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每年的教师节，在我们学校的门房里总有一束玫瑰与百合相杂的鲜花在等待着我，屈指算来，已有十多个年头了。
记得第一次门卫师傅跟我说，有一个青年人给我送来鲜花祝我教师节快乐时，我有些诧异，看了插在花中央的粉色小卡片，我才知道是谁，我的眼前立马浮现出一个小小的个子，黑黑的面庞的孩子，对着我“嘻嘻”笑着，带点顽皮地跟我说：“老师，你真像我的妈妈，我叫你妈妈吧。”
接过门卫师傅递来的鲜花，我的思绪将我带回到了很多年前……
记得有一天下午，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小斐，到办公室来找我，说是有事。可是，当我询问她什么事的时候，她又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再三追问，她话还未说，却先红了眼圈，眼里裹满了泪水。我顿觉事态严重，与她走出了办公室，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她述说的事情让我这个当了十多年班主任的人也感到惊异，那是前所未闻的。她说同桌男生经常摸她身上多处地方，课上课下都有这种行为，甚至在我班主任的课上也有。她很苦闷，跟他闹怕他报复；告诉父母，怕家长来校使同学们都知道；汇报老师，又怕老师对她有看法。于是，她已经忍受了一段时间，现在她觉得忍无可忍了，只好求助于老师。
当时，我的内心很不平静，要知道那只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啊。可是我努力地克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处理得好与坏直接关系着两个学生的成长。特别是那个男同学，既要让他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又不能使他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否则，不利于他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不利于他的成长。而对于那个女孩来说，也要使她她放下包袱，减轻心理的压力，从眼下的困境中走出来。
于是，我首先对小斐说一定为她保守秘密，不会将她的隐私说出去；同时我又征求她的意见，希望老师做什么工作，怎样处理。我的态度得到了她的信任，她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又找到年级主任，以平稳的语气平静地将事情大概述说了一下，并且将小斐的想法也作了交代。根据事情的特殊性和小斐的要求，我们拟定了工作方案：一是找男孩核实情况，把事情了解清楚，不先武断地进行批评；二是向男孩指出他错误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三是弄明白男孩这一行为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四是听听男孩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希望对他怎么处理。
定下工作方案以后，我与年级主任一起行动。有时是单独的，有时是一起的，多次找这个男孩谈话。由于我们并没有一味地指责批评，而是诚恳地帮助他提高思想认识，所以整个过程进行得相当顺利。男孩毫无隐瞒地说出事实，与小斐说的基本没有什么差异。同时他也认识并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谈出了此种行为发生的原因——模仿与好奇。因为他在叔叔家里曾看到过一些视频里的镜头，于是引发了他的不良行为。在事实清楚以后，我又跟年级主任一起对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批评教育。男孩接受批评并表示一定改正，同时他也提出了“暂不告诉家长”的要求，希望老师能给他一次机会。经过商议，我们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又给他提出警告：如果再犯，告知家长。
男孩欣然同意，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而且主动提出向小斐赔礼道歉。为了避免场面的尴尬，我们向小斐转达了男孩的道歉，并且征求她对事情如此处理的意见。小斐表示满意，最后提出要调开位置，不再与这男孩同桌。为了不引起同学们的怀疑，我又借口其它原因把男孩调离了。
整个处理过程，涉及到的只有四人，并不大肆宣扬；整个教育过程，不是急风暴雨式的，而是和风细雨的；整个谈话过程，是平等的，尊重的，理解的，信任的，守信的。一次严重的越轨行为却在平和宁静的气氛中解决了。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对的。因为，事后男孩再也没有过如此举动，也没有背上思想包袱。小斐也没有因此事受到其它什么影响，而且跟这个男孩仍旧保持了正常的同学关系。
