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粒堆成了座小山。麦草堆成座大山。机器声一停，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大家虽然很累，却没有一个人蹲下或坐下，都静静地注视着队长由场外领进来的几个人。第一个是大队支书郑福发，在队长的指挥下，几个年轻人给他装了一麻袋麦子，抬出场外放在一辆拉拉车上。再后面来的是一个人们都认识的胖子，再后来是春花的父亲，再后来……最后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同样几个年轻人在队长的指挥下为他装好了麦子，然后在抬到场外停放的一辆大卡车上，但却不是一袋，而是六麻袋。据说那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公社供销社当汽车司机。菜妹子默默的记着：一共七人，前面六人装走了六包，后面一人装走六包，一共十二包。“好了，大家准备家具，咱们开始分麦子，大家都知道，我们种的麦子是粥少僧多，每年还要给粮站上交，希望社员同志们发扬风格，就将就着分点吧，为公平合理，我们按工分分。多劳多分、少劳少分。”队长一副秉公无私的口气。会计打开了工分本，先叫户主的名字，然后公布其家庭每一个劳力一年所挣的工分，最后在将家庭所有劳力的工分合计到一块，平均一千个工分分得十斤麦子，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付出一百天的劳动（全天十分，早晨二分，上下午各四分）才能分得十斤麦子，菜妹子家父亲二千四百个工分，母亲一千八百个工分，一共分得四十二斤麦子。分得最多的是凤凤家，她家七口人，三个劳力，几乎都是全年满分，赶胶车的父亲三千五百分，母亲三千四百分，叔叔三千四百分……再其次是队长家、会计家……分了麦子后的不久，便是秋天了，这是人们干劲最足的一个季节，也是庄户人眼里充满希望的季节。所有的人都忘记了疲劳，起早贪黑的干；所有的人都摈弃了私心，不惜余力的干。人们这样自觉，心齐只为了早一日接近一个共同的迫切现实：分红。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玉米、高梁、糜子、谷子、山药、萝卜、白菜都分了，却又都分的少的可怜。宋起贵家所有的分红堆在烂窑里也不过是一个小的可怜的山卯。这点粮食咋够吃？明年又是一个勒紧裤腰带的年。唉——宋起贵叹着气，但他却什么也不说，照样起早贪黑的干。分红后别的庄户人都得到短暂的喘息了，可赶胶车的宋起贵和凤凤大却不能，他们还要干很多的扫尾劳动：拉粮食入库。给粮站上交粮、给队里拉肥、拉粪……但最艰苦的还要数每年冬天里的一次拉盐拉碱劳动。全队人一年的吃盐用碱问题就全凭这一次的“运输”，而路不但远还很不好走，所以这项劳动就很少有人干。这天天气特别冷，宋起贵一早就起来，做起了出远门的准备。他穿上了老山羊皮袄，戴上黑羊羔皮帽子，套上了菜妹子妈妈自己缝做的黑毡鞋，摇着手里的马鞭又一次上远路了。菜妹子的妈妈埋怨着、担心着、唠叨着，但手脚却也不闲着，白天出去挣工分，晚上回来就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有时也呆呆的望着火苗出神，菜妹子目睹这一切，幼小的心里也就象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又是一个星期天，天气特别的冻。沙梁、冰川、树枝都蒙上了一层白茫茫的银絮。出门的庄户人都缩着脖子，筒着袖子，急匆匆地小跑着。可妈妈还和往日里一样，要随着村里人去起粪挣工分（起粪就是将每家人家猪圈，牲口棚里的粪用揪翻起，在用背篓或自制的只有一个木轮一个大筐的简易车背到和人工推到生产队的地里，为第二年开春的耕种施肥打下基础）。因为天冷，每个星期背着背篓送粪挣工分的菜妹子这天也留在家里。妈妈刚走，菜妹子便提议和大牛、二梅子砍柴去。因为家里烧的柴不多了，父亲一时又回不来，菜妹子想为妈妈分担点生活的困难。大牛和二梅子欣然同意。家里留守的三羔和双牛自然又是一把大锁锁着。灶火坑里埋着四颗山药蛋，便是他们俩的中午饭了（冬天里白天日子短，庄户人干活中午不回家，下午收工时间较夏天早一些）。菜妹子给大牛和二梅子戴上棉帽子，自己也围上了一条旧围巾，便拿了三条绳索，扛着一把攫头溜下硷畔、踏上冰滩、穿过树林，向沙梁爬去。寒冷的空气将沙梁表层结成了硬块，他们兄妹三人互相拉扶着、小心翼翼地踩着光而滑的沙梁表层，好不容易爬上了最低的一座沙梁。二梅子、大牛已是气喘吁吁，再也不肯往前走了。菜妹子只得摞下三根绳索，举起攫头开始掏稀稀疏疏的柴。大牛、二梅子跟在后面吃力、笨拙地将掏下的柴捡在一起，用脚踩成一个个小抱。刺骨的寒风刮着，兄妹三人涨红着脸，不停的用口里的热气哈着被柴禾划破的手，并且不住的跺着冻僵的脚……当太阳开始向西边的地平线倾斜时，菜妹子兄妹三人终于凑起了大小不等的三捆柴。菜妹子给大牛、二梅子两人背上两小捆柴禾扶他们起来。自己便跪在地上将两只胳膊插进了绳子里，可柴太重，怎么也站不起来。她便蹬直了双脚，挺直了腰板，身体向后仰躺在柴背上，说时迟那时快，突然间菜妹子箭一样曲回双腿，上身向前猛倾，便一下子站了起来。“还是大姐能行。”二梅子钦佩地看着菜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