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掩盖政事问题，结果因为没有对症下药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最终发展到北宋末年的彻底黑暗，最后覆没了之，现在也都承认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们原本也是支持变法的，那么为什么会遭到他们群起反对呢？那是因为，之前为变法打通舆论之路的那些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眼里的积贫积弱与现在赞美王安石变法的人眼里的积贫积弱是不一样的。他们眼里的积弱，是朝廷为军队花了这么多钱，可是军事却毫无起色，所以军事问题不是投入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军队体制出了问题，不解决这个体制，再为军事花多少钱也不解决问题，而积贫，他们眼里的大宋朝是历代刻薄百姓之法本朝无不具备，老百姓在赵宋王朝重重盘剥之下生存困难，这里贫的是老百姓，而不是赵宋朝廷。

所以他们在社会宣传的改革主张，是控制赵宋中央财政支出的铺张浪费，减少盘剥，让百姓喘口气，实际上他们提出要解决的，都是涉及赵宋立国开始确立执行的错误的治国方式的政事问题，他们这不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才编出的说辞，而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广泛宣传并得到全社会主流的赞同的。其次，天时地利人和不在，因此失败，宋辽和平期，西夏大理越南与回鹘都是灭不了宋但宋也灭不了他们，宋与周边国处于力量相对平衡期，外患不重，来自外部的变法压力不强；宋朝的财政长期紧张，但这是宋多设官员多雇军人厚待士大夫造成的，实际上宋朝的农业税收、垄断国企利润、对外贸易都搞的有声有色，实在紧张了，裁撤一些人员就又能过，来自内部的变法决心并不强，最根本的，就是用理想的状态去套到现实需求当中。

比如说青苗法，最理想的状态是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国家给以低息给农民提供种子，来年收获后农民再还给国家，这样国家可以增加收入，老百姓也免除了钱的盘剥。可是现实中是存在巨大的漏洞的：首先，青苗法规定今年借，来年还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万一明年也是灾年呢？老百姓今年借的来年还不上，不仅没帮上忙，还徒增很多负担，过去借钱还不上，大不了一跑了之，还能有个活路，可现在是借国家的，你跑的了吗？所以当青苗法实行没多久，宋朝的犯罪率就飙升了。其次，为了适应法律，就要增设职务，宋朝本来就存在冗官难题，现在这么一搞，宋朝的官僚机构更加庞大，行政效率更加低下，而为了养这些人，又要增加不少财政负担，为了弥补财政，又必须向老百姓加税。

宋朝失去了北西南三个方向的边地，地缘安全不稳固，但宋朝也占了绝大部份的优质可耕地，对外拓展的动力不强，宋朝内部以小自耕农为主，本身对资本的需求不大，国家的土地多样性大，易遭水旱灾害，一方面依赖中央集权，一方面需要发挥耕作者的主观积极性，收成有上限，中央从土地中可得的税利空间并没有想象中大。还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王安石擅于得罪人而不擅于联合人，有书上说王安石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王安石是刺头，和他在一起的人不是伪君子就是刺头，曾有人评价孟尝君，说孟尝君手下有鸡鸣狗盗的人，关键时刻让孟尝君逃出秦国都城，王安石却说，正因为孟尝君手底下有鸡鸣狗盗之徒，所以他没成就大事。）

再加上，北宋财政困难的原因不是，经济来源少，也不是赋税收的低，而是有冗兵，冗官，再加之浪费，王安石的做法是，增加更多的经济来源（司马光觉得，节约才是解决财政困难比较好的手段，所以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只要变法，就一定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反抗（变法不可能不触犯利益）。宋朝以科举选拔人才，文学素养高但对经济的理解不深，长年累月，庞大的官僚地主阶层，逐渐联网，保护私产的能量很强，官员薪奉不低，但是不足以维系对高层官员的贿赂及家庭的奢华生活，集体败坏是必然发生的，挖空心思收刮百姓是大部分官员的主动选择。王安石变法失利，是大时代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宋神宗的支持很强大，但宋神宗及其父祖没有遭受过秦孝公父祖遭受过的连番战争失败与亡国危机，不变法不会亡国，变法不确定性大，因此思想深处对于变法有保留。

王安石借改革呼声高涨之风上台后的变法各项新法措施，本身是与获得广泛认同的改变方向完全拧着来的，就是现在最顽固的王安石拥趸，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变法打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口号，新法实施后也加重了底层百姓的负担，这不是一般的向相对富裕的民户稍微收点浮财，而是对本就被赵宋剥削的家徒四壁的老百姓口里抢食；他没有解决老百姓积贫的问题，反而让老百姓更贫。原本是淘汰统治集团内部分食利阶层、减少无效财政支出以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被王安石试图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满足统治集团各分利集团贪婪胃口的创收问题；但是统治集团内食利集团越来越庞大、胃口越来越贪婪，最终还是吞噬掉王安石费尽心机玩尽花样从老百姓口中劫来的财富，等靖康时金军攻来，变法的最终结果，就是没钱、没兵。