我也以此事常告诫自己：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各种诱惑的社会之中，难免会走错路，会摔跤。可怕的不是迷路，不是摔跤，而是找不到正确的路，跌倒了爬不起来。所以，当学生迷路时、摔跤时，我们不该推他一把，踩他一脚；而是不妨当一回“指南针”，做一次“搀扶者”。教师的责任，不就是当学生需要时扶上一把么？
II
在以后的每个教师节，门房里那一束鲜花已为很多同事所知晓，大家都说这真是一个有心的孩子，而我也从第一次的惊喜到后来的期待进而变成了一种习惯，每个教师节的早晨，我走出家门向学校走去的脚步似乎格外轻盈，我似乎已经看到了那一束鲜艳的花朵，闻到了那一阵馥郁的芳香。
可是，在一次路上偶遇他以后，我对自己这种心安理得的享受感到不安起来，难道我真的值得他这么爱戴吗？
我一直在心里自责自己，也许当他回到老家第一次给我写信的时候，正是需要倾吐，需要帮助，需要寻找一种精神的支柱。他想到了自己信任的老师。可是，由于我自己当时的身体状况不佳以及工作繁忙，所以将他的来信忽略了。他回老家以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就在我的包里躺了几个月后，我将它同其它一些东西一起处理了，早已不知去向。
我与他是在九八年分别的。那时他小学毕业，跟随着父母亲一起回到了贵州老家，在那读中学。对于这样一个其貌不扬又是外地借读生的他，给我的印象到是极其深刻的：一是因为当时他是我们学校的体育王子，个子不高，但是打球、田径都能为学校在区级运动会上夺得好成绩；二是别看他成绩一般，又只是个少先队小队长（这也是因为有人气才当上的），可在班里的人气很旺，威信很高，早读、晚托他都能给你管理得井井有条，省去了班主任很多力气；第三就是因为六年级时他做的那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那次，在放学路上偶然遇到他，我惊异于他的变化，与他以前的同学相比，他明显成熟了。他邀我到就近的快客店里喝了杯饮料，便跟我谈起了分别以后的一些事情。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生活已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言谈之中，一种自卑感不时流露出来，面对以前的学生，我的表达甚至感到有些困难，因为我除了冠冕堂皇的安慰、鼓励几句外，实在不知拿什么能抚慰这么一颗年轻而敏感的心。
他回老家以后，父母离婚，母亲重返上海，父亲在老家另组家庭，而他也因为缺失家庭的温暖，对学习失去信心，中学没有毕业就远赴广州打工。辗转多个城市以后，也来到上海母亲处，继续在私人企业里打工，靠着低微的收入打发日子。
III
几年前一个教师节的前夕，我突然收到他的电话，说是要来探望我。他拎了些水果来到我家，坐了两个小时左右。我能感到他就是来找我聊天的，我们聊了很多，多半是我在问，他在答，从中我又大概知道了他近两年的生活情况。我忽然觉得，也许他也是感到太孤独了，才想到了我这个当年的老师吧。
一个没有高学历的年轻人本身在这社会上立足打拼就不容易，更何况他是一个父母离异、没有背景、没有厚实的家底的外地人？能够生存并不证明生活安定，更无庸说是生活幸福了。生活幸福的人溢满了盛不下更多的幸福时需要倾吐，而不幸的人在渴望幸福时更需要倾诉，而这种倾诉多么希望有人认真地聆听，给予安慰。
此时的他，我认定是渴望幸福的倾诉者。再婚的妈妈生活不十分如意，娶了后妈的爸爸对他不闻不问，出嫁的姐姐有个好赌的丈夫，已近成年的妹妹拿了母亲的钱离家出走独自回了老家，而他自己交往了一年多的女友也因父母亲的反对离他而去……这么多的愁绪、烦事放在心里太多太沉……
我真有些担心，担心他在这个社会中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而偏离生活的主航道，我也担心这么多心事使他的那颗还未完全坚实的心灵负担不起而破碎，更担心多思的他会不会导致心理有疾病……我真的希望他除了我还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倾诉，可以帮助他缓解这心理的压力和负担。
好在他没有让我再担心下去，又是几年过去，有一天他给我送来了一张请柬，他要结婚了，请我去喝喜酒。我有些喜出望外，更为他感到高兴。婚礼上他又旧话重提，拉着新娘子要喊我“妈妈”。盛情难却，心意可领，但“妈妈”这个神圣的称呼我还是婉拒了，我跟他说还是喜欢听他叫我一声“老师”。
现如今他早已有了孩子，虽然生活依旧需要他去辛苦的打拼，但总算相对稳定了。每到逢年过节，手机短信总少不了他的问候；偶尔他也会到QQ空间或微博来看望与我，而更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每年教师节那芬芳艳丽的花束，那束鲜花告诉我——有人记得你就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