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享誉文坛的文学大师，孙犁创造了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奇迹，如诗胜画的荷花淀小说派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从中学时期开始读这个安平人的作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赴津登门聆听老人家教诲，从2002年7月老人家仙逝至今，我先后搜集积累了大量素材，感觉渐渐走近了这位“耕堂”主人身边，且对他的亲人情、家乡情、友人情、师生情有了粗识，透过孙犁九十年的人生风雨，我看到虽然先生一生少言持重，不事张扬，“夹尾巴学做人”，似乎对社会和人冷漠，孤傲，以至于曾被少数人诽之“冷血”，但入心入理全面寻味大师的踪迹，却发现他是一个重情嘉义，浓浓思乡，力携后人，助友帮朋，充满厚重人情味的仁德长者。
（一）对家人，情凝深处
对父亲孙墨池，孙犁一生抱有愧疚。自十二岁始，孙犁就被父亲用小毛驴驮到安国（祁州）读书，当时他的父亲已是铺号“永吉昌”的油坊掌柜，每天“挂灯”以后，老人家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抽着旱烟监督儿子学习，眼里充游了关怀与希冀。每次回家，也总让孙犁坐骑，自己步行。后来，孙犁投身革命队伍，每有同志或领导来家，他的父亲也总是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为支持孙犁工作和给儿子攒些“积蓄”，后来，孙墨池辞去生意回家，努力“向上”过日子，一点一滴积累，一东一西经营，始终心怀“腾”出几个“子”让儿子用上大派场的奋斗动力。抗日战争胜利时，孙墨池的身体已很衰弱，1947年5月的一天，他到地里春播扶耧出汗过多，发烧不止，正在河间从事《冀中导报》编辑的孙犁闻讯回到家时，父已断气。悲怆中，孙犁感叹“先父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打驾过我，连到保定上学，都是父送去的，他很希望我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在我教书时，他对我说：‘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可惜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1956年，孙犁得了大病要去青岛疗养，已80多岁的母亲看到孩子要走，找到《天津日报》领导说“别人得了病往家里走，我生过7个孩子，只养活了孙犁一个，每年春秋两季，为了庄稼，都要像疯了一样劳动，浑身上下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生下孙犁后，没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粉碎：煮成糊喂儿子，家境好些后，母亲开始尽力周济村中饥寒，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抗日战争时，鬼子在村庄附近安上炮楼，一年春天，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孙犁回村时见敌人正在集合，先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闻识，把家里仅有父亲养了一年，刚开一朵大花的月季折下送给儿子，还对孙犁说“这朵花，早不开晚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啊！……”
孙犁的发妻是距他的故乡孙辽城十多里的一个姓王名小立的女子，是孙犁感叹“结婚四十年，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淑妻良母，在娘家从未下过地的她，经媒妁的“天作之合”，娶过门后，便随婆婆天天早起打理家务农田，有了孩子后，她又下决心开始学织布，孙犁从外地回家时，看到妻子劳作的身影和因推拉机杼被顶得变了形的两手拇指，心疼不已；战争年代，她把孩子们拉扯长大，带着子嗣下场下地，到集日，自己去买线卖布，或与大女儿轮换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粜卖，从没叫过苦。孙犁曾语，自己的文学语言，得益于妻子的不在少数，在他的作品《荷花淀》、《嘱咐》、《丈夫》中都爱妻的影子。