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过很多场宴饮欢歌。每当散场之后，独自走在喧嚣褪去的街头，我总会想起《红楼梦》里警幻仙姑出场时的那段描绘的结尾，“若非宴罢归来，瑶池不二，定应吹箫引去，紫府无双者也”，然后，心情落寞。

我完全清楚自己的落寞所在，正如我对自己将要紧张或者已经开始紧张，总是了如指掌一样。但是，我并不想说服自己，确切地说，应该是说服自己的感性，尽管我也并不觉得，自己的理性没有这样的能力。

事实上，我也清楚这样的落寞在所难免。在每一次尚未赴约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

这也正是我那么多次决然拒绝和中途离开的原因。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候是多么地不近人情，多么的不能用常理来解释，我知道人们很可能不会理解，甚至不会原谅。但是，我不在乎，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而人们假如可以更理性一些，更深思熟虑一些，就一定会理解和原谅。所以，即使不被理解，我仍然可以凭借一种理智上的合理性，而毫不在意，不予理会。

事实上，这是一种充满了智力优越感的傲慢。是的，我对理性和思维充满了兴趣，认真钻研过哲学里的认识论和认知心理学，并且追根究底地去研究过脑科学，我曾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图书馆里，最终终于有所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自己绝对正确，而人们的不理解源于缺乏理性，缺乏思考。人们不理解，固然有可能是因为缺乏深思熟虑，但也很可能是无法对于我的处境设身处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反问，我自己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他人设身处地？如果对于情况没有详细全面的把握，那么，无论一个人的理性多么强大、逻辑多么严密，得出的结果都只能是偏见。

况且，即使原因真的是人们理性的缺乏，我们又能苛责些什么？我们对于别人的各种各样的指责和批判，归根结底，真的是他们自己的错吗？他们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吗？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探讨了文明不平等的根源，他通过对人类生存一万多年的全景考察——也就是最近13,000年来关于人类的近代史，试图从地理学、生物学、病菌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解读“人类社会的命运”的起伏。他得出的结论是，公元前11,000年冰河期结束的年代，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分布在各大洲上的各种文明的形态和走向，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万年前，澳洲土著和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现在的欧洲人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一些遭受蹂躏的零星分布的土著人口。

地理禀赋决定了产生其中的文明的形态和走向。我们有理由相信，环境和遗传禀赋同样也决定了一个个体的存在形态和走向。个体的存在本身，归根到底，不过是环境和人性借以展现自身所采取的方式。

一个人出生时，即被赋予了一定的先天倾向性，他可能更专注于自己的内在，也可能对外在的一切更感兴趣，她可能更敏锐一点，也可能更迟钝一些，他的爱恨情仇可能强烈而短暂，也可能平静却持久，总之，我们在众多维度上都可能存在差别。

然后，我们带着这些与生俱来的差别，进入某种环境，被环境影响改变，也反作用于环境，最终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与任何人都不完全一样的人，一个不能被他人完全理解的人，一个注定孤独的存在。

事情差不过就是这样，我们的遗传禀赋以及置身其中的环境，决定了我们自己在这世间的存在形态和走向。事实上，作为一个个体，归根到底，我们仅仅是环境的产物，因为先天的倾向性仍然是一种环境的赋予，这环境就是我们父母的肉身存在本身。

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世事皆可原谅，所有的人都应该被原谅。

如果你回首自己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一切，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无可奈何、苦苦挣扎，看到了自己的愚蠢、贪婪、自私、傲慢、肤浅，看到了自己所遭遇的环境的局限，看见了自己的无可奈何、煎熬挣扎，如果你能够原谅你自己，那么也就应该去原谅别人，即使是那些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的人，也与你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同样是环境的产物。

所以，我们可以批判、可以厌恶、可以排斥，但最后，要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