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心理学专家为了构建美丽新世界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可这些实验却给被选择的实验对象造成毕生的伤害，这个人是不是百死莫赎？
如果这个人幡然悔悟，毅然终止可能会让他名垂青史（也可能是遗臭万年）的计划，用半生心血为无家可归的孤儿们创建一座避风港，他还那么可恨吗？
一件事情，初衷再好，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却背道而驰，该如何看待始作俑者？如果初创者已经放弃整个计划，却被别用用心的人利用继续为恶，谁该为后来的恶果买单？
《教化场》是雷米《心理罪》系列的第三部，它带给我的震撼超过了前两部。小说以方木为主线主角，杨锦程和罗家海分别为两条副线的主角，给读者呈现出全景视角。但让我震撼的人物却是周国清（周振邦教授）。
周振邦学生时代遭受文·革的无妄之灾，被不知何处飞来的子弹打中生·殖·器，留下终身创伤。他始终弄不明白，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群体性失控事件。直到有一天，他见过斯金纳的箱子，决定开展“教化场”计划，用负强化的办法完善斯金纳的理论。如果计划成功，证明人类的行为可以被预测和控制，那么无论在心理学还是社会学以及社会实践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甚至可能在将来彻底改变人类世界。
斯金纳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斯金纳反对仅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讨人的内心世界，主张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而不去推测人的心理过程和状态。他提出了一种“操作条件反射”理论，认为人或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会将一定的行为作用于环境。当这种行为的后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在将来重复出现；不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减弱或消失。由此，人们可以用这种正强化或负强化的办法来影响行为的后果，从而逐渐修正其行为，这就是行为修正理论。
“教化场”计划，简而言之就是由志愿者以场景介入的方式对实验对象实施惩罚，由实习生观察记录实验对象的变化，总结负强化对人的影响。
比如一个志愿者把一个七八岁、家庭心理等各方面都正常的男孩骗到电影院，把男孩迷晕藏在座椅下，让他在散场后完全黑暗的环境下度过一个晚上。男孩猝不及防下成了实验对象，后果是永远失去方向感。
男孩的变化让周振邦和他的助理喜出望外，当即决定加大后续实验的场景介入（惩罚）强度。接下来的事情却让周振邦后悔莫及。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被强奸（原计划是朝她身上泼粪水，观察她对味道的反应）；一个活泼开朗的男孩在昏暗的厕所中骤然看见黑色人影没有五官的脸，不堪心理重负在医院自杀。周振邦意识到实验已经开始向犯罪转化，并且给两个实验对象及其家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为了赎罪，他终止教化场计划，辞去职务，改名周国清，用所有财产创办了一所孤儿院。这所孤儿院后来被命名为天使堂，寓意是这里的孩子都将是展翅飞翔的天使。
他不知道的是，教化场计划不但没有终止，而且愈演愈烈。多年后，周国清得知有新的实验对象出现，当年的志愿者被实验对象杀害，隐约猜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苦劝幕后主谋无果后，他决定亲手结束这一切，然后自己以死谢罪。
周国清和周振邦的形象反差非常大，以至于难以想象这是不同阶段的同一个人。当周国清为了保护天使堂的孤儿的心理健康，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仍然谢绝“好心企业家”的捐助时，无论是主角方木还是读者，恐怕都会被周爷爷所感动。
天使堂何尝不属于斯金纳实验范畴呢？用爱与关怀对待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把他们培养成一个个善良光明的人。天使堂其实就是教化场的对立面。
可惜，有些错误一旦犯了，就无法弥补。周国清做的再多，也无法洗清周振邦的罪孽。所以，他没有逃过良心的责备，选了一条绝路。
至于教化场的后续实施者，自有他的报应。尽管法律无论制裁他，他也没能逃过天道的惩罚。
因果报应有轮回，苍天何曾饶过谁。也许只是理想，但我愿意相信。
小说借方木的感受，表达“这个城市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教化场”的想法。我们常说社会是个大染缸，其实社会也是巨大的教化场，善恶都会在其中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