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我爱你，谢谢你陪伴我这么多年，对不起，对不起……”
重症病房内，Alan紧握着爱人的手，泪眼婆娑的做最后的道别，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一滴一滴在爱人的额头上肆意流淌......
Alan来自荷兰，病床上的女人名叫艳茹，一个地道的湖南妹子，是他的妻子。几年前，他们曾一起携手冲破重重阻拦成功缔结这段跨国婚姻，几年来，他们一起走过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融入彼此家庭，成为让人艳羡的一家子。然而命运无常，不久前，艳茹因脑出血，住进了医院，虽经极力救治，但仍然没能挽救她年轻的生命，此刻已被判定为脑死亡。
妻子弥留之际，Alan提出捐献出她的器官，并主动联系了我们。接到通知后，我放下病房的工作，和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赶到了他们所在医院。
像许多家庭一样，虽然家属前期已初步达成捐献意向，但临到签署捐献同意书时，还是有人犹豫，甚至拒绝，这时便需要我们协调员积极沟通。令我们没想到的是，Alan第一个签了字，并主动做起了家人的工作，这甚至使他一度陷入来自家人的职责与质疑。
“妈妈，请您相信我，我不是不尊重她，更不是不爱她，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让她活着。”
“我相信，如果艳茹知道能够这样去救人，她也会很开心、很幸福的。”
Alan用有些笨拙的中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话语。
妻子的母亲无法接受女儿已经脑死亡的事实，更无法接受捐出女儿的器官，但最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家人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签署了同意书，从办公室里出来的Alan靠着墙，深深地吸了口气，双眼注视着天花板，久久没有说话......
我不记得这是我见证的第多少例捐献了，但却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例。这里有主人公身份的原因，也有对不同文化的感知，更多的是对职业的思考。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器官移植停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然而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知晓率仍很低，数据显示，欧洲国家的器官捐献知晓率达到了90%以上，而我国不足10%，而且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于器官捐献仍然比较排斥，而与之相对的是千千万万等待移植的患者。作为一名移植科护士和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一面送别伟大的捐献者，一面迎接着移植者的新生，在生与死的节点上感受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永恒的爱，深恋这份事业的同时，我也深知，这条道路还要经历很多的困难，要建立起大众对器官捐献的科学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愿从本心，素履以往。
捐献手术完成时已是凌晨一点，艳茹的器官挽救了三位绝症患者的生命。我知道其实她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她只是换了一种生命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