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何帆先生的一篇专栏文章，里边何先生讲述了一件小事儿。
他说给自己上小学的儿子买了本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可是他儿子拿到一看题目就不想看了。何先生说那本书很好看。小孩儿反驳说哪个孩子爱看关于教育的书。
该书原名“心”。似乎中译者还有过自己的解释，替原作者搞了一通便于中国读者理解的思索，说什么原书名“心”在我国不能表示出实际内容。可是，难道名为“心”的书不会更好地引起读者的好奇吗？说不定喜欢浪漫故事的人和医学界的人都会意外地拿起来，读完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而小孩子咋就可能对“爱的教育”比对“心”更感兴趣呢？
替读者瞎琢磨瞎担忧，是很多译者的坏毛病。原著者的创作能力和思考水平一般不低于译者，译者有时可能能做出更适合译入语读者的改动，但一般都不如原作好。比如那个“Gone with the Wind”译成“飘”就决不比译成“随风而逝”好。
就亚米契斯的“心”而言，为要表示出内容的机械狭隘缺乏想象力而又武断的思维逻辑，搞出一个孩子们容易望文生义不喜欢的名来。
想起初中时的一件事。初一开学后还没有拿全所有的课本，但是课全部都开始上了。有一门课，比我大一岁也比我高一级的姐姐上时还叫“公民”，课本也叫“公民”。
我们都借高年级的同学的书先上着“公民”课。
可是，奇怪的是，到我们的教材来的时候，就改名叫“思想政治”了。虽然第一章第一个概念还是讲的“公民”。
从此以后，有关公民的意识似乎越来越远离很多公民了，因为“政治”一词容易被理解成负面的东西，而“思想政治”对于有某种文字敏感而思想比较习惯求异的人而言，尤其让人讨厌。可它偏偏每周都要上。
我觉得那次更名是个错误。不是出于愚笨就是出于高级黑。
看看那时意识形态上还很对立的国家做得好的宣传和教育，人家绕个弯儿直奔主题，就讲“社会主义多么不好”、“资本主义多么美好”、“自由、自由，自由”——你爱咋地咋地，但是你要为自己负责，你贫穷、受迫、各种窘困没人管没人问活该，因为大家各有各的自由么——，从不直接说“思想政治”，却熏陶渐染地就把思想给政治化了，然后表面上还讨厌谈政治，直接就可以对着直接讲政治的群体表示傲慢的鄙视。
《道德经》有一章里说“曲则全，枉则直”，又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宣传做得好的，都是深得此种奥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