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杰作，也是体现中华文化的范本，放射出灿烂的人文之光。书中的人文思想、人文情怀和人文理念，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和道德资源，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人文品格。这种品格，主要体现为中华文化具有包容和忍耐、崇尚亲和友善、博采众长和与时俱进的特征。

　　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忍耐力。习近平同志强调：“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中华文化是在连绵不断的民族融合中不断充实发展起来的，因而天然具有包容性，这是中华文化不断兴旺发达的内因之所在。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不但使自身力量不断增强，而且能融化外来文化壮大自身。此外，忍耐力也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这种忍耐力是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逐步锤炼形成并不断强化的持久韧性，是中华文化独特的品性。在历史发展的波浪式前进中，中华民族因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忍耐力而兴盛、绵延。这是中华民族必然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

　　中华文化崇尚亲和友善。习近平同志指出：“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中华文化特别重视追求至善的理想境界。中国哲学重人生实践，强调人际关系的调整。《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礼记》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等，都明确表达了这些理念。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才能自然、情愿融入中华民族。习近平同志将这些理念概括为“亲、诚、惠、容”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中华文化善于博采众长、与时俱进。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进、与时俱进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先哲坚守儒学主体地位，但也认为应吸收佛、道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以充实儒学。儒学正是由于以丰富多彩的众多文化为源头活水，与日俱进、与时俱进，才有长久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正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博采众长进而得到长足发展的。

　　重视人的修为。人的修为是人类文化的源泉，人类文化反过来又为人的修为提供背景和氛围。儒家把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一起来讨论，认为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孔子从人最基本和生生不息的普通经验中得出真知灼见，包括孝悌、敬人、交友、知耻、诲人、乐群等。这些真知灼见的持久价值在于其直观的、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在于能够适应后来的时代。今天，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增进个人修为。习近平同志把“严以修身”作为干部改进作风的重要要求，并涵盖了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等内容。

　　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文化一向注重价值观的践行，在国家发展、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生活的各层次各方面，价值熏染和教化无处不在，表现出极强的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始终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这种独特的中国智慧始终为中华文明摆脱困境并实现持续发展提供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直到今天，这些传统价值观仍有强大生命力，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习近平同志列举了经典的传统价值观，如“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这些价值观，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中华文化之所以为中华文化，就在于它以人文思想作为最主要的根基、最牢固的磐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对历史文化特别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润事、以文资政，不断丰富中华文化人文思想。

　　“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开篇之作就是讲责任担当，强调担当起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中华文化一直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群乃至对自然所负有的责任。孟子讲“以天下为己任”，“己任”就是责任。习近平同志谆谆教导各级干部要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能懈怠、丝毫不能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中华文化坚持“中”“和”，“中”要求恰如其分，“和”要求平衡。孔子的论点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在听取各种不同声音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和判断。不同于“争”，“和”是在相互影响中使事物得到发展。

　　“民惟邦本”的仁政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思想，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儒家主张治国者应实行仁政，认为治世不能光靠强权和武力，而要顺人之心，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太平安宁。《尚书》中已有“民惟邦本”的思想。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的也是爱民思想。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主张君主必须重视民意。这些论述形成了中国社会爱民、重民、利民的政治思想传统，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

　　“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习近平同志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应结合时代条件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突出人的实践智慧，并强调实践智慧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宋代以后儒学中“实践”概念广为运用，而实践和躬行连用甚多。明代的王阳明指出，智或知应当是良知，而良知必须知行合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经世致用”。中华思想文化史告诉我们，做人和做学问这二者应当统一，而且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因而，“经世致用”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信念、理想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

　　“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华文化人文思想的重要理念，也是习近平同志一直所倡导的。他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周易》中忧患意识下的戒慎之心是人文思想发展的基础，戒慎之心就是要养成“临事而惧”的行事态度，引发出来的是畏天修德。所谓“知天命”，就是要意识到客观规律的存在，正确理解人的主观愿望、实际行为及其结果与现实社会、客观规律的关系，从而正确地认识、把握和处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推动发展，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和顺应客观规律；一定要注意维护和涵养生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和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和谐共生”的发展观点。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对待不同文明，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思想。儒家在早期就提出“协和万邦”，这实际就是主张以和平共处、和谐交往为协调天下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原则。到了宋代，张载进一步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意味着这个世界就是多样事物共同存在的世界，各种对象共处于天地之间，彼此相互作用而非相互排斥，万物可以在彼此相容的状态下共同存在。“道并行而不相悖”，意味着对不同的道德理想、价值理念应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允许不同价值观念并存于这个世界，不应将某种单一的原则强加给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