建国初期，中国大地出现一股离婚风潮，许多干部进城不久，就正式或非正式地向自己的结发妻提出离婚，孙犁非但不弃“糟糠”，还把“风雨同舟”的妻子接进津城，这在当初的华夏文苑，实属少见，因为当时孙犁在文学界已广有影响，不少“才女”向他投来以身相许的“慕”光。“文革”风暴中，孙犁遭批判，被逐出报社楼，蜇居一漏雨进风的小平屋，妻子非但不觉得“包屈”，相反劝丈夫：“这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过来看高低！”不久，因糖尿病转成尿毒症的爱妻，在1970年4月15日去世，孙犁满含悼妻之痛对周围儿女说：“从小我对你们没尽过什么从小我对你们没尽过什么责任，你娘把你们带大可不容易，你们都要记着……！”时过几日，孙犁撰诗表达对逝妻的悼意：
一落黄泉两渺茫，
魂魄当念旧家乡。
三沽烟水笼残梦，
廿年嚣尘压素妆。
秀质曾同兰菊茂，
慧心常映日月光。
老屋榆树今尚在，
摇曳秋风遗念长。
再后来，他又通过《书衣文录》一书写出自己对爱伴“不堪回首”之忆念，并在妻子逝世多年后，还陆续写出了《报纸的故事》、《新年悬旧照》、《三马）、《亡人逸事》、《十年生死两茫茫》等文章，既忆及了与内人初建爱巢，少年夫妻的恩爱，又写出了别多聚少，贫贱相依的艰辛，以及对发妻一片永无枯竭的怀念。
孙犁一生育有三女一男，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工作在石家庄的大女儿1983年国庆节赴津看望父亲，在收拾旧物时，有一件日本产的“人造丝”白底紫花纹的包袱皮，顺手想把它扔掉，孙犁沉脸教育说：“东西没到确实不能用时，不能把它扔掉，你们现在条件好了，但不能忘记咱们家从贫困走过来的过去，不但你们要注意节约，就是我和孙辈，和你们的一代代后人，都要教育他们以勤俭为荣。”接着，他指着刚刚复得的1946年在蠡县县委门前所摄的一张旧照，动情地让儿子孙晓达，读念写在这张老照片背面的附记：“片中所穿棉袄为到安平老家后，贤妻拆毁余在北平时所用褐色夹袍缝制而成，今日犹冬季视红花绿叶等，非草木可贵，乃时不再来，上影遂真，并隐约可见亡人针线在小油灯下赶制冬装情景，如在眼前……”
（二）对家乡，一往情深
“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亲爱的家乡土地，在你的广阔丰厚的胸膛上，河流是你身体里沸腾的血液，奔走和劳动的动脉，是你的奋发激烈的情感，你用乳汁保证了田园的丰收，每当看到你，就看到你孕育的伟大和富庶了……”
这几段文字是笔者从孙犁的许多作品中摘选的，简约的字里行间，浓缩着从12岁离家到90岁辞世这个过程中的赤子情怀，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的子午镇（子文镇化名）里的麦芒等主要人物原型，我们今天依稀可辨；《铁木前传》的木匠，《乡里旧闻》中的许多人和事似乎都能从今天的家乡找到影子，这显然是作家的文学创作，但爱家乡定然是孙犁操笔成篇的心里底线。建国以后，孙犁有好长时间在病中苦熬，但十多次回到家乡，他都有自己的规矩，离村一里，下车步行，到得庄内，见叔喊叔，见兄喊哥，对小辈不熟的也停不下来，用一口口纯正的家乡话问是谁家子弟，以便按辈份称谓；住在旧居，他一方面接待前来拜访的各方人士，另一方面把很大精力放在看望烈军属、革命前辈、党员、干部。走访张家李户，用随带的小本本时刻记下百姓故事，并许愿乡亲们，“一定要把咱这村和你们写入我的书中，想你们就看书……”1963年，一场洪水把孙辽城冲得房倒屋塌，村里村外一片汪洋。刚刚退水，孙犁就耐不住思乡情结，坐汽车倒马车辗转回村，了解灾后难果（当时火车不通，汽车只到河间县）当他一睹村里人心安定，团结抗洪，今天这家起新房，明天那户围院墙的场面，一口气住了两个月，离开家乡后，他又派来摄影记者，把大水过后的村里的巨大变化一一摄入镜头，留存身边，聊补思乡之情。
70年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孙犁的身体渐渐不适。针对他常常顾客盈门应接不暇的状况，有关部门做出了“来客谈话时间请不要超过20分钟”的“规定”。有一次，村里刘树欣到天津办事，出于对老乡的敬仰前去看望，落坐看到压在桌下的“规定”条幅，没唠几句便要起身告辞。孙犁感觉奇怪，忙问原因。当刘树欣说明孙犁健康要紧时，孙犁哈哈笑道：“乡亲例外，乡亲例外，乡亲例外！不但谈话时间可以延长，另外多少年来，我还有两个“规矩”：第一是我这里吃住都不方便，乡亲们来了，都得到我指定的地方餐宿，费用我拿，不听安排，我可生气。第二，一般来客，我送出屋门，乡亲们来了，我一定要送出大门……”就这样，孙犁一直和刘树欣谈了个把小时。
