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元
No. 6／第二章 ／ 1
第二章 智者千虑 终有一失（之一）
荡平准部、戡定回疆后，乾隆帝深谋远虑，推行“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在新疆施行军府制，即军政合一、以军统政的行政管理制度。同时，慎选出色能干的满洲亲贵或蒙古重臣出任军政长官。当年，清廷在新疆北路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军政事务；在新疆南路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受伊犁将军节制，管辖回疆军政事务，统领分驻回疆南八城的办事大臣及领队大臣。
所谓“回疆”即“回部”，前文说过，就是指天山南路维吾尔族聚居区。
所谓“回疆南八城”，是指位于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以及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这八座城池。而南八城又以塔里木盆地为参照物，分为“西四城”和“东四城”,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分布在盆地的西缘，合称“西四城”；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分布在盆地东缘，合称“东四城”。
对于天山南路的“回部”，乾隆帝本着“因俗施治”原则，“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以“军府制”下的“伯克制”协力行政，仍沿用回疆旧有的“伯克制”（土官制度），同时参照内地官制，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当时，回疆各城镇、村庄仍设伯克，依照当地习俗管理民政事务，一如从前。但这些伯克均由参赞大臣奏请皇帝简放，禁止世袭，确定品级自三品至七品不等，拟定员额及俸禄，实行回避制，并置于驻扎当地的朝廷命官的约束之下。于是，通过这种有限度的“改土归流”，伯克阶层由世袭贵族转变为由清廷任命的地方官吏（少数民族干部）。
在驻防上，天山南路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为首，回部各城设驻扎大臣，统领八旗与绿营兵丁镇守各城，兼辖周边村镇治安。驻防清军在各城附近修筑了规模略小的城堡要塞，用以驻扎兵马，囤积粮草，同时还供入疆的满、汉官员和内地商民居住，故被称为“满城”或“汉城”，而原有的旧城，则被称为“回城”，仍由伯克(土官)依照旧法管理。
另外，新疆地处西部边陲，幅员辽阔，交通不便，为了及时传递信息，清廷在天山南北主要交通线上普遍设立“军台”（相当于内地驿站）。
总之，军府制度的建立，保证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路的有效控制。日后，清廷慎选边吏，实行轻徭薄赋，同时广辟屯田，治水灌溉，颁行制钱，使当地出现了吏治较为清明、经济恢复和发展、各民族和睦相处、物阜民丰、安乐祥和的大好局面。稳定是福！乾隆年间，满洲正蓝旗人椿园在他所著的《新疆舆图风土考》中记载：“自底定以来，滋养生息，家给人足，迄今最贫苦之小回，亦有牛羊驼马，出有衣，入有食，吉凶皆能成礼，歌舞升平矣。”
终乾隆、嘉庆两朝，全疆形势总体向好，边境安定，西陲巩固，南疆广大回户得以休息，视朝廷命官为“天人”，乃至奉为“救星”。对此，道光帝曾于即位之初发表感言：“我朝平定回疆以来，各部回众咸隶版图，纳赋交粮……回子安居乐业者，垂六十余年。”
须知，这可不是清朝统治者在自我吹嘘。此番繁盛安宁景象，确实只有在大清朝统一治理之下才会出现。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当时曾到过新疆的英国人包罗杰的相关论述作为旁证。他说：在清政府统一新疆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南疆的历史“都只是连绵不断的灾祸而已”， 那年月，回疆广大维吾尔百姓露宿枯草丛中，啃食干馕果腹，为躲避准噶尔人的搜刮，把仅有的一点点家财深埋于地下……但自18世纪清政府统一新疆之后，该地区便“很快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具体而言，他是这样生动地加以描述的：
“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与和阗城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达到从没有达到过的数目。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三城的附近地区变成驰名亚洲的花果园，谷物和水果出产丰富，从叶尔羌到天山南麓，旅行者可以一直在无边的果园中行进。各方面所看见的都是富裕和满足，平静的农舍和微笑的居民……”并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治理下的成果（见包罗杰所著的《阿古柏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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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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