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文弘/济南市教研院
郑燕林，女，教授，四川人，1974年10月生，日本国立德岛大学智能信息系统工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技术系主任，基础课程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8月20日上午。
郑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互联网+”时代的教学优化》，最初望题颇生却意。这些年接触以“互联网+”为题的报告不算少，有价值的着实不多，以致形成了看到此类题目便期望不高的思维定势。
最后事实证伪了这一预判。说明：
其一，定式思维有道理，但也有很大可能被打破；
其二，一切枯燥乏味，都未必来自知识本身，很大可能来自于呈现知识的人及其呈现知识的方式。
郑教授声明会留课件，拜托大家不要拍照，说会导致自己“说话顾忌”，会紧张——信息技术的负效应：
我因此决定不再关注本报告的整体结构，不再记标题，改为只记录共鸣与思考——甚至，共鸣思考在当时，记录倒是在听完报告之后了。
我在教师专业成长路径选择上不喜欢报告的一个理由，就在于其输出的单向性，手机、相机乃至录音笔等技术只能实现“接收”功能，真正的沟通交流只有眼神，以及眼神中传递出的思考状态。
这就好比平常所说的听课。最不喜欢条纲层次清晰、细致具体到师生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的听课笔记（观课记录除外），我喜欢的听课笔记，是源于课堂、基于自身、对经验与不足的反求诸己的点滴思考。点滴即可。
听课（讲），其实是限定时间内，将自己的思维附着于特定载体因而获得延展时空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次体验。
第一次听到教育技术学专业人员这么讲：
面对“互联网+”，国家层面其实一直相对冷静，最激动的是教育技术从业人员——因为不突出强调的话，他们没饭吃。
斯言甚善！也是我对当今教育界信息技术某些工作所持的态度——武断推进的教育信息技术，尤其是行政层面推土机式的推进策略，事实上违背了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一切技术都是工具——而一切工具都是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时机的，何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工具？
【声明，我从来不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怀疑者或否定者，我甚至是不少先进技术的受益者和推广者。我怀疑的只是我们在教育过程中，不顾一切地“推进”信息技术手段的时机和方式，以及内容。】
郑教授举例说，翻转课堂在国外的兴起有一个基础前提，那就是国外学生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我们忽略多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这一现实，在较大范围内妄议“翻转课堂”，就未必是“适切”的了。
大善！这也是我对“翻转课堂”的基本态度——一个离开教师就无所适从的人，一个没有作业就不会“学习”的学生，一旦被“翻转”，面临的可能就是学习甚至成长的失控，代价可能巨大。
仍然是同样一个问题——翻转课堂本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有某些人试图不顾一切强行将之引入到所有的学段、所有的课堂——言必称“翻转”，死的真不知是谁。明明只是一种部分学生适用的学习方式，非要以为它对所有人都意味着“高效”！
苍天啊！信息多元时代，怎么就不能把“怎样到罗马”的方式选择权交还给走路人自己？！由此放量，那个因在全县范围内强制推广某“先进”理念而被迫下台的教育局长，就是那个临走之前做出一番痛心疾首状的，真可以说是“走得其所”！
郑教授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俩一起出门，你买苹果七代，我买了七袋苹果——数据鸿沟正在拉大人与人的差距。而这个差距，真的就是我们的教育所可能填补的么？
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共涉及创新创业、电子商务、便捷交通、协同制造、高效物流、绿色生态、现代农业、益民服务、人工智能、智慧能源、普惠金融11个大领域，其中并没有教育！！！为什么？？？
计划中涉及教育的，只是在“益民服务”里的第五条提到了“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那么我们身为教师，在这“互联网+”时代里，需要/可以做什么？或如郑教授所言，“发展互联网思维、用好互联网工具”便首当其冲了。
互联网思维是关键，欠缺相应的思维，注定会被互联网所奴役。
“用好互联网工具”里的“用”字是着力点——离开“用”，一切培训都是枉然，所谓的提高智能是空幻——
