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第一章 释 义

当我把“世界中央权力”这个概念推给读者时，我必须首先对这个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和充分的阐释，因为我非常担心它被冷遇、被嘲笑、被弃置。如果读者朋友读完本章后，认为“世界中央权力”是一个值得关注、探讨的命题，那么本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第一节 权力定义、另类权力、思想涉及

世界中央权力，即世界最高权力，具体即指统治我们这个世界的政权。显然它是一个权力系统，相当于（并非“即等于”）当今任何一国的国家政权。如果要给这个权力下定义，那么，它便是为让人类摆脱危机，为给各国谋出路，为追求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理论探讨，科学论证，平等协商，采取和平、民主的方式，在完全保留世界现有民族国家存在格局的基础上，顺应世界求和平、求发展的主流，以世界统一为基础的、有“世界宪法”作保障而形成的一整套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政治支配性的强制力量。这样，作为一个具体而具有明确内涵的概念，“世界中央权力”就非常好理解了。

笔者将这个概念输入到若干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时，虽也搜索到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相关结果，但发现不了一项有效结果，即搜索不到一个与“世界中央权力”这一概念相同或同类的词条，说明这个概念以前似乎没人正式提出过。笔者现在之所以把它提出来，是认为实现这一权力，对于我们全人类，对于我们国际社会，太迫切、太重要了。

一、另一类权力的观念形态

“世界中央权力”这一概念或无人提出过，但与此一概念或“世界最高权力”的概念相同，但在内涵上不是一回事，具有本质区别的另一类的权力观念却并非不存在。

由于迄今为止的人类世界和国际社会基本上处在一种散乱而自由的状态下，因此掌握足够强大国家权力的政治人物就可以对他们的权力进行充分想象，也可以奉行扩张政策，对他们的权力作无止境追求，或可对试图管控、控制这个世界和社会的权力进行充分想象，作大胆追求，于是他们的头脑中也会产生一种“世界中央权力”或“世界最高权力”的观念，因为这种想象和追求的尽头就是彼一类的权力。这样，古往今来与笔者所要论述的此一权力似是而非的彼一类权力的观念在世界政治领域大抵就有以下五种不同形态的存在。

1．中国古代帝王头脑中存在其模糊形态

较早的彼一类权力的观念形态可到中国古代帝王的头脑中去寻找。中国古代帝王虽不知世界有多大，但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那个无边无际的“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的王权便是世界中央权力或世界最高权力。这样，那个尚未被弄清地理范围的世界中央权力或世界最高权力的观念便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

显然，中国古代帝王头脑中的彼一类权力观念在地理界限上是一种模糊形态。而且，他们中从未有人想到一定要廓清自己这一权力的地理边界，并实质性地去占领界内所有的范围。亦即——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帝王中从未有对外扩张不已者。他们没弄清世界地理范围时，未对外扩张不已，弄清了世界地理范围时更未对外扩张不已。

对外扩张不已，必然有这么三种行为标志：一是会不断地以占领土地为目的对外用兵，二是会立刻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建立政权，屯兵驻守，三是会在新的领地上征税。

另外，还可能有这么两种行为标志：一是君主率军亲征，二是在新的领地上强推自己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派别信仰。而中国古代帝王，包括秦、汉、唐三个有代表性的强大帝国中最具威名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都基本没有或根本没有这么几种行为。中国古代帝王基本上都是在大体上的华夏地理范围内折腾来折腾去，对“外夷”“远人”主要是防守——被动防守或积极防守。

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元、清两朝的涉外行为稍作说明。该两朝从民族视角看，均是与汉民族有一定融合度的中华民族内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元是征服华夏域外、域内诸政权后融入中国封建政权序列的一个政权，清是华夏域内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的统一。

