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解，每章一读。
文：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纆索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土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筴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解：
本章承接上章。业已提到，世俗之人不管仁不仁，都为外物牵累。究其实，仁义已经成为某种意义的标杆。在文本看来，规矩、绳墨、仁义等，都对“性者”“德者”“常然”有所妨害。那是不是不要规矩等呢？这里有文本的创见，体现为一种关系的反转。“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曲直圆方附离约束种种，都是“犹然皆生”“同焉皆得”，并非由钩绳规矩胶漆纆索“所以然”。同理，道德自然而然、自得而得，提倡仁义反而残害了道德。
“残害”的主要表现为“惑”。“大惑易性”。文本认为，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自那时起，民众就进入仁义的迷林，丧失了道德。带来什么后果呢？“残生损性”。在这方面，作者发表了自己的高见。于“殉身”（“残生”），有为利，有为名，有为家，有为天下；不管为了什么，终究落了“殉身”的下场。于“损性”，有君子，有小人。从解释的实现出发，君子、小人之辨，损性、存性之辨，无非是立场的差异。但解释本身囿于思维的限度，损性、存性之辨可溯至思维（思想等）之前，其层次远非思维所及。
首位呼应，文本最后又以上文述及的四个（类）人为例，一方面承认“残害”某种意义的建树，另一方面又强调“性命之情”的根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