用牙齿轻轻咬断最后一根线头，天亮了。

一边干活一边轻轻地交谈。更多的时候，似乎所有的往事都已经说完，再也没有话题了。疲惫也早已挨过了可以忍受的限度。那时，一件件衣服只剩下套过公式后的死尺寸及规整的针脚……

我妈后来又收了两个汉族徒弟，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丫头。店里没地方住了，我们三个学徒就借住在喀吾图乡边防站仓库的旧房子里。里面堆着半屋子煤和几十麻袋麦子。房间正中的柱子上和檩条上，到处都藏着鸟，一有动静就到处乱扑腾，搞得乌烟瘴气。

冬天，古尔邦节前后那段日子里，我们每天总是很晚很晚才干完活回家，顶着寒流走在必经的一截上坡路上。虽然离家不过三四百米，却说不出地艰难。我们三个手牵着手，转过身子背着风倒退着走，零下三十度、零下三十五度、零下三十八度。耳朵疼、鼻子疼、后脑勺疼、眼珠子疼……整个身体里，只有口腔里和心窝那一团有点热气似的……终于挨到家门口，三个人的三双手凑到一起，小心合拢了，擦燃火柴，慢慢地烘烤门上那把被冻得结结实实（我不明白为什么天气一冷，锁就不灵光了）的铁挂锁的锁孔，得烤好一会儿才能转动钥匙打开门。进去后，第一件事是生炉子，烧点热水随便洗把脸，就飞快地上床睡觉……那样的夜里，窗台上的一摞碗冻得硬硬的，掰也掰不开；灶台上的洗洁精也冻上了，醋冻上了，湿抹布冻在锅盖上，抠也抠不掉；没有缝儿，墙角却飕飕蹿着冷气，室内的墙根下蒙着厚厚的白色冰霜……我们在这个大冰箱里睡着了，每个人的嘴边一大团白气，身上压着数十斤布堆（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算是“被子”了吧？），再也没有寒冷了。

是呀，从我们当裁缝的第一天起，就发誓一旦有别的出路，就死也不会再干这个了。但到了今天，仍不是最后一天。我们在做裁缝，假如有一天不做裁缝的话，我们还是得想别的办法赚钱过日子，过同样辛苦的生活。都一样的—可能干什么都一样的吧？是这样的，帕孜依拉到我们家来做衬衣，我们给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以后高兴得要死，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但是我立刻发现袖子那里有一点不平，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我要给她完美，我要让她更高兴。于是就殷勤地劝她脱下衣服，烧好烙铁，“滋—”地一家伙下去……烫糊一大片……

帕孜依拉脸一下子苦了。我妈的尺子就开始往我后脑勺上敲了。

帕孜依拉痛苦地离开了，背影似乎都在哀叹：我的新衣服！我新新的新衣服啊！

怎么办呢？我和我妈商量了半天，最后把那一截子烧糊的地方裁掉，用同样的布接了一截子，特意将袖口做大一些，呈小喇叭的样式敞开，还精心地钉上了漂亮的扣子。最后又商量着给它取了个名字：“马蹄袖”。帕孜依拉来了一看，还真有点像马蹄，而且还是别人没有穿过的款式呢！我们又对她吹牛说，城里都没有这种样式的。她便更得意了。这才顺顺利利交了货。

但是后来……几乎全村的年轻女人都把自己的衬衣袖子裁掉一截，跑来要求我们给她们加工那种“漂亮的马蹄袖”。

我想说的是：假如我们尝试改变，说不定会过得更好一些，但也说不定更差一些。但是，无论干什么都不会比此时此刻更为确定、更有把握一些了。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那些还有其他梦想的岁月已经成为过去了？想想看，我们生命中那些最欢乐最年轻的时光都用在了学习这门手艺、使用这门手艺上，我们肯定不仅仅只是依赖它生活吧？……我们剪啊，裁啊，缝啊，觉得这是一件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突然又会为这样的想法悚然吃惊。是的，干裁缝真的很辛苦，但那么多难忘的事情，一针一线的，不是说拆就能拆得掉。而且，我想说的远非如此……说不出来。但是，当我再一次把一股线平稳准确地穿进一个针孔，总会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但还是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