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四十分，终于排到我了。从成都市到东山县唯一的一班火车，九点二十分就要开行。
天还没亮，就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说是祖母去世了，葬礼明天举行。她还专门叮嘱，我作为长房长孙，今天无论如何得赶回去。
身后是长长的买火车票的队伍，身前的窗口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
这是个肥胖的女人，一只硕大的脑袋搁在脖子上，两颊的肉向下沉甸甸地吊着，一大堆松弛的皮肤里藏着两只小眼睛。这种长法，如果配以满脸笑容，便是一副慈祥的弥勒相；而像她现在这样，两只嘴角也向下吊着，眼睛里透出严厉的光，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东山县民常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化解对这类威武之相的恐惧，他们叫它猪头。
此刻，我小心翼翼递给猪头一张一百元的钞票：“买张到东山的票，最好是卧铺。”
“卧铺没有。硬座五十九元。拿零钱来。”猪头没抬眼，右手一动，钞票就飞了出来。
打开钱夹，在几张百元钞票、十几张皱巴巴的角票和几个叮当作响的硬币之间，我终于搜寻出了六张十元来。
“给你说拿零钱来。”猪头在胸前的抽屉里翻了几下，把那六张钱拿在手中，并不给我出票。
“这就是我最零的钱了。”
“哪里有那么多一块钱给你们找零，”猪头气冲冲地说，“一天准备得再多都不够。”
“快点，我们还要赶时间。”排在我背后的男子已经不耐烦了。
“不用找了，快把票给我吧。”
“不找零钱，那怎么行？”猪头一脸正气，“一分一厘的账都错不得。”
“快把票给我吧，我有急事。”
“钱都没弄清楚，哪可能把票给你？”猪头说，“到这里来买票的，哪个没有急事？”
“你有了零钱再给，我过一会儿来拿。”这就叫虚与委蛇吧。
“这里进进出出这么多钱，哪里记得住你那一块钱。”
“那你打张欠条给我，好不好？”
“哪个有时间给你打欠条？”
“我真的不要那一块钱了，快把票给我。”
“我未必还要你的钱？”猪头终于愤怒了，把六张十元钞票“叭”的一声扔在窗台上。
“不是你要我的钱，是我家里有急，急，急事。”我本想跟她讲讲大道理，说准备零钱是你们铁路机关的职责，不是我们顾客的职责，但后面的男子已经在推我的肩了。
“你不买就让开，我还要赶路。”他把我掀到一边，对猪头说，“我这里是零钱，不用找。”
“我真的有急事，我家里死人了。”
“死人了。”我听到四周传来讪笑。
我挤上去，但推不动他，我的头只在他肩膀处。
男子一只手把钱递进窗口，一只手抓住我的衣领，用力向前一送。
我跌倒在地，再一次听到了来自上方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