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书影君
1938年初，日军沿长江进犯中国腹地，长沙临时大学只能再向南迁至昆明。西南联大初入昆明，用来建校的地址，以前都是一片片坟地。
教室是铁板房，窗户没有玻璃，糊的竹纸。学生没有桌子，写字时就依靠椅子右侧一块被称作“羊腿把”的木板。
学生宿舍都是茅草房，一间住40多人，光线黯淡、拥挤不堪。
茅草房中最多的除了学生，就是臭虫。学生们因为被咬的受不了，开始不停地抓臭虫，但却好像永远也抓不完，后来干脆就习惯了，任由臭虫咬自己而不影响睡觉。
汪曾祺在他的文章《老味道》中回忆，西南联大的女同学流行吃胡萝卜，一是因为她们也穷，二是听说胡萝卜含有微量的砒，可以驻颜美容。
据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他们在学校吃的饭叫“八宝饭”，里面不但有谷子、麸皮，甚至还有石头子和耗子屎。
即便是如此糟糕的饭，学生们还常常吃不饱。于是有聪明的学生总结出盛饭的绝招：先盛半碗，很快吃完后就能再抢到一碗。男生还学会了一招技术，可以远远地将饭碗准确地仍到饭盆中抢饭。
这里的教学和生活环境，都是艰苦的。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却有着中国最顶尖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整个校园中弥漫着独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俨然一座乱世中的学术伊甸园。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是艰苦的8年，却也同时是学术大家们理论成果产出最为丰富的8年。
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的历史学教授钱穆，在昆明西南的岩泉寺撰写了他的历史学代表作《国史大纲》。
被称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在昆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
在呈贡的魁阁，社会学家费孝通尝试建立社会学版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燕京-云南社会学研究站，并写作了《禄村农田》。
语言学家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中国现代语法》。
国学大师吴宓以课堂讲义为基础，用英文写作了《世界文学史大纲》。
还有国学大家罗庸的《鸭池十讲》、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气象学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周培源的《湍流论》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
可以说，正是经过了战争烈火的淬炼，这一大批中国顶尖知识分子，才生发出了与以往在宁静书斋中完全不同的民族情感和社会认识，并最终产生了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