在欧亚大陆横冲直闯、大肆扩张的乃是元之前的蒙古帝国（汗国），其主事的大汗铁木真（成吉思汗）等并未到中国来做过一天中国的汗，只是铁木真在死后38年才被其孙忽必烈追尊为元朝的“圣武皇帝”，于是其“成吉思汗”的大名也随之进入中国的帝王序列，并赫然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齐名。若谓中国与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扩张行为尚有关联的话，那便是当时中国全真道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与成吉思汗在中亚的一次“一言止杀”的相见。①且蒙古帝国“入中”前实际上已分裂成若干个互不隶属的汗国，“入中”的只是忽必烈的一脉。忽必烈征伐日本也应是蒙古帝国的“扩张惯性”使然，其用兵之前向日本遣使送国书时距改国号为元尚有5年，国书开头即自称“大蒙古国皇帝”。这个帝国“入中”定型后其原有的扩张性也随之消失。

清入关前后对蒙古诸部（如准噶尔）武力或非武力的统一属中华民族的内部统一，因女真族与蒙古族、汉族与蒙古族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分合争斗。清朝对沙俄的几次战争才属涉外用兵，但都是反击性的，反击获胜后并未继续对其用兵，而是在双方可接受的基础上签约休兵。清前期版图虽较以前有较大的扩展，但这是在统一战争中的连带扩展，即在将域内各政权（特别是蒙古诸部）业已形成的版图一并划归时的扩展，这与刻意对外扩张有本质区别。

中国古代帝王未无限度地对外扩张，并非皆无实力和机遇，从历史的共时视觉上分析，上述三朝强盛时从陆上对外扩张完全可能，其后的明朝从海上对外扩张也绝对可能。倘遂行无限度扩张，其版图不应止于其既有，世界历史绝对会改写。至少，阿拉伯帝国不会有机会扩张到中亚，蒙古帝国难有机会兴起，沙俄不可能向东、向南长驱直入，“发现”新大陆的不会是哥伦布，第一次环球航行的不一定是麦哲伦，获得海外大片领土的可能不是西班牙、英国等西方列强，而应是大明帝国。

中国古代帝王未遂行对外扩张，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就“老实”“本分”，乃是因为：一与中国“农耕大陆”及“三围屏障”的地理环境有关，二与中国特有的涉外文化、非战文化有关。

因以农耕为主，所以中国古代统治者认为要护卫的主要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范围内的农耕领土；因大陆范围大，人口相对少（如上述三朝人口最多的唐玄宗时不过8000余万人），所以并不感到土地资源紧缺。华夏土地，西有高原，北有大漠，东南有大海，在当时庶可形成一个较大的三围屏障，有一定的安全感，所以皆以防御为主，秦汉逐匈奴、修长城，唐代建安东、安西、安北(另有北庭、单于)、安南都护府，在国之四境扎篱笆，体现的都是一种积极防守与被动防守的政策。

中国传统文化讲王道，讲仁义，讲道德，讲兼爱，所以涉及对外的思想、主张也一应如斯。孔子对外夷主张怀柔：“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孟子明确反对以掠夺土地为目的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3〕老子更是反对战争，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4〕墨子特别反对进攻性战争，撰有《非攻》专论，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5〕，还徒步“行十日十夜”赶到楚国首都郢，力阻楚王伐宋〔6〕。在这种文化传统的浸润下，中国的统治层内及知识分子阶层都生发出了强烈的反战、反开边情绪。这种情绪在《诗经》、汉乐府、唐诗等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秦、汉、唐的对外战争一刻也未离开这种情绪。秦时逐匈奴、筑长城的蒙恬及其弟蒙毅被陷害后，司马迁对蒙恬的指责——说他“阿意兴功”而“筑长城亭障”是“轻百姓之力”，“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7〕——正是这种情绪的体现。汉武帝后期，“汉兵之岀击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8〕，认为得不偿失。武则天想讨伐吐蕃，麟台正字陈子昂不但上书谏阻，而且还写诗讽谏：“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9〕唐玄宗用兵吐蕃（一说用兵南诏）时，认为“立国自有疆”的杜甫写《兵车行》，极言战争的残酷与对农耕生聚的伤害，并指汉武帝而骂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后来，郑和文化与商贸性的下西洋举动也作为弊政被废除了。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统治者虽有以“中央之国”自居的盲目优越感，但也敢有四海一家、华夷一体的单方面的开豁心怀，所以中国古代稳定强盛时，与诸邻百国皆能通好（只是在乱弱时才被侵扰、蚕食）。中国古代统治者似乎并不感到“天下”还有着严酷的丛林法则，大都认为，只要占据了“中央之国”，也就占据了“天下”，其他地方即使为外夷所占据，但仍然是“我”的。倘对其有所“羁縻”，更是心满意足了。这说明他们对其所谓中央权力或最高权力的实现与存在方式，在认识上也是模糊的。这一模糊的观念形态应该一直延续到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虽也彰显了明朝的国威，但从此中国皇帝应已知道“天下”其实大得很，并不都是自己的。等到晚清挨打时，更何谈世界中央权力、世界最高权力!

