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透着书墨香的《于丹<庄子>心得》，字里行间连续不断的古代传统文化基本常识的错误，如夏日傍晚田间的蚊虫，成片而来，挥之不去。我们仅从第一页上看来，便丹花朵多，先略撷几英，以为读者警惕。

第一章：庄子真的“内心并不激烈”吗？

正如于丹所说，“我们关于庄子的生平能够知道的很少很少”。关于庄子本人的文献资料确实少得可怜，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关于庄子的记述也不得不取材《庄子》一书。庄子做过什么事，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后人多从《庄子》一书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史料少会直接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有人就以为可以钻个空子，对庄子其人进行胡乱解释；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史料少，这些胡乱解释也更容易进行查找比对而被揭穿。

于丹在《庄子何其人》一篇里直接对庄子本人进行描述或评价的语句并不多，但这些不多的描述和评价就已经暴露了于丹对《庄子》一书缺乏作为学者的必要研究。而于丹对《庄子》一书的描述上的片面甚至谬误，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于丹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怎么样的庄子呢？于丹所能“心得”的庄子与《庄子》中的庄子有哪些出入呢？我们仅仅分析于丹在电视演讲中这样一段话： “嬉笑怒骂，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骂尽天下英雄，但其实他的内心并不激烈”。

庄子的文风确实有“嬉笑怒骂”的篇章，但不足以如此概括。关于庄子的文风，《庄子·天下篇》有句话可以做注脚：“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是庄子自述认为天下人浑浊不清，不可以认真正经地来和他们探讨问题，只适合采用“卮言”、“重言”和“寓言”三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卮，酒杯。卮言，酒后无心之言。庄子用看似乎荒诞夸张、不经意的话来推衍，大有刻意吸引眼球的意味。这些多有“嬉笑怒骂”的成分但不全是；而重言则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格言警句”，是引用这些大家都看重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最能代表庄子文风的是“寓言”。司马迁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文风是作者性格的重要体现，况且研究庄子的性格也只能把庄子文风作为主要参考。所以说庄子“嬉笑怒骂”是非常片面的。

“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在这里不知所云。这句话出自白居易《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写唐玄宗派人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情景。碧落，天；黄泉，地；穷，穷尽，彻底搜寻。现实生活中，庄子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是宋国周边而已，其涉足者远不如孔子的广泛，根本谈不上“上天入地”那样的潇洒。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当成于丹的文学语言，理解成庄子的思维上天入地似乎还可以一说，关键是一个“穷”字，庄子上天入地搜寻什么呢？我们从《庄子》一书中只能看到庄子成熟的思想，而看不到如此“穷尽”的求学努力。另外，用表达爱情悲剧的“长恨”情绪的诗句来形容庄子，不仅仅是不妥，甚至有点滑稽。 而“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句放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上蹿下跳的人物形象，尤其滑稽。

“骂尽天下英雄”就更不知所云了。首先这个“天下英雄”就荒唐无稽。《庄子》一书对当时的儒、墨、法、名各家学说都有过尖锐的批判，但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能不能被称为“英雄”呢？把孔子、墨子、韩非子这些人称为“英雄”似无不可，但也只有于丹有这等超凡的思维吧！但总归这些哲人或思想家与荆柯之类猛士英雄有着极大的区别，以“英雄”称之还是显得滑稽；其次，这个“骂”字是极其不妥的，否则，于丹在出书的时候就不会把这个字改为“说”了。我们对知错就改的做法是敬佩和欢迎的，无论是公开的改正，还是悄悄地改正。

以上这些错误有的是失之片面，有的则属于买弄文才而弄巧成拙，如果说错误不算严重的话，那么下面一句评价就完全证明了于丹对庄子内心世界和庄子思想把握上的肤浅和偏颇。这句话就是：“但是他内心并不激烈。”庄子的内心“并不激烈”吗？我们看到庄子在表面上确实是“不激烈”的。庄子在批判儒家学说的时候，往往把孔子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让孔子自己来批判儒家的思想，借孔子之口来宣扬庄子的思想。这一做法透着庄子的调皮和诙谐，是非常平和而非激烈的巧妙手法；庄子用讲故事、打比方的寓言来应对楚国的使者，语气平和，透着冷冷的蔑视，也是“不激烈”的；而庄子思想的特点也恰恰是追求精神的自由，追求生命的“全真”，非但不主张与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是超越“人间世”。