孙犁对家乡的教育怀有特殊的感情，每次回家，都要到村里小学看望师生，他家有5间北房，从50年代起，一直交由村里无偿使用。1988年8月，孙犁从侄子信里了解到村里准备翻建校舍，就与家里人商量好，修书邀请家乡负责同志前去。当村里4名代表赶到他的住处时，孙犁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连声说：“村里修学，我该出力，我决定把祖传的5间砖房和I000元现金，都交给你们，千万要收下我这个老安平的一点心意啊！……”
在许多人看来，孙犁虽有一手“楷魏”结合苍劲秀雅的书法高艺，但很低调的他一直以自己感悟到的“大道低回”、“大味必淡”为立身准则，很少为别人题字签名，建国后身居津城半个多世纪，求字者不计其数，他从未动过笔墨，但对家乡求学的要求，他虽然也一连几年不应，后来还是以“家乡的事我得办啊”开了口子：
1992年春天，安平历史上第一座教学楼拔地而起，孙犁面对家多父老期待教育加快发展的殷殷希望，夜不能寐，一连三天，写了几遍“安平中学”的榜书题字，寄回故园选用；1993年秋，孙犁家乡所在的大子文镇，由农民集资兴建的教学楼竣工，乡领导赴津求墨，他先拿出500元“管饭”，饱情足意地写时了“大子文乡中学，壬申年孙犁题”的横幅、竖幅两种排列的爱乡之作；1994年，一本反映抗战时期安平县成立农民保家独立团的专著封笔，几个居津的博陵后生，冒昧登门，求“老乡”为书名赐“款”，孙犁叫来人稍等，自研笔墨，落笔满足了小字辈的厚望。这之后，孙犁又先后为《安平县志》、“安平县人民公园”、《滹沱河风云》“孙辽城小学”等留下了墨宝，蓄存与寄托了自己思恋故土的久有真情……
（三）对友人，尊重帮衬
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和写作生涯中，孙犁虽性格沉稳内向，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为文著章的职业，使他结识了一大批同志和战友，并与大家植谊深厚，在对同志和战友们给予充分尊重的同时，尽自己所能，施以助衬之情。
孙犁对以一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骋名解放区，被毛泽东主席词赞“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很是景仰，30年代初，还在保定读书的孙犁就在地摊上搜“兜”购买了几期丁玲主编的《北斗》，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丁玲作品。1944年，已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正酝酿小说《荷花淀》创作的孙犁在一次听周恩来讲话时见到了丁玲，但却未拜会。1948年秋，丁玲来到冀中，正在参加土改的孙犁闻讯冒昧写了一信，没想到原本不熟悉孙犁的丁玲立马回信，赞誉孙犁的作品“含蓄、精炼、流畅，人物、生活如同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带着淡淡的颜色摆在读者面前”，同时鼓励孙犁“继续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文字。”1950年，孙犁进京开会，抽暇到丁玲家造访，丁大姐盛“饭”招待，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到北京文学研究所看望创作中的孙犁，1957年，孙犁懵痒，驻在北京红十字医院，丁玲闻讯，又连忙托人找来一位湖南医学院的大夫专门为孙犁诊治，并请人带信，“不要忙，治病要有信心，要坚定必胜信念……”，而孙犁知道，这时的丁玲及作品正在遭受文坛某些人的“口诛笔伐”。1982年，孙犁特邀丁玲莅津到“耕堂”（孙犁斋号)叙旧，一京一津的两位大师级文学老人，相扶落座，谈笑风声，亲如姊弟，纵论文苑时事，同抒老当益壮，继续为中国文艺添柴加薪的创作豪情，被当时津城文学界传为美谈……
做为河北著名作家和《小兵张嘎》作者的徐光耀，1951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受到广泛重视，应邀以中国作家身份与孙犁、陈荒媒、柳青等人一起组团访问苏联。行程中，他发现每有记者照像，孙犁总躲到别人背后去。而以当时孙犁在文学界的影响，代表团中没几个能与之同列。1957年后，徐光耀被错划“右派”，虽然后来“摘帽儿”，但被派到保定文联，成了普通一兵，不久，孙犁来到保定采风，文联领导了解到只有老“右”徐光耀识得孙犁，便安排让老“徐”负责接待，徐光耀心想：往日在苏联，大家并肩比齐儿，如今自己成了‘孙子’，孙犁会是怎样的对待自己，没想到孙犁并主动伸过手来，亲如好友。这对当时刚刚“解放”的徐光耀和周围人是一个巨大的信号，象征着人民、社会、作家们没有看低“老徐”！！后来，孙犁与徐光耀又一起采访了两位在抗洪中涌现得很活泼的女劳模，孙犁还以一亩泉的抱阳山为背景，拉徐光耀合影留念，这件事至今使徐光耀感动不已，他在近年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一书中，特意将自已与孙犁的合影嵌入其中，并注明当我还是老“右”时，孙犁大师仍视我为兄弟……
