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回顾一下前面涉及到的人才跳槽史。

姜太公在商周两头折返跑了三次。管仲从齐国公子纠团队转会到了齐桓公团队。孔夫子从鲁国离职后，周游列国开办儒家文化讲座。墨子辞去宋国大夫职务，到处组织拯救第三世界诸侯的社会活动。陈完一家人到了齐国就扎根下来，世世代代做齐国的高管。

相比之下，吴起的跳槽有点多，卫国——鲁国——魏国——楚国。

孔夫子去的地方更多，但他治学多于出仕，更接近高级培训讲师的角色。而吴起是做实际业务的高层管理者，跑得地方多了，难免给人不安分的印象。谁都喜欢用对自己忠心的人。人们赞美鲍叔牙和管仲，对召忽的死脑筋无奈一叹。但，领导者内心深处，巴不得手下员工个个像召忽那么死脑筋。

偏偏吴起不是这种人。他能力超群，才比管仲，甚至取代你做一国之君绰绰有余。他不是鲍叔牙那种老实人，不会甘心做任劳任怨老黄牛。他个性很强，一旦觉得你不拿他当回事，就会主动跳槽。

兵圣孙武有句话：“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合则留，不合则去；用则留，不用则去。从姜太公到孙子再到吴起，兵法界都是这种价值观。吴起这点让领导很不放心。迂腐的鲁君就不说了，连魏武侯那样的霸主都怀疑他不会长期留在魏国。然而，笔者忍不住想反问一句：你们谁懂他的事业心？谁能看到吴起频繁跳槽的背后，怀着不得不推倒重来的无奈？

《说苑·修文》有段微博，堪称千古大实话——

齐宣王问田过：“我听说你们儒者主张为亲人服丧三年，为君主服丧三年；两个都是三年，到底领导与父亲谁更重要？”

田过说：“领导不如父亲重要。”

齐宣王毛了：“那你为何要离开双亲去给领导打工？”

田过回答：“如果没有领导的土地，我的家人就没地方住；如果没有领导发的薪水，我就没钱养活我的家人；如果没有领导给的职位，我的双亲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我从领导者得到的，都是用来养家糊口的，出来为您工作，都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齐宣王心里不快，却又无言以对。

还记得吴起对他母亲发的誓吗？“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

他和今天无数正在奋斗着的草根一样，想出人头地，让操心大半生的父母享清福。他要做到布衣卿相，风风光光地回到卫国接母亲。可是，他的母亲在他离开卫国没多久就病逝了。

吴起是个极端重视信诺的人。

有一次他出门，巧遇一位老友，便邀他吃饭。友人说：“诺，我办完事回来就去你家吃饭。”吴起说：“那我等你一起吃。”不知何故，老友到了晚上还没来。吴起就这么饿着肚子等他。等到第二天，吴起派人去找老友，直到老友来了才一起进食。由此可见，吴起守信守得很教条。

他在鲁国尚未发迹，没有实现对母亲的承诺。于是狠下心来不回卫国，因为他觉得没脸。这种行为不符合儒家的孝道，所以曾子开除了他的学籍。自从他母亲去世后，他在卫国就没有了家。他的妻子也因他而死。从此，吴起心中只有事业没有家庭。

名利富贵对吴起真的很重要吗？笔者认为不见得。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精神和情感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五种需要并不是完全孤立的，都相互联系着。所谓志向远大的人，就是始终把自我实现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人。草根吴起身怀经天纬地之才，不甘心让自己被埋没。他每一次跳槽，都是因为所在单位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需要。

在鲁国他可以吃饱穿暖苟延残喘，但鲁臣的妒恨让他没有安全感，鲁君的猜忌让他感受不到尊重，迂腐不堪的政治环境锁死了他自我实现的可能。在魏国，他得到了很多东西，富贵、荣誉、威名、士卒拥戴。可是魏武侯一猜忌他，他就出走了。

他如果只是个贪图富贵之徒，完全没必要离开霸业已成的魏国。像设法保住自己已有的权位就够了，何必再另起炉灶呢？

他替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把魏国变成了群雄仰视的超级大国，把魏军训练成人见人怕的精锐之师。吴起离开魏国的话，就一定有人用他吗？敢用他就一定会一直信任他吗？况且，他能保证自己一定会创造出比在魏国更辉煌的业绩吗？

魏国的后起之秀公孙衍，早年在秦国谋事，做到了大良造（相当于丞相），帮秦国把河西之地搞到手。之后他又回归魏国多次组织合纵抗秦。可是魏国已经被他搞残了，他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复兴魏国。

这个失败案例，是对二次创业风险的最好注解。

不少人标榜自己视富贵如浮云。他们身在圈外，隔岸观火，没得过富贵，自然也无所谓失去。可身在名利场的吴起，面对魏武侯的猜忌，决然把抓在手里多年的名利统统丢掉，到了南方的楚国。连他的车夫都说他抛弃天下就扔旧鞋一样轻易。