然而，此前中国皇帝头脑中“天下”权力，即世界中央权力或世界最高权力的观念形态，尽管是模糊的，但毕竟还是存在过。

2．欧亚大陆上曾扩张不已的帝王们头脑中存在其清晰形态

较早的彼一类权力观念的清晰形态，可到欧亚大陆上曾扩张不已的帝王们头脑中去寻找。这个叙事过程应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而弄清世界的地理范围之前，第二阶段是这之后至二战爆发前夜。

第一阶段彼一类权力观念形态的清晰只是指有关帝王们对彼一类权力在追求目标上是清晰的，而有关彼一类权力的地理边界仍然未知，因而在其头脑中同样是模糊的。第二阶段彼一类权力观念形态的清晰则既指有关帝王们对彼一类权力在追求目标上是清晰的，也指他们对彼一类权力的地理范围在认知上是清晰的。亦即，在这两个阶段中，在欧亚大陆上，有不少的帝王对外扩张不已。这只要用上述三种“必然有”和两种“可能有”的行为标志逐一检视其中一些主要帝国及其相应帝王们的涉外行为表现，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比如，在第一阶段，遥远的波斯帝国，在那么原始生产力的基础上，在不过二百余年间，竟从一个偏居于伊朗高原东南一隅的小王朝，一下便扩张到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每得一地即建一行省，设一总督治理，对每一行省都规定其具体的税费数量，把琐罗亚斯德教定为国教并极力推行于新的领地，从居鲁士到大流士，皆生命不息，率军征伐不已，完全符合对外扩张不已的行为标志。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等，更没有一个主动、自觉地停止过对外扩张的步伐。

再比如，在第二阶段，西班牙帝国，既在欧洲大陆上以长矛、火枪步兵方阵称雄一时，又让探险船队开辟新航线、环地球航行，从而“发现”新大陆，探明世界的球形形状，从而率先大面积占领海外殖民地，率先进行全球性扩张，显然是一个扩张不已的帝国。这一阶段中后来居上的大英帝国对海外扩张和全球性占领更是达到了巅峰。有人说大英帝国最接近于统一全世界，这话有几分道理。这说明这些帝国相应的帝王们皆曾对外扩张不已。

这些帝王对外扩张不已，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不老实”“不本分”，乃是因为：一与欧亚大陆“限而可通的三大区块”及欧洲西南部逼仄的地理环境有关，二与欧亚神圣文化兴旺有关。

欧亚大陆，北部东西以高原、平原为主，除低矮的乌拉尔山脉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阻隔，且广阔的地域因高寒而人烟稀少；中南部的东、西之间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印度河及河东的印度大沙漠，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或完全不可逾越的纵线；中部东有通、隔两可的大漠横亘，西有两山(阿尔卑斯山和高加索山)、两海(黑海和里海)断续阻隔。这样，欧亚大陆从整体上看，北部东西横通，中南部纵隔，形成既有限隔，又可部分联通的三大区块：一是北上大区块，二是东下半区块，三是西下半区块。三大区块之间，一区块和二、三区块之间既相限又相通，二区块和三区块之间则很相通。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三区块内的特点是续断续接、水陆可通：东西南北以高原、半岛、湖湾为主，气候温和或亚温和，基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阻隔。