《挥手之间》这篇刊登于中学课本的散文，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都会记得，文中描写毛泽东主席为谋求国内和平，赴渝与蒋介石谈判，在登机后向欢送群众挥手的瞬间，饱含了凝重的历史含量，文章作者方纪是束鹿人，孙犁对他怀有战友情，家乡谊。1979年，当时身体患病，右手不能写字，只以左手操笔，行动不便的方纪，让作家曾秀苍带上自己的散文集，“请”孙犁为书作序，孙犁当即回答“请转告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并表示：“多年来，我推出去好多人做序的请求，但方纪同志的书序必须写好，一来，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是为革命而文学和为文学而革命的老同志；二来与方纪是老朋友了，1946年，他从热河赶着小毛驴来到《冀中导报》与我相见，以后，又都到《天津日报》工作；三是我们现在都老了，他的健康状况尤其不好，走路、签名都只用左手，可他曾是一个很精明强干的人……”，时隔半月，孙犁为方纪的散文集写出了序言，还书赠方纪一条幅，上书司马光的两句格言：“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鼓励方纪战胜疾病……
康濯是孙犁文化界的老相识和革命队伍中的“亲密战友”，从1939年相识到1991年1月10日康濯逝世，孙犁一直关注康濯的人生走向。文革期间，康濯在“五.七”干校被“专政”，虽身患严重哮喘病，还要整天“挑粪收尿”，以至于刚逾稀岁便撒手人寰，对康濯的后事，孙犁极尽战友之情，没过几天，就挥泪在《天津日报》发表了《悼康濯》。在叙述了从二十年代末开始交往，有5年多时间“朝夕相处”之后，写道“康濯很聪明，很活跃，有干事能力，也能团结人，对我在战争年代写过的很多作品都替我保存着，并交给了我”；“1956年，我大病以后，他怕我从此不起，为我主编了《白洋淀纪事》一书”；并赞扬康濯“在晋察冀边区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不少作品，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很不寻常，做为一代青年志士，他所做的贡献将民族解放战争永存，而决不会被数曲忘祖的后生狂徒轻易抹掉……，”在这之后，年逾80多岁的孙犁还为《康濯文集》的出版出主意，想办法，还欣然为该书题写了一横一竖的两张书名，供出版社选用……
《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说：“孙犁与我相识于抗战烽火，他不但帮我编写过诗集，而且帮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铅印诗集，这本诗集，大约花了他两年多时间……”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平籍职业革命家、《滹沱河风云》的作者张根生评价孙犁说：“他以文学为武器，不但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了终生，而且充满人情味，对同志对朋友热心施助，不求回报……”
（四）对文学后辈寄情培育
人们常说的“荷花淀派”，其实并没有谁单独组织或搞过什么“宣言“或“结盟”，她的产生是一大批青年在孙犁作品影响下，“慕”羡孙犁文学风格，自觉围绕孙犁著作和他本人，逐渐兴起的一支松散，但文风趋同，遍布全国而以京津冀鲁地区作者为主的文学队伍，对于有志于学“孙”仰“犁”的文学后生，孙型犁一生都施之以关怀培育。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铁凝，11岁开始接触孙犁的中篇小说《村歌》，至16岁时对孙型的《铁木前传》等作品，“差不多可以背诵了”，她像许多人一样，迷恋“孙犁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1979年，结束插队下乡生涯的她，于一个秋日的的下午，由友人陪同，进津拜见了名扬国内外但很“布衣”状态的孙犁，做为长者，孙犁把铁凝引进屋，高声询问她的写作、工作情况。