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周游列国的14年里，他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七个国家。有的国家待的时间极短，曹、宋、郑、蔡、楚，都只去过一次，甚至仅仅路过。与国君并无交往。主要在卫国和陈国。陈国居住近四年，而在卫国待的时间最长，居住了近十年。卫国也是孔子离开鲁国后所去的第一站。

孔子到卫国之初，是抱着大干一场的想法和信心的。卫灵公对孔子也不错，孔子一到卫国，卫灵公就“致粟六万”，孔子一行人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但是政治上的前途却没有预想的好。

孔子和卫灵公，二者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那时，奉行一边倒政策，彻底倒向齐国，背离晋国，跟着齐景公，长年在外征战。他希望孔子能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孔子哪里会赞成诸侯之间的尔虞我诈、你砍我杀呢？

有一次，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怎样列阵。这既是向孔子讨教军事，也是借以探测孔子对自己“先军”政策的态度。孔子回答说：“礼节仪式方面的事，我曾听说一些；军队作战方面的事，我没有学过。”卫灵公明白了，孔子不赞成他的政策。于是，第二天，和孔子说话时，卫灵公抬头看着天上的大雁，神色完全不在乎孔子在场。

还有比卫灵公的脸色更让孔子难看的“色”，那就是卫灵公的年轻、美丽、活泼、妖媚的夫人南子的“美色”。南子是个有绯闻的名女人，她一听说孔子来了，很兴奋，很好奇，一定要见孔子。为了避嫌，孔子是不能见也不愿见的。但是南子一定要见孔子，君夫人召见，如果孔子断然拒绝，显得不合情理。结果，孔子虽然推辞，但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了。

南子此时30多岁，孔子当时已经五六十岁。南子多情，浪漫，而此时的孔子，高大健壮，成熟稳重，学识渊博，名声远播。孔子对南子，绝无他意，南子对孔子，未必无意。但是双方悬隔太大，阻碍太多，即使像南子这样敢于想入非非的女人，也不会对孔子产生非分之想。至多有一些向慕之意，愿意多和孔子见见面说说话而已。但南子对孔子的这份好感，让孔子很困惑，并倍感骚扰。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卫灵公和南子坐在马车上，旁边还站着个宦官雍渠。这三个人在第一辆车上，招摇过市，而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一同出行。孔子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司马迁说：“孔子丑之。”孔子与之为耻，然后说了一句流传千载的难听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因为美色的祸害而离开鲁国的孔子，又因遭遇美色而深感羞耻。确实不能再待下去了，只好选择离开。

孔子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避言，避色，都是躲开某一特定的人，可以称之为“避人”。避地比避人进了一层，整个国家都已无可救药，只好离开。避世者更绝望。孔子终身一副救世的热心肠。避人还是避世，正是儒家和道家的区别。孔子的儒家 ，就是要纠缠于世道之中，介于当下的纷争，为正义而战。这也正是孔子的儒家精神，也是孔子心目中仕的精神，以前的士，只是一种职业，孔子以后的士，就志于道了，担当起了“仁”的历史使命。所以周游列国14年就是孔子避人的14年 ，他一路上就是在避人，躲避他身后昏庸的国君。他又总是抱着希望：下一个诸侯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他永远也不避世。

积极入世的孔子在一路的风尘和冷眼讽语中，抵达了人生的又一种境界：60耳顺。何为耳顺？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把别人的话当成“耳旁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简单的说就是理解别人，坚持自己。耳顺确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第一，不计较别人，不纠缠别人，大度，宽容；第二，不受别人干扰，不为别人误导，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做给别人看。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做成大事，完善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孔子在60岁领悟到了这种境界？因为，周游列国的过程，正是他听闻别人对他评论最多的时期。这些评论中既有善意的赞扬，但也有许多逆耳之言，甚至是伤人的恶言恶语。对恶言充耳不闻，或者闭聪塞听，不是正当的方法，正当的方法是：恶言闻于耳——但是，听到什么，都没有忤逆不顺之感了。

孔子的性情里，有逍遥的一面；孔子的骨子里，有拯救的一面。孔子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解民于倒悬，匡世于既颠。但他们的行为，渐渐成为人们眼中的另类、异己，甚至异端。他的不合适宜，在他生前，便已受到时人的冷眼；在他身后，甚至今天，还在受人嘲弄。孔子的令人尊敬也就在此。他的伟大也正在这种“一意孤行”的殉道精神。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用14年的时间游走诸侯列国。期间，他颠沛流离，到处碰壁，鲁迅曾在一片颇似游戏的文字中推测孔子晚年有严重的胃病。孔子周游列国的历程，充满了折辱和无奈，碰到了太多的苦难和危险。无论孔子面对多少失败、打击、艰苦、挫折、危险、侮辱，他都能够含笑面对。孔子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是洒脱，而是坚定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