所以蒙古帝国、沙俄帝国可在一区块内快速而无限扩张；蒙古帝国可从一区块向南扩张至二、三区块。所以二区块内临北的中国老是受到北方的威胁，而中国和印度半岛、中南半岛诸国基本不受西方来自陆上的威胁。所以三区块内无论是兴起于伊朗高原下的波斯帝国，还是兴起于亚平宁半岛和西欧平原上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抑或是兴起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帝国，其扩张动辄北至黑海、里海、高加索，东至帕米尔高原、印度河，西至大西洋，南则越过地中海扩张到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只是遇到不可逾越的撒哈拉大沙漠、阿特拉斯山脉才停下脚步。换言之，在这个限而可通的大范围内外，一些有能力的帝国是可以横冲直闯的。扩张未遍及者，非其不为也，而不能也。

与此相反，在欧洲西南部，从伊比利亚半岛到英吉利海峡两岸，要么被海洋半包围或全包围，要么与东边的大陆文明紧逼相对。而在这个逼仄的范围内，文明发展程度又比较高，于是土地资源显得十分紧缺。在与大陆文明碰撞互有损伤而难以向东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受到东边大陆军事威胁、贸易被封锁的困境下，这里人们的眼光自然就转向了西边的海洋。同时，欧洲中世纪后，科技发展迅速，航海业日益发达，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纷纷到海外谋出路。这也就是15世纪后欧洲列强向海外扩张的重要原因。而这一时期地圆说的兴起、探险家的探险精神、西班牙王室的战略眼光，让新航线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地球形状的确认得以实现和完成。这也就使这些列强在海外扩张不已成为可能。

欧亚大陆上神圣文化兴旺也是一些帝国扩张不已的重要因素。欧亚大陆上的宗教文化异常发达，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及早期的祅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萨满教等皆发源于此，并都在这块大地上发展、演变。其中三大宗教演变成了难以胜计的分支派别。这些宗教文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净化灵魂、劝善惩恶、扶正济困、和通社会等意义，但不少都有一个共性，即神圣化的自我标称，皆认为自己是最神圣的或是最神圣者的代表，其他各方人等都应服从我。否则，神圣的我或作为神圣代表的我，就要讨伐你。上述绝大多数帝国都是借助这样的文化不断招讨、不断壮大、不断扩张的。

对外扩张不已，头脑中自然就存在彼一类的权力观念，而且，神圣化的自我标称，本身就是对这种权杖的虚拟拿捏。显然，他们开始追求彼一类权力了。由于追求彼一类权力的目标明确，于是他们头脑中彼一类观念在追求这一层面上就呈现出一种清晰的形态。只是到了第二阶段，相应的帝王们头脑中对世界范围的认知也清晰了。当麦哲伦的助手埃里·卡诺及所剩下的18名幸存者返回西班牙，告诉卡洛斯一世“世界是圆的”时，卡洛斯一世“憧憬”过这个圆形的世界没有？因无确凿证据，很难作出肯定与否的回答，但他后来一句“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的话所吐露出来的那种对全球性占领的豪气与惬意，却让我们对这一提问作出肯定回答时有了推测的理由。倘这一推测是合理的，结论是正确的，卡洛斯一世便是“憧憬”这个具有真实地理范围的彼一类权力的第一人。而大英帝国鼎盛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对世界权力的憧憬应该就无须推测了，而且还可认为她头脑中的彼一类权力观念形态是最为清晰可感的。

不过，二战之前，这些帝王们的对外扩张总体来说还只是一种对世界“尽量占”的趁势而为，有预谋、有步骤地正式追求世界彼一类权力，其实他们都还没开始。

注释

①据《元史·释老》本传载，丘处机于公元1219年，应成吉思汗“诏求”，赴西亚与之相见，途中便“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历四年，既见，“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太祖（成吉思汗）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并“命左右书之，以训诸子焉”。后清乾隆帝为处机修白云观，并为题楹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待续）