不久，铁凝15000字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脱稿，但被省内有些长者认为“创作路子有问题”不予刊发，对此很不理解的铁凝“斗胆”把作品寄给孙犁，没想到孙犁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予以发表，同时，《小说月报》也很快做了转载，这对于做为一名业余作者的铁凝无疑表示了极大的关怀与支持；1980年初冬，铁凝再拜“孙府”，已逾稀岁的孙犁手握晚辈的手，很“知已”地说：“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后来当铁凝第三次见到自己心目中的“大师”时，孙犁一再表示对铁凝寄发的来信和“华笺”表示感激，言说“自己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2001年10月16日，久病住院已是半昏迷状态的孙犁在病床上，听到女儿告知“铁凝来看您了”，竟然很快有了反应，紧握着铁凝的手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使得在场的人十分惊异。他们知道，这句几个月才说出的心里话，不但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对青年后辈的问候，更是一代文学巨匠，乞愿祖国文化“你好”的由衷祝愿，此时此刻，铁凝泪眼迷离，她忘不了孙犁几十年对自己的提携帮助、关怀、指导……
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都是受孙犁文学的启蒙，而自觉加入“荷花淀派”的知名作家。号称文坛才子的刘绍棠与孙犁虽居京津两地，但每逢有孙犁作品研讨会，均必参加，并常常以自己是孙犁的学生而自豪，闻知刘绍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发表，孙犁立即写信祝贺，在鼓励赞赏之余，没有忘记指出学生的作品文字铺陈“有泛滥之处”；丛维熙从上世纪50年代初结识孙犁作品，并由之诱发写出了第一篇作品“冒失”地寄给天津日报，他深知这张报纸的副刊办得在全国很有影响啊，大作家孙犁是副刊所发作品的“掌门”人，谁知能否有幸得到他的指点呢？没过几天，只认作品质量的孙犁很快把丛维熙的文字见之于《文艺周刊》。1957年，正值创作“旺年”的丛维熙身陷囹圄，孙犁却不把他看成“异己分子”，除著文表示同情，并在多次场合不合时宜地称赞丛维熙“很老实”，还常常对周围表示自己“对维熙他们这一代意气风发的作家，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的希望，希望他不断写出好作品……！”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寒冬，丛维熙到津看望孙犁说：“文革中我骑自行车，行程200多华里来到天津，想看望您，但到了您的门前，又未入屋，怕您受到我的牵连。”孙犁听罢哈哈大笑，回答“那时候，我正挨整，你来的话算是一对黑儿，别的我不敢保证，请你喝粥吃烧饼，绝对做得到！”1954年初冬，正在保定一中读书，年仅18岁的韩映山到剧场听孙犁讲写作知识，当了解到眼前这个中学生就是小说《鸭子》作者时，孙犁非常高兴，主动找到韩映山，与他切磋创作技巧，还针对韩映山的作品说：“我给你改了一个细节，你没意见吧？以后我们多通信，你给我写了信，我一定复信。”自此孙犁与这个深羡与学习荷花淀派的知名作家结谊一生，韩映山病了，孙犁前去看望，韩映山有了新作，孙犁第一个读，提出修改意见，心交神往四十年，两位在中国文坛的师生情传为佳话。
长篇小说《苦菜花》作者冯德英评价孙犁“我几次见过孙犁，每次见面他都十分关心我的创作情况，并给我讲许多做人的道理，我深受感动，更觉得孙老像父辈一样地关怀着我，他对一些年轻作家也是如此……”
作家贾平凹说“在我不认识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接连为我的散文写了评论的是孙犁先生，我一生专门去拜见的是孙犁先生，二十多年里孙犁先生一直在关怀着我，给过鼓励，给过批评，他以他杰出的文学作品和清正的人格使高山仰止……”
曲曲数千字，点点轶事珍闻，定然不能全部展现孙犁一生的情感历程，但成语“见微知著”似能鉴证我这个文学后人对大师的崇尊之意，与学习他为人做事的拳拳之心，有时我想，做为衡水人、安平人，孙犁的名字本身就是留给我们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和一张中国唯一的文化名片，如果我们放之不用，真可谓难以言喻的损失，以是言之，惟愿我们这些孙犁故里的后生们，早一点开启研究学习孙犁大师的聪智之门吧！
（作者王彦博，孙犁家乡河北省安平县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