实际上，庄子“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齐一生死、“不逆寡，不雄成，不谟事”的顺应时命、“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的无情无欲，“登高不傈、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超然物外，都表现出一个与“激烈”二字毫不相干的个体形象来。然而，如果通过这些外在表现的“不激烈”，就说庄子“内心并不激烈”，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冷漠”的外在表现，都反映出庄子压抑在内心的“激烈”。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儒家追求的王权统一已经成为泡影，天下失道，纷争迭起。与之相应的是“窃国者为诸侯”，是战乱和强压下的民生涂炭。作为思想家的庄子对这样的“人间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不仅对当时的现实政治是绝望的，对儒家墨家的积极努力也表示出有限的同情心和无限的不认可。对于乱世，庄子和儒家的认识基础是一样的，都是“知其不可”。而儒家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庄子则干脆放弃了努力。庄子的拒绝出仕，并不是对功名利禄的漠视（正如孔子的入世并非看重功名利禄一样），而是对现实政治的绝望，从而表现出一种讽刺式、挖苦式的不配合。庄子对于民众的疾苦，心是热的，所以他以最大的热情来讴歌赞美虚拟中的“得道之人”；但对于通过政治变革来改变社会，心则是冷的，所以他以最大的冷酷来对待楚王的邀请。庄子的内心在这“冷热”交织中能够不激烈吗？

清代胡文英对庄子有一段著名的评价：“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这一番话极其贴切地表现出庄子内心的强烈矛盾和彷徨无依。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前提，庄子转而追求“生命价值”、“精神自由”的思想就缺乏了产生的基础，甚至必要。

先秦诸子学说，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其实都是在探讨如何执政的问题，都是在为当权者出主意。儒墨的热心让人敬佩，但这在庄子看来未必是明智的，算得上仁者，算不上智者。所以庄子的学说放弃了这一努力，转向了比社会哲学更高一个层面的生命哲学。如果说孔子是满怀希望、墨子是寻求希望的话，那庄子就是彻底绝望。成就庄子伟大的地方，正是庄子比其他哲人更多的、几乎是唯一的“内心激烈”，因而称得上“孤愤”二字。庄子并没有做到他自己设定的“逍遥游”，而在内心更多的表现出屈原式的愤世嫉俗和凄苦悲壮。还是胡文英就把庄子与屈原进行了对比：“人只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於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庄子的“哀怨”空间上是天下，时间上是万世。

于丹在电视演讲中说：“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说法一直很模糊也很矛盾。”其实，关于庄子的研究，尤其在对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历来的“说法”不是“很模糊”而是很明确，不是“很矛盾”而且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相辅相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形象”的分析，而是对庄子思想产生背景的准确把握。那种把庄子理解成逍遥的隐士的人，不仅理解不了庄子，也理解不了庄子的思想，“心得”还从何谈起呢？

第二章：于丹何以断定庄子是“宋国蒙人”？

关于庄子的生平，我们至今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在学术界关于庄子生平的研究也不充分，多是列出了诸多说法，而很难确定谁是谁非，所以都不曾有过“断言”。

而于丹却对庄子的籍贯给出了一个很明确地说法。于丹说：“我们关于庄子的生平能够知道的很少很少，最早有确切记载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庄子是战国时候的宋这个国家的蒙地（今河南商丘东北）的人。”于丹何以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庄子就是“宋这个国家的蒙地的人”呢？从行文来看，于丹先搬出了《史记》的，然而《史记》的记载并没有这么说。《史记》记载庄子籍贯仅仅六个字：“庄子者，蒙人也。”而这个“蒙”在哪个国家，《史记》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而关于庄子籍贯的争议也恰恰来自这一不确定的“蒙”地。

庄子为“宋之蒙人”也只是众多说法之一，这个说法出自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但司马贞也是给出两种说法的，一说引班固《汉书·地理志》说蒙地就在梁国，另一说引刘向《别录》说庄子为“宋之蒙人”。而经过倾向于“宋之蒙人”一说当代学者的考证，普遍认为所谓“宋之蒙”就在现在河南商丘的民权县。而民权县在商丘的西北，而非于丹所说的“今河南商丘东北”；《史记》所说的“蒙”是不是宋国的蒙地，也是待考。所以，于丹确凿的口气只能说明她结论的武断。当然，于丹可以倾向于庄子是“宋之蒙人”的说法，加一个“一般认为”或者“一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于丹的结论是哪里来的？这是个很让人纳闷的事情。如果一般读者仅仅读过一两种关于庄子的书，也就罢了，而于丹可谓“博览群书”，《于丹<庄子>心得》后附录的“参考文献”有十三种，如果是确实读过这些书而还如此草率就让人奇怪了。虽然于丹比较推崇的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一书对庄子生平未着一字，而“参考文献”里陆永品的《庄子通释》却特意著文《庄子故里新说》对流行的五种说法做了一一分析，最后说“山东曹县说，具有比较可靠的历史根据”，但并不敢作为确论。乃至采取中和的办法，建议都有可查依据的山东曹县、东明县和河南民权县成立联合的庄子研究中心，从而避免这一争论。而陆先生是倾向于“山东曹县说”却是明显的，尤其在该书“导读”里则直接把“蒙”括注为“今山东省曹县西北”。