再次，天高皇帝远，很多偏远地区的百姓本来不需要借青苗，但是负责青苗法的官员为了完成绩效，就强行摊派下去，老百姓需不需要都必须借，否则就是抗旨，于是，原本是为了百姓好的法律，结果变成了另一种赋税，可不就是压榨百姓吗？最后因为青苗法定的利率比民间低，这就造成了有利可图的局面，一些地主、商人本来不需要借，但是由于存在利差，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囤积居奇，狠狠的薅国家的羊毛，最终的结果一定是需要借青苗的借不来，不需要借的借一大堆。直接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新法漏洞很多，执行中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青苗法，农民最终借官府的青苗钱反而不比借地主的钱少多少，而且手续繁琐，二是用人不当，王安石用的吕惠卿等人都是奸诈唯利之徒，王安石缺乏识人用人之明。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王朝到中后期，已经积重难返，改革困难重重，失败是正常，成功反而是奇迹，不止王安石变法失败，国家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改革很少成功。因为古代的官员选拔一直都是以儒家学说为标准，没有经济、科学方面的教育，国家治理是以德治国，注重礼、孝，帝国的经济是小农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会出现土地兼并，税收减少，经济困难，特别是出现战争、灾荒，经济会陷入崩溃。但是国家也没有经济人才，不能按市场经济规律改革，所以大部分会失败，成功比较少，这方面，张居正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张居正之后不过10年，改革制度就大半被废弃，大明朝再次陷入土地兼并潮，之后40年大明朝就崩溃灭亡了，所以张居正的改革也不能说成功。

张居正其实更多的是一边改革一边妥协，所以基本的政事制度没变化，只要最高推动者不在了，改革成果就会被全部吞噬，所以张居正改革很难说就是成功了，更多的是打断或者说暂缓了当时的土地兼并潮。王安石变法与商鞅变法有区别，秦朝的地理位置让其有足够的荒地去开垦，在战乱纷争的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激励底层人多杀敌，商鞅变法在战场上会有大作为，而王安石来到了宋朝就完全不一样了，且执行不力，必败。变法无非是为了改革，改革必然要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所以纵观国家历史，任何一次变革成功的背后都有两个字集权，很明显宋神宗不是，不改革就会革命，改革就是通过不流血让蛋糕重新合理分配，因为随着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出现一个人怀才不遇没有什么，如果出现大面积的人怀才不遇就会出问题，而改革就是消除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消除解决矛盾就是注定失败。

王安石的政策虽好，但不能发展生产力，也没有能力去严格落实，最终变成增加苛捐杂税，加重百姓负担，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我还是期待这样的改革少一点，毕竟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肯定是被盘剥的命。有的人图财，想要富甲天下，有的人图名，想要名垂青史，有益百姓的，无论求财求名都无可厚非甚至应该大加赞赏，通过盘剥百姓得到财、名的，都应该引起后人警惕，变法高潮的时候觉得用力过猛，事实也是如此，变法失败，指出还是有可取之处，但确实也是有可取之处。变法与否及到什么程度，需要明确全面更细致、更进一步的数据支撑及在此之上的推进时间表，这样才能使相关利益势力形成共识，只印象及诉求需要是不足凭的，否则大几率是陷入党争与清谈。

王安石变法的危害，是在北宋需要政事变革时，没有走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这条路，而是继续了铺张浪费骄奢淫逸这条死路；党争之所以激化，恰恰是路线之争而不是一般的个人权利恩怨之争；南宋改革，都是口口声声崇元祐之术的，也就是至少口头上承认得走精兵简政、减轻民困的这条路。当北宋原有核心统治集团被金人一锅端抓到北方后，已经没人敢再继续王安石的做法，王安石变法的那条路被不想做亡国奴的人们最终抛弃，算是失败了吧，不过可惜失败的也太晚了点。总而言之，王安石的设计确实很先进，很出色，但是人是最大的变数，你不能指望封建社会的人多么的公正廉明，也恰恰是人的因素，导致其变法内容必然会从好事变成坏事。

王安石个人能力很强大，但没有庞大的同乡、同学、学生等坚定支持者群体，只能依靠皇帝与宰相的行政力量影响现有官僚队伍中的变法同情者和希望借变法求得升迁者，良莠不齐，宋朝的国企垄断、小农经济、官僚地主庄园等都不需要市场调剂与金融支援，法令太超前，知音难觅。变法利于国家，但不利于维护国家稳定的官僚阶层，又无法依靠军事力量或政事力量完全取代现有官僚队伍，因此自上而下的支持都不是持续而坚定的，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