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很有意思，每逢佳节必有争论。过圣诞节时，总有人会举着牌子号召国人抵制洋节，而刚刚过去的教师节，则让一些人再次为孔子“鼓与呼”。
笔者喜欢传统文化，并认为儒释道三家互为印证，相互补充，相互成就。《金刚经》有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论耶稣，老子，孔子，佛陀这些大智者，都因为得道而创教，而非因为创教而得道，大道相通，只是因为各地文化不同，所以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果要用佛学的观点看，佛有三身，因为众生愚拙，幻化成众生相来度众生。因此，无论的儒释道，其实都是实修之学。
然而，当前中国一些国学学者，一心想弘扬国学，但不注重实修，反而热衷于争执，喜好口舌之快。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教师节时通过自己微信公众号发表声明“不要在9月10日祝我教师节快乐”。原因很简单，他认为没有必要固定在哪天必须快乐或者必须悲伤，同时他主张中国人应该在教师节尊孔，因此应该将教师节定在孔子的生日。他还强调不是公历的9月28日，而是孔子的阴历生日。
这位学者实际上持有一种儒家优越论的观点，其实，中国当下的儒家学者中，不乏其类。一方面尊孔，另一方面却排斥着不同文化体系，认为孔子是中国应该独尊的圣人，儒学高于佛学和道家学说。笔者曾经问一位在大学中从事儒家学说研究的学者，国学复兴中的儒释道关系是什么关系。他回答“当然是主从关系”。笔者本想继续追问，一想还是算了。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儒家，也包括如何阴阳家五德始终说的西汉儒学，当然更包括宋明理学、心学。儒家之所以繁荣，也是因为有了佛家和道家的补充。当然，佛家和道家也因为有儒家而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在很长时间属于“官学”，因此，佛道两家自然不敢向其发难。但儒家自身的发展并没有排斥在与佛道两家的交流中的解构重构。唐朝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与刘禹锡，曾是中晚唐时期儒学复兴的关键人物，其中韩愈的以反佛崇儒的观点对中国唐以后的学术观点影响深远，从而带动了宋明的儒学复兴。但是，此时的儒学虽在学术上被称为“复兴”，实际上则是儒学自身的解构重构。在宋儒对儒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中，“道家三玄”之一的《周易》被引起了特别关注。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就是在道教“陈抟老祖”的《先天图》的基础上，而作《太极图说》，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由“无极而太极”，随即经过张载等人的发展引申了“气”，而又经过朱熹等人演绎出“理”等哲学概念，使儒学在道教学说的框架下产生了理学，而理学又被称为“道学”则反映了其与道家的互构关系。
在日本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则是儒学在佛学框架下重构的果实。王阳明曾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道若是，其简易广大。”意思是我从小事就学佛家和道家学说，自己认为还是有所得的，其中儒家的思想没什么可学的。在偏远的贵州三年，我终于领悟了圣人之道，简要不繁，却博大深厚。
王阳明此生注重修心之学，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与禅宗有关。王阳明心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致良知”。但王阳明对自己的弟子说：“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大意就是，王阳明通过禅宗的《坛经》找到了“致良知”的道路。明代学人陈建在《学通辨》中也说：“阳明一生讲学，只是尊信达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为一，无他伎俩。”
王阳明所主张的“良知人人皆有”与禅宗的“见性成佛”如出一辙；“良知”实际上就是“佛性”“如来藏”。佛性可一念见得，般若菩提也能一念之间证得，而良知也能刹那间致得。所谓的“知行合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禅宗的“定慧双修”。“阳明四句”得益于禅宗顿悟与渐修不悖的主张。他的“心即理”与佛家的“心印”也及其相似。
如果说惠能大师将佛教“成佛”的问题变成了“心性”与“佛性”的问题，王阳明便是将儒家“成圣”的问题变成了“心性”与“良知”的问题。因此，王阳明的心学也被称为“阳明禅”。
事实上，王阳明引佛入儒，也是将儒学变成了实修之学。王阳明之前的儒家，虽然也主张学习圣贤，但是都是在外在行为道德上学，而不是修心，真正与圣贤同心，王阳明之后改变了儒学重外不重内的境遇。
所以，国学若想复兴，儒释道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主从关系”，三教都是实修之学，三者相互印证，相互参悟，相互成理。一些学者不重实修，乐于打嘴炮儿，实在是令三教之外者贻笑大方。
在此，笔者写这样的文章，实际也陷入了打嘴炮儿的境地，但实在是不吐不快。心性尚需修炼。罪过！罪过！
作者：李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