工具一旦不为所“用”，其意义便远不如“无”。
郑燕林教授多次以PPT制作为例来谈自己对教师信息素养提高的理解，在她眼里，市场商业化运营中的许多技术应用，其细腻、用心程度，已然远远超越了我们对自己最常使用的PPT等工具的粗糙使用。对教师来说，我们还需要更用心，还需要更好地掌握工具的使用技巧，即便POWERPOINT这样看似简单、我们似乎每天都在用的工具。
我喜欢这样的着力点，也一直认为今天针对教师的铺天盖地的信息化培训太过高大上，太多教师做课件过于粗糙不用心（时间精力有限只能是一部分借口），太多教师不知道不同的字体字号可以传递不同的意蕴，太多教师把演示屏当黑板……最最基础的尚且做不到得心应手，更高层次甚至尚在试验探索阶段的一众先进技术，何必好高骛远难为教师去苟且？
PPT，你真的像一名信息技术入门者那般用好了么？
我自己只能算是用好了一半吧。
郑教授推荐了叶澜老师的文章，《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叶澜等著），其中叶老执笔的主报告完成于2006年！她区分了信息化的三种存在形态：基础性形态——技术存在；结构性形态——社会存在；生命性形态——个体存在。
闻之汗颜。
作为生命性形态存在的信息技术，十年多的光阴，真的影响到了我们诸多个体的存在，但真的影响到了我们教育、我们教师的个体存在了么？现在真心害怕听到个别学校在个别班级搞什么所谓的iPAD班的“新闻”，甚至对智慧教室也有些望而却步……
我只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充满自信的允许甚至要求所有的学生带着手机到学校。
郑教授说，教师在因应信息技术的挑战时，重要的是意识主动——一旦主动性被激发出来，所有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好比在网络上查找资料，只要真心想找，就一定可以找得到“好软件”，也一定可以检索到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年做教育科研方面的培训，我自己所持的一个最重要的前置观点就是“态度是关键”——离开科研的态度，一切方法都是捉弄，一切工作都是应付，一切成果都是生搬硬套——科研工作需要“能者”，但骨子里更渴盼“愿者”——“愿不愿”比“能不能”更重要。
谈到教育信息技术应用，郑教授叮嘱：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课堂被信息技术绑架——不是所有的课堂都需要信息技术；不是课堂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信息技术。她通篇强调的其实就是一个词两个字：适切！
我理解的郑教授的意思，应当就是技术作为工具，与使用者、任务目标之间具有特定的适应性、切合度。
我理解的现实中的窘境，就在于有些人总习惯以“技术先进”作为强制推行的借口，就在于诸多“先进技术”外在于、异化于实际使用者，就在于诸多“先进技术”的推广使用与实际教育工作中的目标任务的疏离。
有用的，为何会不用？
有大用的，如何会小用？
“适切”的追求，就是让我们的信息技术应用实现：
搭台子而非砸场子；
长面子而非掉链子；
有效命而非要命的。
“联通”，这是郑教授基于技术视角的教育观。她说，教育需要改变。现在教育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联通”没做好——经验的联通、人的联通等等。联通的目的在于“解放”，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倡导：头脑解放、双手解放、眼睛解放、嘴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解放。
人在“孤岛”所寻求的解放，只能是“联通”。教师的教学，所传递的其实都不是知识，而是信息！知识是死的，“信息”却复杂得多。
“技术不应该增加压力。”郑燕林如是说。
郑教授以《马太福音》里的话做结束。
这是今夏第三次听（读）到这句话了。
尼古拉斯‧卡尔：（《哈佛商业评论》前执行主编）
“在斯坦福，有实验发现人们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来工作，某些能力下降越明显，就是通过细微的信息获得重要判断的能力大大下降了。这意味着我们从屏幕或者智能设备上获取信息的习惯，逐渐把人训练成对新信息的获取能力，却不管这些信息是否重要，也不去考虑它们是否值得思考。我们对这些智能仪器的过渡依赖，影响人类判断力和选择信息的能力。”
“每一项技术都是人类意愿的一种表达。我们通过工具扩展我们的力量，控制周围的环境——控制自然，控制时间，控制距离，控制彼此。”
“我想今天的人类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抉择，就是在计算机或者自动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被大力推进的时刻，在人和机器之间，到底谁控制谁呢？我的观点是要让技术为人类服务。”
（2017年8月20日午，长春.东师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