不知于丹是否读过她自己开列的“参考文献”，我想如果读过陆永品先生的详细考证，即便不赞成他的观点，也不至于如此草率而确定地给这个历代有争议的事情做一决断，尤其在没有任何考证的前提下。而把没有答案的《史记》摆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就更不严谨了。其实，关于庄子故里的讨论并不影响对庄子思想的理解。但对悬疑的东西还是有说明，而不是简单地下结论。

现在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关于庄子故里之争，沾上边儿的各地都很下功夫，也都招集专家们开研讨会，各自得出各自的“学术论证”。但这些貌似学术文章的“庄子蒙人考”，到底有多少学术真实和学术良知在里面，不得而知。好在争议着的几个地方，尤其山东曹县、东明和河南民权都是毗邻的，即便安徽蒙城也不算甚远，所以还是可以基本确定庄子生前活动的大致范围的。

第三章：《庄子》“历代被奉为经典”吗？

关于《庄子》这本书，于丹有这么一个评价：“《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但是在所有的先秦经典中，它也许是最不带有经典意味的，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奇思异想。”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庄子》是不是历代都被奉为经典，二是《庄子》怎么就“最不带经典意味”了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庄子开创了先秦一个学派，这是在当时就得到认可的。《荀子·解蔽》列举了七个并立学派，其中就有庄子。但庄子学说受到重视，却是在汉代。成书大约在汉景帝时期的《淮南子》首次把“老庄”并列，给出了庄子学派的新定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把《庄子》列在“道家”。

我们知道，汉初是以道家思想治国的，把庄子学派列入道家，是不是以为着庄子学派获得当时的“国学”地位而《庄子》被奉为经典了呢？事实上恰恰相反。汉初政府倚重的道家学派准确地说是“黄老学派”，不过是为了体现老子学说的正统性而拉出黄帝借重罢了，其实质还是老子学说。当时，老子学说确实起到稳定社会、恢复经济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用老子的无为政策来解决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其有效性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挑战。当老子思想必须退出核心学说，而又不能影响黄帝的地位，“黄老”并称就不合时宜了。这时候，才把庄子拉来，替换下黄帝。“老庄”并称的目的，其实还是为道家学说的退出。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庄子学说一出场就是出局，《庄子》的经典地位是谈不上的。司马迁在处理《庄子列传》时也不过是将其放进《老子韩非列传》，在标题上连“庄子”的字样都没有的。

到了晋代，庄子学说与当时社会的玄风投合，《庄子》的注家纷出，当时已有数十家，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郭象《庄子注》。虽然当时《庄子》一书在上层社会非常流行，但还算不上“经典”，所以即便对庄子推重有加的郭象也只称“庄子”，其注书称《庄子注》。

真正以“经”称《庄子》是在唐代。唐玄宗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才得称《南华真经》。这时候，成玄英在郭象的《庄子注》的基础上做了疏解，才有《南华真经注疏》。再到宋徽宗时，庄子又被封为“微妙元通真君”，地位提高了不少，但后世仍多沿用“南华真人”一称。

所以，从庄子学说和《庄子》一书的流变来看，《庄子》有经典之称开始于唐代。而之前的两汉、三国、两晋直至隋，都不以经典称也。唐宋之后，尽管庄子思想和文风一直影响着世人，但是不是被“奉为经典”还是需要探讨的。于丹又何来“历代被奉为经典”呢？

但我们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庄子》无疑是经典著作。然而，是什么使得于丹感觉《庄子》“最不带经典意味”呢？综观先秦诸自文风，至少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论语》为代表的，态度敦厚；一类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论理严谨；一类就是以《庄子》、《老子》为代表的，具有浪漫气息。而哪种风格才是“最不带经典意味”的呢？显然，我们不能从文风上来划分。

那么，从思想高度和后世影响来划分，无论如何《庄子》也是堪称经典的。人们多以“老庄”并称，但庄子与老子的思想还是有大不同的。在先秦诸子学派中，除了庄子学说，都是为执政者出主意的学说，这一点使得《庄子》显得特行独立。也恰恰是这一点，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和文化构成提供了一个新的因子，并且印象深远。“经典意味”又何尝少呢？

《庄子》并非“历来被奉为经典”，并且《庄子》不仅带有浓厚的经典意味，而且绝对是先秦哲学乃至中华文明中的经典。

第四章：“漆园吏”是相当于“保管员”吗？

关于庄子做过“漆园吏”，于丹说：“他曾经做过漆园小吏，相当于现在一个保管员。”按于丹的理解，“漆园吏”就相当于现在的保管员，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但并没有对“漆园吏”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什么是“漆园”有所说明。漆园是古代负责漆树种植、生漆生产和管理的机构。拿现在的话说，漆园既是行业管理部门，又是具体的生产企业，是典型的“政企不分”的建制。

