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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经历在他们心里成为常驻的阴影
姥姥常回忆叙述：嫁给他时家里穷的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就是一条土炕，抬腿上炕就能扇起一层土，做出来的饭放炕上不一会儿饭上面就能落一层土，娶我那天是和人家借了一块破布铺在炕上的，我过门儿没几天隔壁的一个女人去和要那块布才知道原来是借人家的。嫁给他的二三年里一直帮他还饥荒，听街坊们说他爹给他姐弟俩留下五十多亩好地（水浇地）但是都让债主们当要账抵债把好地要走了，也不知道这个傻子是欠人家啥了，欠人家多少他也算不清，我问也不想盘问他！
“每年辛苦劳作收获的粮食或地里种的西瓜快熟时债主们就一一登门了，没办法！只能一一给他还债，你问他你真欠人家了？他就‘嗯’。你再问他，欠人家多少？‘我忘了’。所以任由人家说欠了多少，债主们都带三五个男人来要账，再加上他是个窝囊废，所以咱一个女人家啥也不敢说，更别说和人家抵赖了！”
“五十多亩水浇地，在没娶我之前就让人家瓜分完了，在娶我时他就剩下了三四亩旱地，所以每年累死累活舍不得吃，辛苦种的粮食到最后都是别人的，咬紧牙关坚持了两年多终于给他把债都还完了，所以为何后来即便再穷再苦宁可多辛苦受罪也不敢和人家借粮借钱，不敢再欠别人的了，因为怕了。”姥姥回忆起依然气愤委屈的讲着。
1949年姥姥结婚的第二年，她的大儿子我大舅出生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刚好和新中国成立恰巧是同一年。由于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争洗礼，所以国家都是一穷二白更何况是人民的小家庭，姥姥和姥爷结婚后日子过的本就穷苦艰难，加上又有了孩子，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让当代人听到既不敢相信也觉得可怕。
阳原县地区的百姓主食不是以白面大米为主，尤其在新中国刚成立初期当地几乎都没有种植小麦和水稻的，尤其水稻这种粮食至今在阳原县种植也很罕见，因阳原县多是黄土沙石的旱地。阳原县百姓们的主食是一种耐干旱叫“黍子”的谷物，这种谷物在秋天成熟后人们收割运到碾场待晒到七八成干再碾下黍粒然后磨成面粉做成黄糕，一日三餐都以此为饭。即便如今，在离县城偏远的山村里，人们依然以黄糕为一日三餐。也就尤其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阳原县的百姓几乎很难吃到白面大米这些如今是最普通，甚至对于当下一些家庭里的孩子们来说是最不想吃的东西，而在那个年代却是“超高级”的食物!
她大儿子出生并非只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和省吃俭用还债，还赶上了后来土地归公集体劳动按两分配口粮地风潮，所以姥姥所说的苦日子我大舅几乎都是切身经历体会过的，也就他们娘俩在忆苦这个话题上每次都能说到一起，甚至最后说着说着就变成一唱一和或更有点“同仇敌忾”的味道，一个气愤责骂着自己那个无能窝囊的丈夫，一个心生怨恨的批评着早已逝世十多年的那个窝囊父亲。虽在回忆时娘俩越想越心酸气愤，但每次在聊完忆苦或更准确说是在同仇敌忾的回想着骂完那个无能男人后，明显能看出他们心情会舒畅许多。
可见若一个男人无能窝囊不光在妻子眼里你一无是处，且子女们也会被母亲长期灌输着一同鄙视怨恨你！不过话再说回，在我印象里姥爷也的确是不光是无能窝囊，且还是个极其自私懒惰财迷小气的男人，比如有点好吃的他绞尽脑汁地明着或暗地里偷着自己吃，还一心怕自己妻子和晚辈孙子外甥们吃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