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晚上，只播了一集的电视剧《白鹿原》就被停掉了。

陈忠实曾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写一辈子小说，到死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一部能够垫棺作枕的书，好像棺材都躺不稳。”这话头里有一种老手艺人对待自己手中活计的敬意和野心。于是，陈忠实历经六年终于写出了可供“垫棺作枕”的《白鹿原》。

这部书从出版以后几十年来一直话题不断。至于电视剧为何被停播我们一般得不到官方的正确答案，但是可以从新时代的价值观上去分析下本书的灵魂人物白嘉轩：一个在那个时代顽固腐朽、醉心于维护时代停滞不前的大男子主义存在。

正如女性解放的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水平一样，人们对女性的不同态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尺。古老的中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从传统到现代转型，女性渐渐受到尊重，也接受了新思想新知识，男女平等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

但是在白鹿原这个偏僻落后的世界中，时代的风雨的侵袭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耕读传家与学为好人仍旧是大多数人追求的人生理想，表面上仁义和谐、井然有序的背后一样是男尊女卑的父权统治。不论是体现传统文化人格魅力的白嘉轩，冷先生，朱先生或是代表着儒家文化负面精神而为作者所放逐的鹿子霖，他们的价值理想与人格追求虽迥然有别，但在对女性的态度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白鹿原》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而白嘉轩这个族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程度最重的那类“直男癌”式人物。

白嘉轩忠实地体现着儒家修身齐家的文化理念。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动荡不安，他的人格操守与人生信念都始终如一，并按照自立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办法理好族事。然而在这样一位讲仁义重操守的族长的内心世界中，惟独没有女人的位置。

小说开篇写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不是说娶了这七房女人，作者还细致交代了这七房女人如何死去后成全了白嘉轩的下一房婚事——显然，这些女人犹如过客般在白嘉轩的生命中短暂的出现，就是为了证明他雄性力量的强大，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却被忽略遗忘。

比如三姑娘。三姑娘出于对性的极度恐惧在新婚之夜可怜兮兮地乞求他饶命，这不仅没有引起他的同情，反而伤害了他的自尊，一个健康美丽的女性生命远没有胜过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她给三姑娘造成的精神创伤直接导致了他的惨死，而这些显然并不影响白嘉轩继续娶下一房媳妇。

这是一种多么腐朽和落后的价值观！这个比方可能不说很恰当，同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比白嘉轩早几百年的贾宝玉，就已经有了十分先进和难得的尊重女性的观念了。再者，如果把白嘉轩换成任意一个女主角，这样的经历恐怕要被唾弃万年都不够。而书中的白嘉轩，就莫名其妙地有着这样的特权并且坚不可摧。

这样一个直接或间接扼杀女人生命、感情的封建家长却被作者作为理想的“人格神”对待，作者浓厚的男权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灾荒年月，白嘉轩的儿媳妇无以为生时，他只管孙子的结果便是儿媳被活活饿死；为白家带来三个儿子和钱财的妻子仙草，在临终之际想见到儿女一面。这个要求很不合理吗？白嘉轩却是坚决拦着，拒绝的根本原因在于儿女让他在白鹿原丢了面子。就算是退一万步，他认为的儿子给他丢面子的成长结果也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吗？用我们现代的眼光去看，白嘉轩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正确而且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和他相悖的观念就要统统被封杀——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也不允许你有说话的权力。

所以，他除了捍卫者自己的腐朽落后之外，还顽固的与新生力量和思想做着斗争。女儿白灵因反叛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他立即与其断绝父女之情，从此不允许家中任何人提起她。这看起来真是竖起了大家族家长的威严，却和时代倡导的争取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思想格格不入。我们不仅要思考，书里的时代究竟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白鹿原的人们只经历着时间的流逝，骨子里的思想却还在茹毛饮血吧。

田小娥与黑娃自由结合，他不仅不让其进祠堂拜见祖宗，千方百计劝说黑娃抛弃田小娥，且田小娥死后他凭借自己的权利与威望将她的阴魂置于镇妖塔下永世不得翻身。在对白孝文的诱惑中，田小娥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白孝文也并非全是被动与无辜。在鹿三将田小娥杀死之后，作者明确地表明在自己的鲜明的情感态度：白鹿原乃至整个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以这样的结局终结了一生。

这口气，真是说不准是喟叹还是罪有应得的盖棺定论。

白嘉轩研究了白鹿村的家庭后也得出过一个结论：男人的一生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遇上什么样的女人。所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烂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粘浆子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筒子。照这么说，难道要得出一个白鹿原上的男性都没有独立理性正常生活能力的结论吗。好像也确实如此。

看来，陈忠实和许多男作家一样，他写女性主要还是为衬托男性人物。他们诞生、成熟、堕入歧途；或走上正路；然后女性就被弃之一边或索性被勒令死去。看上去死亡是女性一生中的高潮了，但在男性作家给予女性的这条最好出路中却暴露了他们的冷漠。

女性在作家笔下没有获得独立的艺术生命，却沦为一种衬托男性堕落与伟大的工具，在两性问题上贬此褒彼的情感倾向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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