我们还必须知道的是，漆园在战国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要害部门。一个做生漆的企业，算什么要害部门呢？拿现在的观点似乎不好理解。但我们知道，在周代之前，人类文明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期间已经出现了漆的使用，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漆器被广泛使用，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替代了青铜器的地位。《韩非子·十过》篇述虞舜做食器“流漆墨其上。禹做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这倒未必真是虞舜时代漆器制作的描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韩非子时期，漆器工艺已经相当成熟。

漆器工艺在汉代发展到顶峰，以后再没有间断过，直到现在，漆器还作为手工艺品为人称道。当然，我们现在见到的漆器多是日常用品。而在战国时代，漆器不仅广泛包括日常用品，更重要的还被用于兵器，像战车、枪械、弓箭等凡是木质部分都要使用漆。所以，生漆不仅是重要是生活物资，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漆树在当时各个国家广泛种植，并且严格控制。

现今出土的楚国漆器风格别致，由于楚国信奉神灵，这一点我们从庄子和屈原的作品里就可以领略到，所以楚国漆器的装饰具有神秘感和想象力，艺术价值极高。楚国是战国时期新兴的实力派国家，野心也很大，所以在军备上是不肯放松的。楚国大量种植漆器并且重点管理，就在情理之中了。我认为庄子极有可能就任楚国的漆园吏。原因有两点，一是庄子生前活动范围大致在楚宋接壤处，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庄子是宋国或者楚国人，一是没有确切资料，再者当时楚宋交战，疆界也不是固定的。庄子生活的年代，宋国就曾经一度南下占领了楚国大片土地，这时候的庄子就从楚国人变成了宋国人；二是，楚王曾派人聘请庄子做楚国卿相，很有可能是因为庄子曾任楚国的漆园吏而对这个人有全面了解。当然，这些仅仅是猜想。不过，无论庄子担任楚国还是宋国的漆园吏，都是国家重要部门、重点企业的负责人。

那么，庄子的“漆园吏”属于哪个级别的负责人呢？我们先看这个“吏”字。《说文》讲：“吏，治人者也。”《管子·朋法》中说：“吏者，民之所悬命也。”可见，吏，应该是某一级别的官员。《现代汉语字典》说：“旧时代的大小官员：吏治。官吏。”而于丹所理解的“保管员”是算不上官员的。《现代汉语字典》中的“吏”还有一个义项：“旧指小公务员：吏员。胥吏。”似乎能够支持于丹的“保管员”说。然而，吏指低级官员或吏卒却是汉代以后的事情了。

《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中讲到漆园的建制说：“漆园殿，资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中国历代官制词典》解释“漆园吏”的时候就拿庄子做的例子，认为庄子当时做的“漆园吏”正是“漆园啬夫”。“漆园啬夫”的职责就是“主督漆事”。用现在的说法，庄子当时的职位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管理部门主管、大型国有军民两用企业主管，并且带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远远不是什么“保管员”。当然，即便这样一个重要职位，在邦国内部也不算什么大官，所以后人多说庄子的“漆园吏”是“微官”，这个理解是大致不错的。

我们终于翻过了《于丹<庄子>心得》正文的第一页。仅仅一页的文字竟然有这么多的错谬，确实让人惊讶。其实，即便是在这一页半里，我们揭示出来的也仅仅是一部分。比如，于丹说《庄子》一书“外篇和杂篇有可能是他的门人、学生、朋友以及后世得到庄子思想真传的人写的一些文章”，且不说“门人”和“学生”交叉概念并列之类的文字逻辑错误，那“后世得到庄子思想真传的人写的文章”的说法就大为荒谬。在《庄子》一书中常常夹杂着一些与庄子思想完全对立的言论，一般认为是后世窜入，陈鼓应先生也曾大胆删除一些文字。甚至公认为伪作的《说剑》全篇反映的压根就不是庄子思想。这些怎么可能的“得到庄子思想真传的人”写的呢？还有把“三百金”说成“三百两黄金，这多大的一个资产啊！”按于丹的理解，确实这个“资产”是太大了。看来于丹确实没有仔细读过自称放在床头的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该书引成玄英注疏对“金”的注解是“铜铁之类，皆名为金，此非黄金也”，而“三百两”之“两”更为臆想。

这些基本的古典文化常识上的错误，在当今古典文化知识薄弱的教育现状下也是非常有必要指出的，但本书重在学术批判，这类常识性错误就不再一一指出了。而这些初级的错误对于一个号称“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的大学教授来说，确实是一大讽刺，也足以让人对于丹的学术修养产生怀疑。在这样的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所谓的心得又能是些什么呢？当传世经典《庄子》遭遇这样的于丹，会成为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