可见，吴起真正需要的不是高官厚禄，也不是富贵名利。他追求的“自我实现”，远远超出名利本身。如果不能满足，他宁可舍弃所有的名利，重新踏上自我实现之路。

笔者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他的经历跟吴起有那么点相似。那人跟孔子很熟，据说相貌也酷似。儒家人士对他的批斗怕是要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了。他就是鲁人阳虎，也叫阳货。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春秋版的吴起。

阳虎和吴起一样，也是平民出身。他们都搞过改革，得罪了当朝权贵。他们都跳过几次槽。阳虎本来在鲁国斗三桓，失败后被迫流亡齐国。齐人要把他引渡回鲁，他又跑到中原地区。中原诸侯听说过这个“乱臣贼子”的事迹，纷纷鄙视他。这跟吴起身负流言非议四处闯荡的经历更像了。

也许，吴起在时人眼中的形象，与阳虎如出一辙。特别是被阳虎搞得鸡飞狗跳的鲁国，看到同样刚毅果决、不合世俗的吴起时，搞不好私下里惴惴不安地说阳虎借尸还魂了。所以鲁人才要费尽心机把吴起给挤兑走。

实事求是地说，阳虎和吴起还是区别很大的。

吴起的争议是不孝不仁，而阳虎做的事更出格——胁迫领导。阳虎本是鲁国三桓之首季孙氏的家臣，能力自然没得说。但谁也没料到，三桓集团碰巧一同出现了少主当家的局面。阳虎于是野心膨胀，控制了三桓，顺势在鲁国执政。这创下了鲁国草根奋斗的最高记录。

阳虎没有家族背景打底，于是他大量提拔草根人才进入鲁国当局。孔夫子也被他邀请来共同执政。孔夫子想削除三桓，但他也反感阳虎叛逆故主的行为，所以没参与。随着三桓少主长大，以及国内外形势变化，阳虎渐落下风。他联合所有对三桓不满的势力发动政变，结果战败而逃。

阳虎跟吴起最大的区别，恰恰是忠诚观。

吴起频繁跳槽，看似不忠君，其实他秉承的是“不听吾计则去之”的兵家正统理念。阳虎则不同，他公然宣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君主贤明我就尽心辅佐，君主不肖我就耍诈试探（找机会取而代之）。这话别说封建君主了，今天的领导者和管理人，都会觉得阳虎这家伙就是个不定时炸弹。

当吴起发现魏文侯和魏武侯出错误时，他都是引经据典巧妙劝谏。假如是阳虎的话，他会故意让上司的错误继续扩大化。若在两人中选一个，我会选刚直的吴起，而不是诡诈的阳虎。因为吴起会提醒我哪里做得不对，阳虎肯定会装聋作哑暗中挖坑埋我。

可事实上，阳虎比吴起幸运多了。他流亡到晋国，被六卿之一的赵简子收留，从此安心辅佐赵氏成就大业，得到善终。而吴起几次遭到猜忌，不得不一再跳槽，很晚才遇到楚悼王，最后还功败垂成身先死。

没办法，阳虎是异端人才，赵简子是更特殊的领导者。阳虎欺主，臭名远扬。赵简子发现他确实有才干，准备让他做相。赵氏的部下们都说：“阳虎善于窃取别人的国家，主君您千万别引狼入室。”赵简子只霸气地说了一句：“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坚持提拔这位争议人物。

赵简子一代雄豪，清楚阳虎这种刺头该怎么用。而阳虎看到赵简子的确很贤明，所以完全放弃了做枭雄的念头。孔夫子曾经预言赵氏也要被阳虎搞垮，结果反衬了一段英雄收服枭雄的佳话。

吴起的才干远超阳虎，让大国君主们不得不用，却又对他心存忌惮。

因为阳虎是个表里如一的家伙。阳虎明明白白地说出大逆不道的话，等于是送个诸位领导一个友情提醒——你不当个好领导，老子就替你当。

而吴起仿佛有双重人格。你听说他贪而好色，可接触之后发现他为人廉平而且还会拒婚。你听说他猜忍狠毒、反复无常，可往来之后发现他可以为最下级的士兵吸脓，可以饿着肚子等朋友一起吃饭。活灵活现的传闻跟直观感受对不上号，这就让领导者们不由得怀疑吴起是不是深藏不露。

表里如一的明枪易躲，深藏不露的暗箭难防。谁都知道吴起有破坏列国平衡的能为，但没几个人摸得透他的心思。所以，想用他的人总想秘密试探他的真心。可吴起偏偏总是经不住这种看似巧妙的“试探”。

领导者误会了吴起心生猜忌。而吴起虽不知道自己被试探过，却能敏锐地察觉到自己被怀疑，从而萌生退意。田子方被尊为国君老师，就算摆架子、耍脾气、自命清高，照样是座上宾。可吴起只是个高级打工仔。他既不能学田子方，又没有阳虎的野心，而且不愿像田穰苴、乐羊那样郁郁而终。如果不归隐山林的话，就只有跳槽另寻明主了。

其实，如何对待有争议的人才，在前面的历史中不乏成功案例。

齐桓公确认宁戚（吴起的卫国老乡）是个人才，于是准备任用他。群臣劝谏说：“卫国离齐国不远，您不如先派人去调查一下他的老底。如果确实是贤德之人，再任用他也不迟。”

