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身体最近还好吧，少抽点烟。让妈也别那么节省，该花就花。过年我们就不回去了，太忙了...”
当我一字一顿的讲完这段话后，声声不经意的深沉叹息从电话那头飘来，似根根被烈火镣铐地炙热的钢针，尽数将刺进我的心脏，留下片片千疮百孔。我能想象得到，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他们本该喜庆的脸上该是覆上一层朦胧的冰霜，不知他们鬓间的青丝又白了多少。
母亲抢过父亲的话筒，在一阵絮叨却温暖的问候里挂断了电话，我听见她佯装的笑声里夹杂着的抽噎声，霎时潸然泪下，滴滴思乡泪摔碎成朵朵梦中花，我只盼在凛冽的寒夜里能携着这些梦里花梦归故里，哪怕只是帮父亲捶捶腿，帮母亲梳梳头。
日光穿过镂空的素色幔纱，幽幽地映在手机屏幕的壁纸上。这是一张年代久远的全家福照片，任凭我换了多少部手机，无一例外的都用这张熟悉的壁纸。我时常盯着这张令人心安又心酸的照片发愣，壁纸里父母笑魇如花的容颜是我远嫁过来的漫长琐碎日子里的唯一归宿。
不经意的翻日历时才发觉已然好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这六年里，不是孩子病了，就是被工作上的琐事缚住手脚。日趋寡淡的亲情，只能靠一根若有若无的电话线维系，所以每逢年关将至，对父母的愧疚感让我在挂断电话的那刻哭得溃不成军。
我时常对着窗台前繁茂的绿萝低语，远嫁于我而言，是不是个错误的选择，这几千公里的距离，不知道丈量起来到底有多远，多长。
没结婚的时候，每逢除夕，父母都会换上一身崭新喜庆的大红色。母亲会在那天臭美的去描眉，烫发，父亲则蹬着擦得锃亮的皮鞋，热火朝天地去超市买上满满当当的年货。晚上，满屋的亲戚朋友围坐成一圈，酒过三巡后，开始回顾旧年，展望新年，伴着春晚的笑闹声，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只是这些光景，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看到了。
我想起远嫁那天冗长而喧哗的车队，和母亲被鱼尾纹包裹住的带着泪花的笑颜、父亲跟在母亲身后，将帽子压得很低，叼着根烟满不在乎地吞云吐雾。直到车队拐弯的间隙，我才看着他扯着肥短的双腿朝我飞奔而来，他的老头帽被扬起的春风刮得好远...
刚嫁过来时的新年，我愣着脸在饭桌上冲着婆家人叽里咕噜的方言点头微笑，瞥着满桌都是红艳艳的辣椒垂头叹气，只能挑选几根油亮的蔬菜吞进嘴里，默默扒饭。
父亲是个嘴硬心软的男人。每每向他抱怨水土不服时，他总会骂我活该，接着劝我要入乡随俗，珍惜得之不易的家庭。随后我就会收到些家乡特产和日思夜想的母亲调制的酱汁。我抱着那些瓶瓶罐罐，就像揽着父母温热的身躯，股股暖流从头至脚，涌进全身。
母亲是个不善言辞的女人。我每次拨通家里的电话时，她总指挥着父亲去接，自己则躲在背后一字不差地偷听。我只好在父亲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里窥探母亲的近况。
听父亲说:
第一年我没回家过年，我妈在除夕夜叹了一晚上的气，随便炒了两个家常菜打发他。
第二年我没回家过年，我妈拒绝做饭，说也要学我一样，做个洒脱无牵挂的女人，害得我爸给她起了个昵称——「二更」（二次更年期）。
第三年，我爸什么都没跟我说。春晚开始半小时后，我打电话回家，爸妈懒懒地接起电话，说已经睡了一觉了，没啥意思。
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和父母不经意的叹息声，我这颗无奈又愧疚的心，瞬时隐隐作痛。
我总会每月定时的给父母汇钱，好像这样就可以来掩饰自己不回家的不安。
我仍记得生下孩子，从医院回家，看见父母坐在沙发上手足无措的样子。
母亲看着我，像婴孩似的缄默不语。眸里却闪着光，脸颊也因激动而涨得通红。母亲将粗糙的手掌抚在我的脸上，撩整我鬓间凌乱的发丝，她蹒跚着将我搀到床上，继而坐在床头，只安定地盯着我，仍是默然不语。
父亲攥着的沉甸甸的麻袋里，那里面满满装着土鸡蛋、山药、红糖、腊肉，他的脚边躺着两只活蹦乱跳的土鸡。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背着这几十斤的特产，又转了多少躺火车，才从千里之外的小镇风尘仆仆地赶来。
父亲脸上的沟壑深深勒进皮肉里，母亲的面容也愈发苍老。那一刻，心头像打翻了五味瓶般地波涛汹涌，我钻进母亲的怀中，任凭无声的泪汩汩融进她臃肿的棉衣里。
仅几日的光景，父母便张罗着该回老家了。临走前，他们将一本存折交给我，沉默寡言的母亲耸动着鼻子，半晌，终于开了口:
“这些钱都是你汇来的，我们都给你存着呢。眼下刚添了个娃娃，正是用钱的时候，拿着吧”
她的声音很轻快，她揽着父亲向我招手后转身离去。我这才真真切切的发觉，他们是真的老了，父亲那给予我童年欢乐的宽厚的脊梁愈发佝偻，母亲儿时接送我上下学的敏捷的腿脚愈发踉跄。
他们互相搀扶着，华发被呼啸的风撩得四处飞扬，残阳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浩大，我伫立在他们的影子里，竟想抛下一切，就那么跟着他们一起走。
可是，我不能。我只能在他们身后寂散挥手，而后决绝回头。
我头一次觉得，远嫁于我而言，是这么痛苦的事。
年轻时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但可能嫁给了天真。
年少时以为挣脱了父母，找到了自由，但可能却再也找不回团聚的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