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逢过年，奶奶都坐在炕上嘴里悠悠地念叨：年年难过年年过。
那时候我不太能理解，在奶奶眼里过年这件事居然会是难过的。在我那时有限的认知里，年，对我来说是期盼了三百天的新衣服；是迫使我们围在大铁锅前猛流哈喇子的肉臊子夹馍；是小伙伴们清晨懒觉都不睡，相约去每家每户门前拾炮，然后把捡来的炮做成各种引子，看它们在眼前“噗嗤”一声变成飞溅的烟火。
然而，那时最关心的当属过年吃什么。
初二到初十走亲戚，为的就是姑姑姨姨婶婶舅舅家端上来的“碟子”，一般午饭才是“抄碟碟”（就是比如有六凉八热的菜品，全部用盘子盛上来的），种类上到整只肘子，下到蜜枣糖米，搭配的颜色各异，五味俱全。
到了饭口，平时满世界跑着撒丫子的小皮孩儿也都会规规矩矩坐在桌前，目不暇接地看着那一碟又一碟的菜被端上来。偷偷伸出小黑爪想捏俩蜜枣，常常会被妈妈一把打的缩回去，因为桌子上人还没坐满，得凑够八人才开席。
但也不是每家都会做很丰盛又馋人的“碟碟”，偶尔也会饿着肚子回来。
那次是去二爷家拜年，听说老两口在闹离婚。
没错，是的，你没看错，七十几岁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的二爷二婆在闹离婚。
低矮的老房子，需要弯腰才进得去，因为二婆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那间房，旁边他们的孩子盖了新房，垫高了地基，所以这间老房子就像坐落在坑里。
进去后二婆半天没认出我来，我说了我的名儿，她嘴唇颤抖着，我能听到唾液在她舌头上搅和的声音。
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是我娃来了，多年没见你了。”
我的手仿佛被攥在两根干硬的树枝里，接着又被拉着坐到了炕边：“你上炕，炕热着呢。”
“我不冷，穿得厚。”我笑着抽回了手。
打量一圈屋里，除了大炕，脚下还是几十年前的土地，但也被扫的挺干净。窗边生了炉子，上面架着排烟管，炉子上坐着锅。不远处就放着各色蛇皮袋子，有几根芹菜叶子从袋口露出头。
二婆讪讪地笑着：“我刚扫完路回来，身上都是土，人家还每月给一百块钱工资呢。”
“哦，那你身体还可以，还能挣工资呢。”我打趣她，是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以此缓解下尴尬吧。
从小我家就和二爷二婆家隔着一堵墙，但由于爷爷和他弟水火不容，我们两家几乎没太来往过。
就近几年我弟结婚后和二婆走动了起来，我弟和弟媳妇他们也是长期不在家，走时会把钥匙给二婆，让她没事进来开开各种电器，帮忙看着，以防有些调皮的孩子翻墙进来。
这次过年听弟媳妇说二爷生了病，中风脑梗，但他性格还是一如既往地怪癖，和二婆相处不来，两人不但分了居，还扬言要离婚。
二老虽说与我们小时候不咋亲近，但毕竟血浓于水，常常抬头不见低头见，且一墙之隔地住着。现在他们渐渐迈入耄耋之年，当年和爷爷的不睦，早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爷爷奶奶的过世而逐渐淡忘。
“你一天就在这儿做着吃呢？”我问二婆，顺手拉了个小凳子给她，让她坐下。
“哦，那就是麽，炉子也方便呢。”她拍打着裤腿上的灰，嘴里嗫嚅着说：“你看这把人懂滴脏滴，”又顺手拿起小饭桌上的抹布擦着裤腿。
然后又像想起来什么似的：“哦，你看我都老糊涂了，麽给我娃倒水。”
接着拿起电壶，又在那堆袋子里摸索：“一次性杯子就在这儿放的麽，咋没了？”
我赶快起身阻拦：“你别忙活了，我刚吃过饭了，你坐，咱说说话。”二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坐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