齐桓公却摇摇头：“不能这么做。去查他老底，是担心他有小毛病。如果因为他的小毛病而放弃了他的大优点，这就是领导者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听取他人意见有个取舍标准，他的意见合乎我的标准，就不必再去追究他为人如何了。人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衡量以后用好他的长处就行了。”果然宁戚对齐国霸业贡献很大。

无独有偶，《说苑·尊贤》提到了赵简子的案例。杨因（疑似阳虎）请见赵简子：“我在家乡三次被人驱逐，侍奉主君有五次被开除；听说您喜爱士人，所以特地来见您。”

赵简子听后，放下碗筷，去见他。左右进谏：“三次被乡人驱逐，是不合群；五次被主君开除，是不忠心。这种人你见他干嘛？”

赵简子道：“你们不懂啊。美女是丑女的敌人；有德之士是被乱世所疏远的人；行为正直的人，最遭小人嫉恨。”于是赵简子出去见他，了解他的能力后，让他做相，国中大治。

齐桓公和赵简子都执行了姜太公首创的按名督实法。不听毁誉，只看其人是否胜任其职。赏功罚过，升迁罢免，都按照规章制度而不是传闻来进行。

吴起在魏楚推行改革，商鞅在秦国变法，也用制度强化了这个原则。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流言蜚语对人才的伤害。

前面提到，晏子治理阿城头三年勤政爱民，反而遭到齐景公批评；后三年撒手不管，反而得到齐景公赞誉。原因就是他得罪了危害百姓的人，被打了整整三年小报告。齐威王时，即墨大夫政绩斐然，却因不肯贿赂威王近臣而被诬蔑为贪官污吏；阿大夫搞得民不聊生，却因贿赂威王近臣而被赞为百姓公仆。

由此可见，流言蜚语对事实的扭曲相当惊人。

也许，吴起屡屡背上负面传闻，就类似于这种情况。他不爱辩解，也从来不为自己辩解什么。你信任我，我就有义务对得起你的信任；你怀疑我，我没有义务打消你的怀疑。既然国君不足以共图大事，那咱们一拍两散。半途而废我也心疼，但不能同心同德，事业就没有继续的必要。我宁可抛弃一切从头再来，也不屈从于你。

说到底，君主在吴起眼中从来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圣，只是打拼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窃以为：对于频频跳槽这件事，吴起自身的问题是次要的，主要问题还出在领导者身上。

领导者们都希望员工能忠诚于企业，忠诚于自己。魏文侯就曾在一样酒会上感叹，自己什么样的员工都有，就是没有豫让那样死忠的臣子。魏国大夫蹇重举杯对文侯说：“臣请罚君一杯酒。”魏文侯问缘故。

蹇重说：“有道之君，不闻忠臣。你看豫让的主君是什么下场？”

豫让是晋国权臣智伯的家臣（著名的春秋刺客），赵襄子杀死了智伯后，豫让矢志复仇，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请求赵襄子给他一件衣服刺两下，说是到了下面也好跟智伯交差。

魏文侯希望得到豫让那样的忠臣。但蹇重却指出：“没有管仲鲍叔牙那样的能臣，才轮得到忠臣豫让替你报仇。你与其希望员工有豫让的忠心，不如希望他们能有管仲和鲍叔牙的才能。”

魏文侯经此一事，更加注意团结自己手下那批治国能臣了。他能不信流言，大胆举用吴起，与这次酒会反思是分不开的。

其实忠臣豫让也不是轻易练成的。赵襄子抓住豫让后问他：“你以前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智伯消灭了这两家，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做了智伯的臣子。现在智伯死了，你却执着于替他报仇，是何道理？”

豫让答道：“我在范氏和中行氏做员工时，他们拿我当普通人，所以我像普通人那样回报他。而智伯拿我当国士，所以我以国士的标准回报他。”

看见没！忠臣不是天生的，都是后天养成的。领导付出多少努力，就能收获员工多少忠诚。

吴起一生经历了四任领导，鲁君、魏文侯、魏武侯、楚悼王。鲁君和魏武侯老是对他不放心，想用又不敢放手用，还通过提拔庸才来制衡他。吴起被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都没有满足。所以对他们彻底失望，不合而去了。

反观魏文侯与楚悼王。前者接触了吴起后，就以礼相待，还让自己的夫人为他捧酒，在宗庙里正式任命他为西河守。后者听说吴起来了，就马上重用他为宛守，一年后升他为令尹，力挺他在楚国推行变法。吴起感受到了领导的尊重，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干活非常拼命。

由此可见，不是人才难用，而是领导者会不会用。只要明白人才追求的是什么，就可以对症下药收服他。魏文侯和楚悼王之所以信任吴起，是因为懂得他的事业心，知道他的志向何在。他们很清楚吴起有志气而无野心，行事不合世俗但能出成绩。更可贵的是吴起有超前意识，有推行改革的魄力和手腕。

想要在残酷的天下大争中占得先机，就必须用好这种开创型人才！排挤吴起这样的奇才，是他国的不智。重用别人不敢用的争议人才，是我捡到的大便宜。幸好有这两位雄主在，吴起才不至于被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